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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双轨的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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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冲突发生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选择保甲的头儿——保长。保甲是一种执行上面命令的行政体系，但同时，它是指导地方公共事务的合法组织。在传统体系下，这双重功能的执行是由三个不同的群体所承担的：政府的仆人；“乡约”或地方代表和中介；地方绅士的头面人物。现在这三种角色统集于保长一人，并且由他们去执行假定总是被人民所接受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实际困难立刻表现在新体系的后果上。首先，社区内那些有特权的人通常不愿意接受保长这个职位。作为地方绅士，如果他们希望与官场保持平等的地位，就不会接受体系中这样一个地位，使他们地位低下，不能与官府谈判，而只能接受上面那些人的命令。事实上，作为中介而言，保长的作用只等同于那种“乡约”。而保长和“乡约”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乡约”是没有权的，而保长在法律上是同一层次的地方头目，他有权保存公款和处理地方事务。困难在于调解的功能和行政的功能混淆了。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保长是很有可能和地方绅士发生冲突的，并且在这种冲突中，保长将不再起政府和地方利益之间的桥梁作用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一个当地绅士的领袖接受了保长的位子，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不能再反对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了。因此，地方社区已经变为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现在，人民没有渠道表示他们对于中央当局的反对意见。当局势变得不可忍受时，唯一的出路便是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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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甲体系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区组织，而且也阻碍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它已经摧毁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安全阀。保甲的新结构也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自治组织工作。实行保甲体系唯一的后果是旧体系被简单地宣布为不合法的，它不再公开地起作用。这种后果造成了基本行政机构的僵局、无效率，甚至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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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而下的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执行政府的命令。通过保甲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更高效率。因为，当底部有一个僵局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在税收和招募方面，新体系的确更加有效了，但在所有地方的再建工程，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事情上，保长只是将命令放入文件堆中而了事。事实上，一般都承认，保管文件是保长的主要功能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一个好人，坐在保长的位子上，也很少有机会做出任何社会改革的实际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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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5章 乡村、集镇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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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绅士地位后，现在我转到他们在经济次序中的地位问题上来。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农村和城市在社区形式、经济性质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的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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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人口与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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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城市”作为社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难于回答的。美国人口统计局把一个有25000人的社区或者有更多的人的地方叫城市，而把有50000人居住、其外围郊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150个人的社区，称为大都市地区。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同意这个标准。事实上，这里不存在抽象的被普遍接受的标准。例如，马克·杰弗逊声称每平方英里人口有10000人的地区为城市；同时，瓦特·韦尔克司说，某地区的每平方英里有1000人就足以称为城市。虽然这些人所用的数字是不一致的，但都使用人口密度来作为不同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标准。这是可能的，因为在美国有密集人口的地方总是被组织为一个城市。但是在中国情形就不同了。例如，我的家乡江苏省平均人口密集超过了每平方英里500人；在山东是615人；在浙江是657人；有些省份的一些地方人更多，甚至能达到每平方英里6000人。如果我们应用韦尔克司的标准，这些地区都应被称为城市了。但这样做简直是没有常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即中国的情况十分不同于美国，那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标准？很显然，使用人口密度的标准是不足以区别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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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口的观点来研究城市和农村社区，所强调的不应是数量和密度，而是分配。我们看到，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中，人口开始时像细胞核一样，集中于某一点。核的集中地区可以称为城市，周边地区是农村。在人口密度以及相关联的核内的集中过程中，城市与其周围区域必然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挑出这一点，或者就是把平均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字来作为区别社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基础。假定有一个高度密集的人口聚居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为什么人口会集中在这一些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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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给自足的经济里，不论是游牧的或者是农业的，每个单位都可以依靠自身来生活，并且，其人口可能分散于一个领域。对于一个细胞核来说，没有形成经济中心的必然性，甚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经济的差别。在耕作中，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为了实际的理由，如便于工作和收获，我们会发现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安顿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的散居式，这在美国是普遍的现象。