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9576
中国绅士 第1章 绅士和皇权
1703019577
1703019578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绅士”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阶级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作用。这里，“传统社会”是指公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1]崩溃之后，中央君主制权力下帝国的统一时期。绅士阶级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才能够理解它的特点。
1703019579
1703019580
这里所说的绅士阶级有时也叫作士大夫，“学者—官员”。虽然绅士阶级是和学者—官员群体密切地相联系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应该和后者有所区别。一个生长在绅士家庭里的人，并不一定能保证他成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学者或官员。封建制情形不同，在那个时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士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制的底层，但还是那个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拥有真实的政治权力。但是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政治权力不再共享了，而是被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在行政功能方面，君主需要助手。这就是他要的官。因此，官不再是统治者自己家庭的亲戚或成员，而是执行者——君主的仆人或工具。
1703019581
1703019582
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王位变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的斩获对象。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分配给君主的亲属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长于贵族家庭的人，就是一个平民。他没有机会做君王、接触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圣用品。正如一个女人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样，一个平民也不能变成皇室人员。但是当封建制度终结之后，任何人都能成为皇帝。因此，政治权力成为斗争的一个目标。这是吴晗写的关于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生活于汉王朝（公元前255—前207年），在观察汉朝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从那个时代起，为了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权力已变为一件值得争取的珍贵东西，是大人物的一种事业。
1703019583
1703019584
不幸的是，自从中国的封建结构崩溃以来，政治权力不再永久地在一定的家族内传递，并且至今从未发现过能以和平手段来取得它。我们一直认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方式是“手持大棒”，打内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我们不断地碰到暴君。少数人统治着群众。这种专制君主政体并没有因权力的传递和更换而改变。
1703019585
1703019586
在英国，当一个君主被杀掉的时候，君主力量的本身就受到打击。在一定时间内，君主的改变会导致人民权力的增长，并且政府的君主制仅仅是名义上的。但是，中国人民的静脉出了血之后，还是一小撮幸运的冒险家登上王位，像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他出身于一个底层的农民家庭，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如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官样文章时，我们发现的是一条王朝世系的连续线；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统治者的权威不断地受到内战和肆无忌惮的冒险家的挑战。
1703019587
1703019588
用暴力夺取政治权力是危险的。如果一旦成功，他可能成为皇帝；但是如果失败，他将被杀头，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还有他的整个家庭和家族。当他向当朝的皇帝挑战时，他被称为土匪和叛逆，受到军队武力的直接镇压。然而，用暴力得来的帝国，也可能被暴力所夺去。传说历史上曾有两次，皇帝把他们的王位让给了其他的人，这些人被认为是更好的统治者。但是对这些人来说，权力是贡献而不是索取。他们选择了放弃，而不是担负起责任。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皇帝在放弃他们的权力时是多么真诚，抑或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不过是复杂的政治阴谋的一种姿态或者是一个插曲。然而，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全部有文字记录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一个自愿放弃王位的例子。那些放弃王位的都是被迫的。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皇帝以马上夺天下，也以马上失天下”。
1703019589
1703019590
王位是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王位的继承人当然要世世代代尽力保持住。皇帝应该是仁慈的，他会原谅所有其他的罪行，但是不包括企图篡位的罪行。这是天下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任何读过明朝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那些威胁到王位的人，拷问记录似乎是通向地狱的记录。我被告知，地方佛教寺庙里的“十八层地狱”的模式，是对明朝实际所发生过的事的回忆。拷问、威胁是为了保护皇帝。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玩耍时曾叫道“我是皇帝”，我的祖母立刻叫住了我，说：“你以后绝不能说这句话。”对她来说，这绝不是迷信或者过分谨慎，而是对随便说话的真实危险的认识。至少根据传说，皇帝们曾经杀死了预言家们预示的某天会成为皇帝的儿童。
