1703017439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1703012698]
1703017440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基层：空、穷、弱、散
1703017441
1703017442
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国民党“六大”所做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42]中、上层暂且不论，此处仅就下层情形略做分析。
1703017443
1703017444
据国民党人的自我检讨，“下层虚弱”主要表现在“空”“穷”“弱”“散”等个方面。
1703017445
1703017446
“空”，指基层组织空虚，县以下组织大多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连机构亦不存在，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43]县党部对省党部敷衍，省党部又对中央党部敷衍。中央的命令“行到中层，便已变质，达到下层，竟成具文”。[44]基层组织空虚的另一表现，是人才缺乏。造成基层党务人才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才上涌，一是人才外流。基层党部留不住人才。人才上涌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都市化的时代潮流有关；人才外流，则是党权低落和党政失衡的结果。在当时人眼里，办党是一份权势有限且待遇菲薄的闲差。一般谋职者一时未能觅到适当的政府机关职位时，才退而求其次进党部。据称那时一个中学毕业生担任县党部书记长还隐然有屈才之感。中央政治学校最初本是一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的学校，但其毕业生大多竭力挤进政府部门而不愿入党部机关。即使进入党部机关，也想方设法跳槽出去。1939年，新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感叹：“党的各级干部都感觉非常缺乏，原因是过去在党里奋斗出来的许多干部，现在去担任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照理应该仍旧算党的干部，受党的指挥，可是事实上，离开党务工作，就无形的离开了党，因此党部以内格外觉得人才不够。”[45]
1703017447
1703017448
“穷”，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46]经费缺乏使一些县以下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在地方党、政、团机关中，以党部机关最穷，党工人员的待遇最低。以湖南省为例，1939年，县长月薪为220～250元，而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仅40～50元。[47]1945年，县长的月薪一般约500元，县三青团干事长最低月薪300元，而县党部书记长最高月薪仅240元。[48]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仅相当于县三青团的一个股长、股员或县政府一个事务员的月薪，其数额尚不足以维持个人每月的生活费。[49]除县党部书记长外，其他县党部委员以及县以下区党部、区分部委员均为无给职。办公经费，1945年，湖南各县三青团团部办公费每月5万余元，县党部办公费每月仅4000元。[50]按蒋介石的设想，县以下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并降低党务人员的待遇后，可以防止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基层党务人员不能不顾及生计，在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情况下，其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必然低落。[51]实际上，县党部委员实行无给制度后，大多放弃职守，连县党部每周一次的例会都不愿出席。[52]更有一些基层党务人员口出怨言，声称“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死了都买不起棺材”。[53]尤其当其待遇既不及政，亦不及后起的三青团时，党务人员心理更是愤愤不平。名义上“党权高于一切”，实际上党务低人一等。不少基层党务人员因受人蔑视而急切地想离开。
1703017449
1703017450
“弱”，指基层党部软弱无力，既不能指导政府，也不能控制党员，更不能领导民众。本来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与党的关系是仰承而非对峙的，党具有驾驭政府的法律地位，如控制有力，两者之间无论机构与运用，应能融成一体。在以党治政的体制中，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党部机关直接统制政府机关；一是党部通过指挥、控制在政府机关中的党员去领导政府。而国民党两者均未能做到。在地方，党部既不能直接统政，也无法节制和驾驭从政党员。党员不受党组织的约束和指挥。有人分析国民党基层组织软弱瘫痪的原因时指出：
1703017451
1703017452
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于睡眠状态，致党员不能与闻党事，也没有对党贡献意见与能力的机会。其所以成为此种状态者，并不是命令要它停止，而是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毫不解决问题，同时在事实上也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因此遂毫不能引起党员的开会兴趣，以致党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54]
1703017453
1703017454
区分部
1703017455
1703017456