但在中国，除了一些地方，像四川山地，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生活着。虽然农田和生活区之间的距离很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起是有极大好处的。农业社区是容易遭到袭击的，对农民来说，最安全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家庭集中在一起，并在一个地方生产，这样容易得到保护，可能的话再用一道墙圈起来。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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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建筑的本身就可以看到人们对防卫的重视。在山区，村子通常是较小的，可能出现分散的家宅，带有它们自己的围墙，像是原始的堡垒。或者，如果见不到这样的结构，我们会看到房屋的外墙是没有窗户的，因此房子看上去完全是封闭的。在较大的村子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有墙围着的中心地带，必要时人们可以退到这里；在受外部攻击时，他们能够在那里储藏他们的产品。甚至在江苏比较和平、有秩序，我们称之为天堂的地方，那里河流的运输比道路更重要，每天晚上或在紧急情况下，河流都要用一道木栅封锁起来。但是这里房屋的形式不同，窗子经常是朝向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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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形式和范围有什么变化，作为一个自足单位的集合而没有功能差别或者成员间的劳动的分工，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村庄或农业社区，而不是一个城镇或城市中心。因此，村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组织类型。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而是按照它们的功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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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圈墙式的驻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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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墙式的镇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类型，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词的原本意义是“墙”，“围墙”，或者“防卫工事”。防卫建筑在范围和质量上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它们是为一个单独的家庭所建的，有时是一个村子的。但是，当“墙”这个词是指在较大范围内设计了一道墙或者防卫建筑时，就是为了保护一个政治中心。造这种墙是一件大事，是不可能只用私人的手段来完成的，它必须是一个大范围的动用大量人力的公共工程。建造这种高墙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有其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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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是政治体系中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里权力以实力表现出来。城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持权力的必要工具。结果，城的地点通常是由其政治和军事用途来定的。君主的代表所居住的地方通常必须有一道城墙来保卫他。每个县必须有一道城墙，那里正是皇帝代表所居住的。然而，有时当一个县无力建造一道城墙时，几个县的代表会集中在一道城墙内。换句话说，墙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衙门（官僚）。它清楚地说明了前几章的理论：中国君主的权力总是需要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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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我们可以看到在建造一个有墙的城市时，通常习惯于把部分城墙建在山顶上，部分建在平原上，因为这种建造的方式易于防卫。如果是建造在平地上，就挖出一道称为“池”（池塘）或“隍”（沟）的护城河（延伸说来，相对于统治这个地方的地方行政长官而言，在精神世界中统治着这块地区的守卫，我们称之为城隍）。很显然，城墙和护城河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被作为权威地位的象征。在城墙范围内，即便是北京和南京通常都有一大片可耕作的土地，在万一被围的日子里可以供应宝贵的粮食。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一个理想的城市是一个自足的城堡。即便是现在，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也可能会命令关闭城门。近来，就是在军事管制执行之前，北京还是每天晚上七点钟关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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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墙象征着安全，但墙内的人口可能不一定比墙外社区的人多。事实上，在云南通常可以发现有墙的镇在范围上要小于邻近的村庄。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被很好地保卫起来的镇是有吸引力的。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一个富人或者一个稍为富裕的人在中国从未缺少过安全。由于劳动的成本低，地主们不需要很富有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土地的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愿意把土地租出去，自己撤到有城墙的镇里去住。富人们的剥削是需要用政治力量来保护的，必要时，政治当局可以被用来为在外的地主收租。在云南有一支部队在某一时间内是被派出去收租的。正如以前所述，地主希望和官僚保持一种密切的私人关系。正是这种官场和有土地的绅士的结合，赋予有城墙的或有驻军的镇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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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墙的镇上的居民利用和发展了手工业。地主及其财富愈集中，能工巧匠及其奇技异巧就愈发达。成都的银器、苏州的刺绣、杭州的丝绸和北京的景泰蓝，都是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的手工艺品的例子。在某种较有影响的贸易中心的地方土特产品中，如皮毛和草药可能会发展起来。但是有城墙的镇不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中心，也不是为农民人口的需要提供服务的。以上提到的奢侈品不是勉强生存的乡村人民所能奢求的。生活在城内的手工艺人，像裁缝（住在大房子门前的地方，并为绅士服务）、木匠、药和补药的配药师、银匠以及所有其他人并不是为村民服务，而是为地主服务的，这有点像中世纪里为领主服务的艺术家和手艺人。因此，这些行政堡垒中心里的经济活动不是建立在生产者的产品交换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购买力之上。这些消费者的财富主要是来自对农村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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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租息里得到钱外，地主的收入是来自当铺、高利贷和米店的投资。有一次我问一个城里的居民，在这里是怎么借钱的，他告诉我，在城镇里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这种活动。他可能仅仅指大多数的城镇居民而已。借钱的贫穷农民最后为了还债，通常被迫出卖他们的土地。通过投机以及只是卖出买进，米店老板的投资就可能会增加。低价，他会买进米；高价，他会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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