1703019591
1703019592
但是这种暴力的威胁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保护了君主的权力。正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有可能通过暴力来获得政治权力时，王位是有吸引力的。虽然那些当权派的野蛮行为可能使大多数人沉默下来，但是镇压永远不会完全地得到成功。因为对那些以帝国权力为重要赌注，不顾危险地企图实现其所有狂想的人，镇压不可能奏效。一方面，有些人将愿意拿他们的生命作赌注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有些人温顺地服从着。因此，人们可能要问，人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方面？
1703019593
1703019594
在君主统治下，人们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他要建造一个宏伟的宫殿、一座庄严的坟墓、或一条巨大的运河，他就可以下命令去做，而不必顾及人民。如果他要扩展他帝国的疆界，他就命令他的军队行动起来，不必顾忌人民是否喜欢这件事。纳税、征兵——这些都是人民的负担，并且是没有酬报的。那些生活在专断的君主权力下的人，将会理解孔子的话，“苛政猛如虎”。在中国，这种比老虎更可怕的专制主义政策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因此我们说，当老虎从笼子里出来的时候，惊恐的人们就被逼上梁山了。
1703019595
1703019596
被君主统治的人是没有安全的，我们可以说，政治暴君的威胁是用同样的分量压下来的，但即使这样也总是存在区别。富人能够出钱买到安全。例如，在中国传统模式的征兵中，有钱人是能够出钱免去服役的。像古诗“十五从军行”里描写的一个家庭的破裂是绝不会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内发生的。因此，正是贫民阶级出身的人成为政治冒险家。
1703019597
1703019598
富人的多占或不足，一定会得到他人的默许或反对。“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政治老虎发起攻击时，富人与没有财产的人相比较，更难以逃避。在这种情形下，财产变成了一种负担。在观察政治老虎的行动时，富有的家庭变得非常灵活。绝望的穷人可能会造反，变成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向皇家权威本身提出挑战。但有财产、有家室的人不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避免老虎的攻击。不幸，正如古话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那种时代，旅行是不容易的。一个人不可能逃到华盛顿或巴西去，也不可能在一个像香港那样的通商口岸，得到任何的国际避难。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来说，是无法逃跑的。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全面。我们知道，早年毕竟有一些人能够逃到朝鲜或者日本去。然而，普通人必须在这个社会本身的结构内找到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1703019599
1703019600
然而，在这个中央君主体系中，有一个弱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皇帝本人把持着权力，但是他不能凭一人之力管理这个国家。即使他可能不希望与别人分享他的权力，他还是需要在统治方面得到帮助，因此必须使用官员。这些官员和统治集团是没有亲族关系的，仅仅是起行政权力的仆人的作用，而没有制订政策的权力。在这个无效率的体系中，普通的人发现他有机会去找到他私人所关心的东西。
1703019601
1703019602
的确，在秦（公元前221年）统一之前，人们就企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这是在法家或者说是在左派思想流派的影响下去做的。从理论上说来，这个思想派别所提倡的体系是好的。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某种法律基础必须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商鞅作为秦的首相，企图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但是这个理论不幸地忽略了小小的一点，即有一个人——皇帝是处于法律之外的，并且这个疏忽毁灭了商鞅的整个体系。
1703019603
1703019604
商鞅本人因此而失去了性命。虽然在法律上商鞅是能够惩罚太子的——当太子只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但是一旦太子成为皇帝时，他就命令杀死商鞅。并且，商鞅本人建立起来的有效体系阻止了他本人的逃生之路。
1703019605
1703019606
如果最高当权者能受到法律的限制，那么，行政当局就能够圈住老虎。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点从未发生过。结果就是管理者（包括官员本身）从未寻求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然而，对立面是确实存在的。一方面是无效率和寄生现象，另一方面是帝国的遥控和皇帝的无为政策——这一点总是某种理想。而且这种政府的理想，一个“好皇帝”的理想，即只主持而不统治，是难以做到的。至于官吏关心的下一个最好的事情只是保护他们自身，为他们的亲属开后门，并且能够利用他们的位置作为屏障来反对皇帝的怪念头。在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之下，不仅要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保护他们的亲属和整个家族，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依靠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且也靠个人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向皇帝的权威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那些阶层较低的人的身上去。有产阶级企图使帝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失效，从而避免老虎的攻击。成群的官吏连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特殊阶级，他们可以免去税收和征兵的义务。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1703019607
