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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899 中国绅士 第6章 农村生计:农业和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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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01 对于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农村和城市地区是互补的,并且是互利的;另一种认为它们是完全相反的,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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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03 从理论上说,农村和城市社区当然是整个国家有必然联系的统一的两部分。农村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生产农产品的地方;同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那些城里人有赖于农村的食物供应。因此,城市社区是农村产品的市场。市场愈发达,所消费的食物价值愈高,农民的利润愈多。城市中心也是工业中心,它的原材料像大豆、桐油和烟草可能是农村地区生产的。这些工业原材料有时甚至比粮食的价值要高,因此是一种经济作物。当现代工业在城市发展的时候,其内地有机会按照土地的性质和其他条件来发展这种作物。另一方面,工业品及其他的商品供应超过了城市居民的需要,其中的大多数会流到农村去。因此,工业品和粮食之间不断地交换,这种城乡贸易的类型将会提高双方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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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05 这种城乡互补的理论,一般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如果要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加强城乡经济关系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提高这些人的收入,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于城市的输出,并且在城市里发展中国的工业,扩大农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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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07 但是,从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判断得出,中国城市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促进农村的繁荣。相反,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的。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最初几年,当时绝大多数的现代海岸城市被占领了,城乡区域的经济关系被封锁切断了,但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经济恢复——如果说不是繁荣的话。这似乎证明了中国的城乡区域关系中,对于农村是不利的。因此,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为了中国农村人民的缘故,城乡之间的联系愈少,对农村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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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09 对我来说,以上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第一种理论适用于正常情况下的经济关系;第二种适用于中国现在的情况。让我们分析一下农村经济为什么在原本会使双方繁荣的关系的基础上失败了,并导致了农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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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15 中国绅士 土地分配和人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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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17 当我调查国家的经济衰退的原因时,最令我注意的是雇农户所经营的体系。当一个没有土地的人向别人租田的时候,他一般至少要把其收成的一半作为租息交给地主。这样的租息是否太高?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数目和总的收入是怎样的关系。我举一个村庄作为例子。在江苏的南京和上海之间,靠近太湖的一个村子,每个农民家庭所耕种田地的平均面积是8.5亩,相当于1.29英亩。稻米的平均产量是每英亩40蒲式,每蒲式67磅重,这在中国算是丰收了。因此,每个农民家庭在好年成时将生产平均51.6蒲式的稻米。每个农家的平均人数是4.1人,折合成食物消费的话,相当于2.9个男成人(已按照我们调整的Atwater的标准)。平均每个男成人吃7蒲式的米,或者是470磅的米,同时,每个家庭将消费20.3蒲式的米。除去总数中的消费数,我们只有31.3蒲式。照现在的例子,土地是租的而不是自己的,正常的租息是总数的一半,即25.8蒲式。在支付租息和保留家庭食用的需要量之后,所留下的米不会多于5.5蒲式。我们可以假定补充产品,包括手工业产品的价值,是相当于大约10蒲式的大米。因此在大米吃完,租息交清后,家庭能够花费的只有大约15.5蒲式的大米的价值。这是否足以生活?假定一个中国农民一般开支的分配比例如下:42.5%大米,42.5%其他开支,15%农业的再投资,这样除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外,一个家庭可能需要相当于20.5蒲式大米的金钱数目作为其他开支。如果一个家庭除了农业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将可能缺乏12.9蒲式大米的费用。这样的家庭为了生存下去,必须找到其他的收入来源,否则就会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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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19 的确,如果农作物比较多,农民在付清租息之后的剩余会有所增加。但由于适于耕种的土地量很有限,而且在现有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农业的范围也受到农村家庭本身能够耕种的土地量的限制。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云南一些村子在一年的农忙季节中,一夫一妻两人只能种三亩地。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希望经营较多的农业,在繁忙的季节里他们必须雇用帮工或者用他们的劳动交换到别人的帮助。耕种土地的数量不仅要依靠效益,而且也要依靠劳动力。一般说来,一个家庭本身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是不会超过江苏农民平均耕作面积多少的。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本身是不可能种地的,他们通常是把土地分成几小块出租给雇户。因此,从管理的角度看,与其说问题是土地的再分配,不如说是耕作技术和组织方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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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21 实际上,即使把一个村子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村民,在大多数情形下也不会增加很多平均耕作面积。