除了“空”“穷”“弱”外，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散”。区分部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党规定凡是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的活动，每两周举行一次区分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谈，而实际上真正切实做到者少。1939年底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承认：“区分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要靠区分部的力量，但在事实上，本党区分部的组织，等于虚设。”[55]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谈到，在全国3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68%。[56]即使能按期开会者，其实际效果如何，亦成疑问。如执掌全党纪律监察工作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其机关之小组会谈亦徒具形式，了无生气。战时转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本来小组会谈办法已实行两年，监委会秘书处始终未作好，领导者无力，工作人员亦不用功，于是所谈空泛，毫无实际，甚至毫无常识。去年终竟有小组会谈决定不作工作之表示，如此委靡，再不振作，实无以见人。”[57]1944年，王再次在日记中申言中央监委会的小组会议内容贫乏无物，大多奉行故事而已。[58]
1703017457
1703017458
区分部和小组的功能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其实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点，即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通过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批评训练，党员之间也借以相互沟通、相互监督，最终使每个党员保持对党的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并使党组织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否则党员千万，也只是一盘散沙。长期主持国民党组织工作的陈立夫，本来很少对党务公开发表批评性言论，但在抗战胜利前夕，亦坦率地检讨说：“目前各地区分部，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即开会，亦无工作，无内容。党员虽挂名党籍，领有党证，而游离组织之外，与非党员有何差异？似此，数量虽多，仍系一盘散沙。”[59]
1703017459
1703017460
一位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过什么组织生活。”[60]很多党员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区分部和区分部书记，甚至区分部书记也不知道自己的职务。同一基层组织的党员彼此不识。另一位40年代曾在国民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工作过的国民党员称，他所属的“区分部很少开会，书记、委员、党员均认识不清，后来该区分部改选，因该会委员、科长等都不愿当区分部书记委员，因此便带有指定性的选举，结果我以二三票当选为候补执委，以后也没有开过会，其他人员均记不清”。[61]
1703017461
1703017462
1946年，一位名叫李建的人投书《革新周刊》，谈到他一位朋友的入党经历：此人几年前在重庆一机关做事时，适逢征求党员，机关未入党的人统统被收罗入党，他亦在内。党证发下来后，他从未被召集参加过一次党的会议，也未把他编入某一个区分部，因此也就未与党组织发生过任何关系。不久他调职，也不曾办理党籍移转手续。只有一张党证还能证明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再后党证遗失，他究竟还算不算党员，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了。李建说，像他朋友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现象。党员入党取得党证，既是与党发生关系之始，也是关系之终。李建还说：“党员数量虽多，但每个党员既不能从党得到一点什么，也不能对党有何贡献，党员与非党员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叫党如何不成为一个空壳呢？”[62]
1703017463
1703017464
挂名党员
1703017465
1703017466
城市党员如此，农村党员更为散漫。农村党员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是普遍现象。依照党章，党员交纳党费是其最基本的义务。北伐时期，国民党规定党员月纳党费2角，后又规定学生、工人减半，佃农、雇农、士兵、女工收铜元3枚。国民党执政后，各级党部经费由政府拨充补助，党员每月应纳党费的义务逐渐被淡忘。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重提“党员必须交纳党费”。[63]蒋想以交纳党费来加强党员的组织观念，但收效甚微。蒋在194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本党自从执政以后，仰赖政府已成习惯，对于党员向不征收党费。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所没有的现象。”[64]
1703017467
1703017468
组织涣散本是国民党与生俱来的痼疾。即使在北伐时期亦未能明显改善，执政后组织更趋松散。其时人们讥笑国民党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是只在填写志愿表和登记表时20分钟的关系。[65]党员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入党。[66]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与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党组织很少有事找党员，党员也很少有事找党组织。多数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移转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惩处。人称挂名党员。1947年，程思远在检讨国民党组织时指出：
1703017469
1703017470
