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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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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到最后一种人口集中的类型——通商口岸。这里需要搞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城市是从通商口岸发展而来的，它们不仅不同于传统城镇，即市场镇和驻军镇两种类型，而且也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大都市。那些提倡中国城市化的人，通常说上海的地位类似于纽约和伦敦。这样一种结论是最大的误解。因为在中国城市和西方都市之间，有着实际的和非常本质的区别。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都市可以看作是一个广大经济区域的神经中枢。中枢的发展代表了内地的发展，因为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种关系，促进了不同区域的劳动的经济分工。但是上海不同。它不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区域中心，而宁可说是一个被政治条约打开的通商口岸。它是一个被西方打开的通向经济不发达的大陆的通道，而不是一个像纽约或伦敦那样的从它们自己的内地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城市。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是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冲击的结果。上海原来只是一个传统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小渔村。因为它已经变为通向内地的门户，它就完全地改变了，并且异常地繁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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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内地的繁荣，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一种互相发展，而是一种超级经济力量对不发达地区统治的方式。事实上，在很长一个时期，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外国移民是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地位的，中国当局不是事出偶然的话不能干涉那里的事务，因为它们在经济上也是和中国的经济相偏离的。一方面，它们作为外国商品进入的门户；在另一方面，它们像是无底洞，逐渐流出中国的财富。当我称这种通商口岸是“经济的无底洞”时，我的意思是它们基本上类似于驻军城镇，是消费者的社区，而不是生产者的社区。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会受到挑战，某些人会指出，商业是互利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必须由其他商品的输出而平衡，否则的话，贸易会停止。这可能适用于纽约，但是不适用于上海。诚然，上海输出的不仅是中国的原材料，而且当其他货物的输出不能保持贸易平衡时，也可输出金银。但是这些商品不是上海或附近工业区生产的，而是从农村得到的原材料。如果上海起的作用是将外国消费者和他们自己的产品相联系，它的地位可能类似于纽约或伦敦。但是事实上输出商品的生产者没有得到相等价值的进口商品。上海人收集了原材料，把它们卖到外国，并且自身消费了进口的外国商品。这种关系是非常类似于我前面叙述过的传统体系内的驻军城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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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商口岸和传统的驻军城镇有一种区别。后者消费的商品是当地或者至少是附近所生产的；而通商口岸消费的商品大多数是从外国进口的。通商口岸本身是受外国影响极大的一个中心，它非常有效地用外国商品取代了那些在家里生产的商品。因此，一种有钱的和有影响的新阶级——买办在中国产生了。部分外国商品进入内地城镇，但是主要市场是在通商口岸或国际租界。因为这些地方有相对的政治自由，收容了所有那些不能待在内地的人，它们事实上变成了各种各样难民的“大旅馆”。其实，那些人大多数是带了钱到租界里来花的。这些钱不是来自于通商口岸本身而是周围的农村。各种吸管把从中国农村吸出来的财富输入了这些口岸。很明显，拥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巨大人口的上海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都市，它不可能有一个自足的经济，而是依赖于农村的收入。这样，它只是一个驻军的城镇，一个依赖消费者和寄生虫的社区，而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类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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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都市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像纽约或伦敦这样的都市中心的。通商口岸是工业经济侵入了简单再生产经济占优势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结果。这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不应归入现代都市中心的社区。为了理解这种社区的性质，我们需要比现在做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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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第6章 农村生计：农业和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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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农村和城市地区是互补的，并且是互利的；另一种认为它们是完全相反的，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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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农村和城市社区当然是整个国家有必然联系的统一的两部分。农村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生产农产品的地方；同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那些城里人有赖于农村的食物供应。因此，城市社区是农村产品的市场。市场愈发达，所消费的食物价值愈高，农民的利润愈多。城市中心也是工业中心，它的原材料像大豆、桐油和烟草可能是农村地区生产的。这些工业原材料有时甚至比粮食的价值要高，因此是一种经济作物。当现代工业在城市发展的时候，其内地有机会按照土地的性质和其他条件来发展这种作物。另一方面，工业品及其他的商品供应超过了城市居民的需要，其中的大多数会流到农村去。因此，工业品和粮食之间不断地交换，这种城乡贸易的类型将会提高双方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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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乡互补的理论，一般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如果要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加强城乡经济关系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提高这些人的收入，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于城市的输出，并且在城市里发展中国的工业，扩大农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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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判断得出，中国城市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促进农村的繁荣。相反，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的。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最初几年，当时绝大多数的现代海岸城市被占领了，城乡区域的经济关系被封锁切断了，但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经济恢复——如果说不是繁荣的话。这似乎证明了中国的城乡区域关系中，对于农村是不利的。因此，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为了中国农村人民的缘故，城乡之间的联系愈少，对农村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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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以上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第一种理论适用于正常情况下的经济关系；第二种适用于中国现在的情况。