1703019608
逃避被支配的命运，同时接近权力的泉源，需要一种高超的技巧。做官是不容易的，正如老话所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如果官员放松了对皇帝利益的支持，他就可能失去生命。当皇帝需要钱或劳力时，他必须积极地满足这些要求——他的任务是把负担转移到人民的脊背上。同时，如果这个负担对人民来说过于沉重的话，他们可能会造反，因此这个官员就会首先受到攻击，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官员必须有两副面孔：在人民面前穷凶极恶，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他们必须学会掌握分寸的艺术，要恰如其分才不会因为皇帝的狂暴或者由于人民的愤怒而吃苦头。中国官员的生涯被描写为是海上暴风雨时航行的特技。随着年龄增长而得到的经验使他们受益匪浅。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不要对我说官话”，这不是英语所说“对我讲真话”的意思。
1703019609
1703019610
在正常的时代里，做官是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在皇帝看来，一个官员利用他的地位自肥，意味着这个体系的腐败和他自己的财富的减少。因此，除非一个皇帝非常软弱，他是不会容忍这样的官员的。平凡年代的一名官员不会从官方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两袖清风”。
1703019611
1703019612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去做官？陶渊明的诗表达了这种感慨：为什么我要去做官？我仅仅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为什么我不应该回去种地？
1703019613
1703019614
陶渊明是一个典型的出世诗人，尽管他有才能有思想，但也曾经必须去“折腰”，去做官，而且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经济收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接受这样的位子，而不是快乐地待在家里？事实上，如果他用离开官场表示对官场的蔑视的话，他可能在当时成为一个“独臂翁”，这是要在“折腰”和“残废”之间做出选择的。做官的人有点像事前必须打预防针一样。就像打了预防针，人会有不好的反映一样，做官的人可能要冒没收财产，甚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一旦打了预防针之后，就可以免疫了。这个比喻不太确切，因为打预防针是使一个人有免疫力。但如果某人做了官，就可以保护一群人。结果是，某个时期内一群人共同去供一个人受教育，从而使他能够做官。俗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703019615
1703019616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某个家族或大家庭自然形成一个群体，采取行动支持他们成员中的某个人，使其变成一位学者，并且能够在官方考试中入选。一旦这个人做了官，整个家族将会依赖于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在朝里，就难于保护自己的财产。顾亭林是明朝的一名官吏，但是当政权转到满清时，他拒绝继续当官，放弃外出旅行，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他被迫派两个外甥去清朝为他的敌人服务。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可能有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官员不能分享皇帝的政治权力，但是在为君主服务时，可以中立和软化君主的权力，而不是支持之。当外甥在朝中时，舅舅就受到了保护，他甚至还搞秘密的叛乱活动。按照中国的惯例，官员们并不认真地为他们的政府工作，他们也不愿长期地做官。他们的目标是进入官府，获得这个等级的豁免权和财富。中国官吏在位时保护他们的亲属，但是当对于家庭的责任完成后，他们就会退下来。退休，甚至过一个隐士的生活都是他们的理想。退隐之后，他不再有任何责任，不再会提心吊胆，同时，从这位当官的人那里得到保护的亲属对他感恩戴德。现在，他需要的仅仅是心宽体胖地享受他的社会特权。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人将不会去抓权；他的孩子也不会想去做皇帝。他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社会体系的想法，因为这个体系于他无害。一旦下野，他可以享受一位地主的经济权力。
1703019617
1703019618
这就是我认为的绅士。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影响决策的真正的政治权力，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试图影响朝廷，并且免于政治压迫。统治者愈可怕，愈像老虎，绅士的保护色外衣就愈有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除非是依附于一些大家庭，否则是难于生存下去的。
1703019619
1703019620
[1] 译者注：这里说的封建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封建制的概念，也不涉及有关争论。这里仅是指柳宗元“封建论”中的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也许可以说，这是沿袭部落制度逐渐形成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以地方直辖于中央的郡县制代替。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一书的《论绅士》一文中说过类似的意思。
1703019621
1703019622
1703019623
1703019624
[
上一页 ]
[ :1.7030195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