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绝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因此，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作坊、铁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任何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这样的党，不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所以今天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之上，而是靠武力来支持。[67]
1703017471
1703017472
党纪荡然
1703017473
1703017474
虽然在形式上，国民党制订了系列的党纪党规条例，对违反者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记过乃至开除党籍等处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党纪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力。对大多数普通党员而言，党籍并不能带来多大实际利益。普通党员既无政治晋升机会的优先权，也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特别是当党员征收愈趋愈滥以后，党票更变得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党纪的执行对普通党员毫不具有威慑力。1939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谈道：
1703017475
1703017476
如果用开除党籍的方法来处罚他，那末他正中下怀，于是他把心一横，认为开除他，倒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乐得不做党员；如果用记过的方法，他更漠不关心，让你多记几次，他认为也没有关系，甚至以为就是开除，也不过是这一回事。所以象这种记过和开除党籍的方法，今天应用起来，是再笨不过了。[68]
1703017477
1703017478
由于各级党组织不能干涉政府机关的人事行政，党员即使受到党纪的处分，也不影响其在政府部门的职位与工作，有的在甲处受到党纪处分，照样可以在乙处机关工作，甚至有的在党内受处分，却在政府机关被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党纪形同具文，从政党员睥睨党组织，甚至与党组织作对，党组织徒叹奈何。1940年，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有代表指出：
1703017479
1703017480
查党员不出席区分部党员大会及小组会议之惩戒办法，中央业有明白规定，惟因限于党纪处分难收实效，甚至开除党籍亦所不惧，致党纪处分有时而穷。此种情形，尤以行政机关公务员及公私立学校教职员为最显著，证以过去开除党籍之党员，往往于其本身之职业与工作不发生影响，故党纪处分之效力等于废纸。[69]
1703017481
1703017482
按国民党总章规定，开除党籍即等于褫夺其任官之公民权，亦非撤职不可。但真正做到者甚少。
1703017483
1703017484
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掌政权后，必有大批追逐名利者混进党内，同时原本纯洁的党员也容易受到权力、金钱的侵蚀而腐化。鉴此，一个富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政党，一般都要定期清理门户。如苏俄共产党在1917年取得政权后，于1919年举行了第一次“清党”，有2/5的党员被淘汰。其后，俄共大批吸收新党员。两年后，又再次“清党”，又有1/5的党员被开除。前后两次共计开除党员20多万人。[70]国民党在1927年也举行了一次“清党”，但国民党的“清党”是对外，而非对内，是“清共”，而非“清国”。国民党执政后，从来没有进行过全面性的整党和“清党”工作，只举行过两次重新登记。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战前数年间，受处分的党员总计5500多人（参见表13-4），内中被开除党籍者数百人，被开除党籍者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有共产党嫌疑者，一类是反蒋人物。事实上，30年代历次反蒋运动中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物，一旦与蒋达成妥协，其党籍又随之恢复。故战前实际被开除党籍的普通党员甚少。
1703017485
1703017486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党纪的执行力度反趋弱化。战时为了加强党纪而增设了“党员监察网”，规定每一区分部举党员1～3人为监察员，负责调查监督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如有背叛主义、违犯法令及不遵守纪律等行为，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71]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战8年间，数百万党员中，受惩戒的总计不过3400多人，其中永远开除党籍和开除党籍者1600多人（参见表13-4）。被开除党籍者，90%以上是因为叛国附逆。换言之，战时只要不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就基本上不会被开除出党。事实上，即使充当汉奸亦未必被开除出党。如1941年，就有12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分别仅受到注销党证、停止党权和警告等处分。1942年，有3名叛国附逆的党员只受到注销党证的处分，另有5名叛国附逆者甚至免予处分。[72]另一方面，在战时被开除党籍者中，有的是因为自动请求脱党。如1940年1月，福建省平潭县党部向省党部呈报：“何义明延不履行报到，自愿脱离党籍，附党证一枚，请察核注销。”省党部复称：“呈悉，查党员自愿脱离党籍，应依照《党员及党部处分规程》，以违背党纪论，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73]
1703017487
1703017488
表13-4 国民党党员受惩戒统计
[
上一页 ]
[ :1.7030174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