让我们分析一下农村经济为什么在原本会使双方繁荣的关系的基础上失败了，并导致了农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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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土地分配和人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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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调查国家的经济衰退的原因时，最令我注意的是雇农户所经营的体系。当一个没有土地的人向别人租田的时候，他一般至少要把其收成的一半作为租息交给地主。这样的租息是否太高？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数目和总的收入是怎样的关系。我举一个村庄作为例子。在江苏的南京和上海之间，靠近太湖的一个村子，每个农民家庭所耕种田地的平均面积是8.5亩，相当于1.29英亩。稻米的平均产量是每英亩40蒲式，每蒲式67磅重，这在中国算是丰收了。因此，每个农民家庭在好年成时将生产平均51.6蒲式的稻米。每个农家的平均人数是4.1人，折合成食物消费的话，相当于2.9个男成人（已按照我们调整的Atwater的标准）。平均每个男成人吃7蒲式的米，或者是470磅的米，同时，每个家庭将消费20.3蒲式的米。除去总数中的消费数，我们只有31.3蒲式。照现在的例子，土地是租的而不是自己的，正常的租息是总数的一半，即25.8蒲式。在支付租息和保留家庭食用的需要量之后，所留下的米不会多于5.5蒲式。我们可以假定补充产品，包括手工业产品的价值，是相当于大约10蒲式的大米。因此在大米吃完，租息交清后，家庭能够花费的只有大约15.5蒲式的大米的价值。这是否足以生活？假定一个中国农民一般开支的分配比例如下：42.5%大米，42.5%其他开支，15%农业的再投资，这样除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外，一个家庭可能需要相当于20.5蒲式大米的金钱数目作为其他开支。如果一个家庭除了农业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将可能缺乏12.9蒲式大米的费用。这样的家庭为了生存下去，必须找到其他的收入来源，否则就会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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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农作物比较多，农民在付清租息之后的剩余会有所增加。但由于适于耕种的土地量很有限，而且在现有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农业的范围也受到农村家庭本身能够耕种的土地量的限制。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云南一些村子在一年的农忙季节中，一夫一妻两人只能种三亩地。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希望经营较多的农业，在繁忙的季节里他们必须雇用帮工或者用他们的劳动交换到别人的帮助。耕种土地的数量不仅要依靠效益，而且也要依靠劳动力。一般说来，一个家庭本身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是不会超过江苏农民平均耕作面积多少的。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本身是不可能种地的，他们通常是把土地分成几小块出租给雇户。因此，从管理的角度看，与其说问题是土地的再分配，不如说是耕作技术和组织方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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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使把一个村子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村民，在大多数情形下也不会增加很多平均耕作面积。比较西方的农业区，即使是所谓“有钱地主”所拥有的土地量，也是很有意思的。土地再分配不会减轻人口对农业资源的压力。有效的方法是减少农村人口。而且，如果因为土地的再分配不会增加很多农业土地，所以就认为人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福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按照我上面的陈述，如果江苏的农民不需要付租息，他们可能靠自身的生产生活得较好。平均每个家庭的农业收入和手工业的价值加到一起相当于61.16蒲式大米，其中将有20.3蒲式的米食用，20.3蒲式的大米用来交换消费所需的商品，并且有8.4蒲式用于农业再投资。这将使得他们保持最低的幸福标准，“不受饥挨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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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农村生计——手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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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佃农将不能依靠他们土地的产品维持哪怕是一种最低标准的生活。但佃农农业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为什么20年代或30年代以前与它相关的问题不是真的那么严重？我相信，农民经济的困难是很早就存在的，但是在传统的农民生活中，有一种因素阻止了地主和佃农的严重冲突。这种因素是农村的工业或手工业，如前所述，它可以作为农业收入的一种补充。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早在孟夫子的时代，农民们就被鼓励在他们的家宅中种桑树，生产丝。中国早期缺乏和西方进行商业交往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生产原料和生活必需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必需品不是在大规模的工厂里生产的，而是分散于数目众多的村庄里。除了一定地区的特产，像英国人所知的来自太湖之畔的一个小地方的“辑里”牌生丝以及龙井茶和景德镇的瓷器之外，还有棉纺，这些都是分散的农村工业，大部分是在很多农民家里进行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曾帮过我的祖母纺布，而且在我母亲的结婚礼物中就有一架织布机。事实上，这些生产者分散于各种家庭之间，这可能是改造过程的一种障碍，但却是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这样的家庭工业的附加收入支持了没有足够土地的农民，使他们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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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中国平均土地太少的农业问题上来。我们可以说，造成这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人口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们认为人口的增加是一种生物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他们也可能认为人口过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孔子主义的大家庭价值观。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从劳动需要的观点来看，这里还有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农业劳动是很有季节性的。在农忙的日子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去干活，这与农民的空闲时间是不同的。农忙和农闲时间里需要的劳动力，差别是很大的。实际上，村庄里的人是足够的，在现有的耕作技术下，人们能够从事于特殊活动时期的耕作。因此，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区的人口不是太多。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后期，一些村庄里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仅是由于许多人被征募了，而且还有一些人从家里逃走以逃避征募。除非农业技术得以改进，农业区的人口是不易增加的。而且，享受富裕生活的人一定是太多了。但是，即使农业短时期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额外的劳力没有工作做，结果造成了季节性的失业。我们是“养工一年，用在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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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多余的劳力可以从事手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使农业劳动力有用武之地，从而保持地方经济的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拿走所属土地收入的一半，人民还是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种情况使得地主把农村手工业的存在，当作一个可从佃农那里榨取更多东西的机会。但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真正的有机调整，包括了农业技术、劳动需要、人口范围、农业领域、农村手工业、租息数量和地主权利。只要这种调整给予人民一种“不受饥挨冻”的生活标准，传统中国社会就可以维持下去，而任何不能保证这样一种最低标准的经济体系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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