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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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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革新与自省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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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对国民党党政弊端的激烈批判，其出发点是想挽狂澜于既倒。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不为功。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平均每6年要改组和更改名称一次。而1924年以后，国民党已有20多年没有进行过革新和改造。故革新分子主张，国民党要起死回生，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和更张，并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成败兴亡的最后关头，不革新必覆亡。亦因为此，革新分子们对国民党的种种积弊给予了毫不隐讳的揭批。这种体制内的深刻自我反省，其力度和准确性在国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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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新周刊》创刊一个多月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面世。后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其言论代表了40年代后期国统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将两刊做一对比就会发现，虽然两刊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立场判然有别，但在揭露国民党弊端方面，《革新周刊》言论之尖刻直露，与同期的《观察周刊》几乎难分伯仲。[90]当然，《革新周刊》所代表的是一小部分不甘坐视国民党灭亡的中下层国民党人的自省立场。正因为此，革新分子们认为，国民党的主义仍是中国最好的主义，其他各党各派的政纲皆未能超越三民主义。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命运仍需要依靠国民党来主导。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曾以17年的苦斗而推翻了帝制，又以17年的苦斗而推翻了北洋军阀，再以17年的苦斗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只要重新唤起革命精神，就能获得新生。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化与一党专政体制无关，因为苏联也是一党专政，但没有腐化。国民党的腐化，是因为没有力行其主义。他们也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所愤慨的是像政学系那样的官僚政客占据高位。他们并不怀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治体制有什么缺陷。故他们批判的目标只局限于国民党党治的现状，而不涉及国民党党治体制。而以《观察周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更值得质疑。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时候，革新运动分子却在叹息国民党训政理念的落空。1946年1月底，当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初步拟定以结束国民党训政和改组国民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协议公布后，革新分子们表示强烈反对。故在当时一些人的认知中，革新运动分子是国民党内的右翼保守分子。今天看来，当年的革新运动实际上具有保守与改良的双重面相，是在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前提下发动的一场体制内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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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革新周刊》停刊。革新运动亦宣告结束。关于革新运动寿终正寝的原因，据易劳逸的分析，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革新运动的成员对运动没有取得具体成果而丧失信心；二是革新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91]革新运动在第一阶段局限于少数国民党少壮中委，他们个人虽不无斩获（通过选举当选为中常委），但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除了革新座谈会的几场清议和《革新周刊》的一番鼓噪外，别无多少实际成果可言。194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发起了一场旨在“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及行为腐化之党员”的“党员总清查”运动。这场运动虽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革新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但最终流为形式，各地党部实际清而不查，无论什么人，只要拿党证去登记，党部一概在党证上加盖“已参加党员总清查”的戳记。故当时革新运动分子也认为，“党员总清查”的结果与革新运动的原意大相径庭。[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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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裁的蒋介石对这场体制内革新运动没有予以支持和同情。尽管革新分子一再声称本党有优良的主义和英明的领袖，但他们反复抨击北伐以后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其最大责任者正是身为总裁的蒋介石；他们所猛烈攻击的孔祥熙、宋子文和一些政学系要员，亦是蒋所信任和依赖的左膀右臂；他们强烈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更彰显了蒋的独裁形象。诸如此类，均置蒋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故蒋对革新派的所作所为“十分不谅解”。如蒋在六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翌日纪念周上，即公开指斥革新派的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委。[93]随后，蒋多次训诫革新派只会空谈理论，而不知身体力行。[94]蒋还斥责革新派到处骂官僚，主张革新，其实本身亦是官僚云云，言下对革新派的动机和作为表示怀疑甚至愤慨。[95]据赖琏日后回忆，蒋在庐山曾召集他们进行了一通严厉的训斥。他们不得不宣告将革新运动立刻解散。赖琏等革新分子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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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分子们一再强调，他们发动革新运动的动机，没有丝毫私见和个人得失之心，也反复表白他们是超越派系的组合，并揭橥反宗派主义的旗帜。然而从运动一开始，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仍未能脱离派系倾轧的窠臼。倡导革新运动的成员中，确实汇集了CC系和三青团等多种党内派系力量，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暂时的联盟，是因为政学系和政协决议对他们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直接威胁，比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来得更为迫切。[97]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中，亦隐含着代际冲突的因素。革新运动分子大多是国民党内的少壮派和中下层的年轻党员干部，他们要求党内无分先后，无分地位，打破论资排辈，主张以新进有能力的党员替换旧的官僚政客的主张，均使人怀疑其革新运动背后的个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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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集团本是一个横跨不同派系的同床异梦式的政治联合。即使在革新运动期间，CC系与黄埔/三青团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未间断。特别是1946年9月召开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组党风潮，将党团冲突推向顶点。[98]他们以反派系主义相号召，自身却陷入党同伐异的派系泥淖中而不己赧。另一方面，以CC为首的革新分子们所激烈抨击的党机器的种种弊端，其首要责任者正是长期垄断党务的CC系自身。谁为为之？孰令致之？CC系成员显然缺乏自我批判的内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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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CC系的领袖，二陈兄弟更应该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积弱和缺乏党内民主承担责任。但在战后党政革新运动中，二陈兄弟并未遭到如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人身攻击。1946年3月28日，蒋介石命陈果夫接任浙江省主席，陈以病辞。蒋称：“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回复说：“现在中央谁做得好？”[99]而陈立夫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对多年办党亦有一腔费力不讨好的辛酸。他这样写道：“我办党务很久，人为的纠纷多，很麻烦，中国人聪明的太聪明了，不大肯合作。一个省党部中往往九个委员就分两派，常常不合作……我在党内协调，精力花费很大，时间糟塌很多，但看不出什么成绩来。我在教育部倒做了不少事，现在慢慢都发生作用了。党务搞了若干年后，还是一无所得。”[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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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的党治以失败而告终，而二陈兄弟显然都无意为治党的失败承担责任。作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曾一再以“亡党亡国”警示其党员。然而，党破山河在，党亡国不亡。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党治和治党所留下的历史资源十分丰富，值得后人去研究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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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下），《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期，第103～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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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介石：《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7月），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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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瑞霖：《再论党的领袖问题》，常乃德编《文武之时代性》，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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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约从1923年以后，定期召开的苏共党代会不再是一个审议党的政策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能变为对领导人的决策表示赞同的工具。其后随着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地位的日趋稳固，党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特别是1941年“十八大”以后，相隔11年才召开“十九大”。参见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第348、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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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3月31日，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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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中，CC系占有117席，内中已查明学历背景的87名CC中委中，留学欧美者39人。陈立夫早年留学美国，遂网罗了一批留美出身者。中统头目徐恩曾亦留美出身，外表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与军统头目戴笠的可憎形象判然不同。参见《国民党六届中委各派系名单》，1945，第20～22页；另见柴夫编《中统兴亡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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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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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廉回忆录》，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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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3月31日，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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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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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下），《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期，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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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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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8月7日，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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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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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8月15日，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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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10月15日，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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