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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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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军权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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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清党”以后，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又相继引发。党统之争、路线之争与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之争交相杂糅。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坐大，最终以军权控扼党权。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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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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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真正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国民党没有仿行。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党权在地方层级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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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国民党的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国民党中央虽有“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切实执行。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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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党员对派系的忠诚大大超过了对党的忠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蒋介石长期将党务组织大权畀予二陈兄弟，遂使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极度膨胀，并导致国民党党务资源由“公领域”向派系的“私领域”大量流失。一国之党蜕变为一派之党。在“党务派系化”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一种富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战前力行社和战时三青团即是“派系党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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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弱势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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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0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赴台养病，党内职务另择人代理。陈果夫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6]陈果夫的这一番牢骚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国民党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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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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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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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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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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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党员人数：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合计为862万。[7]三青团团员154万。[8]党、团合并后，国民党党员总数当超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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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9]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员、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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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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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另见《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1927年4月2日），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第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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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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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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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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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卷，第149、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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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咏平：《陈果夫传》，第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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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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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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