比较西方的农业区,即使是所谓“有钱地主”所拥有的土地量,也是很有意思的。土地再分配不会减轻人口对农业资源的压力。有效的方法是减少农村人口。而且,如果因为土地的再分配不会增加很多农业土地,所以就认为人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福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按照我上面的陈述,如果江苏的农民不需要付租息,他们可能靠自身的生产生活得较好。平均每个家庭的农业收入和手工业的价值加到一起相当于61.16蒲式大米,其中将有20.3蒲式的米食用,20.3蒲式的大米用来交换消费所需的商品,并且有8.4蒲式用于农业再投资。这将使得他们保持最低的幸福标准,“不受饥挨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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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27 中国绅士 农村生计——手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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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29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佃农将不能依靠他们土地的产品维持哪怕是一种最低标准的生活。但佃农农业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为什么20年代或30年代以前与它相关的问题不是真的那么严重?我相信,农民经济的困难是很早就存在的,但是在传统的农民生活中,有一种因素阻止了地主和佃农的严重冲突。这种因素是农村的工业或手工业,如前所述,它可以作为农业收入的一种补充。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早在孟夫子的时代,农民们就被鼓励在他们的家宅中种桑树,生产丝。中国早期缺乏和西方进行商业交往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生产原料和生活必需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必需品不是在大规模的工厂里生产的,而是分散于数目众多的村庄里。除了一定地区的特产,像英国人所知的来自太湖之畔的一个小地方的“辑里”牌生丝以及龙井茶和景德镇的瓷器之外,还有棉纺,这些都是分散的农村工业,大部分是在很多农民家里进行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曾帮过我的祖母纺布,而且在我母亲的结婚礼物中就有一架织布机。事实上,这些生产者分散于各种家庭之间,这可能是改造过程的一种障碍,但却是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这样的家庭工业的附加收入支持了没有足够土地的农民,使他们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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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31 让我们回到中国平均土地太少的农业问题上来。我们可以说,造成这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人口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们认为人口的增加是一种生物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他们也可能认为人口过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孔子主义的大家庭价值观。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从劳动需要的观点来看,这里还有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农业劳动是很有季节性的。在农忙的日子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去干活,这与农民的空闲时间是不同的。农忙和农闲时间里需要的劳动力,差别是很大的。实际上,村庄里的人是足够的,在现有的耕作技术下,人们能够从事于特殊活动时期的耕作。因此,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区的人口不是太多。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后期,一些村庄里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仅是由于许多人被征募了,而且还有一些人从家里逃走以逃避征募。除非农业技术得以改进,农业区的人口是不易增加的。而且,享受富裕生活的人一定是太多了。但是,即使农业短时期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额外的劳力没有工作做,结果造成了季节性的失业。我们是“养工一年,用在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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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33 过去,这些多余的劳力可以从事手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使农业劳动力有用武之地,从而保持地方经济的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拿走所属土地收入的一半,人民还是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种情况使得地主把农村手工业的存在,当作一个可从佃农那里榨取更多东西的机会。但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真正的有机调整,包括了农业技术、劳动需要、人口范围、农业领域、农村手工业、租息数量和地主权利。只要这种调整给予人民一种“不受饥挨冻”的生活标准,传统中国社会就可以维持下去,而任何不能保证这样一种最低标准的经济体系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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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39 中国绅士 传统机制的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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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41 近百年间,上面提到的传统机制或有机调整开始崩溃。这种崩溃是如何开始的?我认为,一个重要的齿轮——农村手工业脱落了。其他部分,像农业技术、人口规模、农业领域、收租数目和地主权利,还是相对地未变。随着农村工业的衰弱,对农民来说,维持一种最低下的生活标准的传统的调整办法也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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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43 很显然,农村工业的衰落是和西方高度机械化的工业相竞争的结果,因为西方的大规模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和改进他们产品的质量。“地方产品”成了劣等物的同义词。这种家制商品怎么能和美观、便宜、并且通常很耐用的外国货相竞争呢?事实上,手工业市场是被外国货夺去了,那些买外国货的人享受着较高的生活标准,同时众多村庄却在破产。随着农村工业衰落而来的是破产和贫穷,面对一种纯粹的没有人格的力量,这种结果的到来是农民无法反抗或自我保护的。如果一个农村妇女纺出来的布不能够找到任何买主,她能责怪谁呢?她能做到的只有叹息和停止织布,她将把她的所有希望放在土地的收获上。但是当土地必须承担整个家庭开支时,首当其冲的土地所有制和收租的传统体系使困难更严峻了。这时,地主未失去收租的权利,甚至租息也没有降低。在传统的社会里,地主不是生产者,他们是“治人的”。在这种变化了的情景下,他们是不会降低要求的。相反,受到进口商品涌入的刺激,他们提高了生活标准,比以前消费的更多。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租息收入。但是当他们到农村里去收税的时候,他们发现佃农们不再那么驯服了。佃农怎么会这样的呢?如果他们付租的话,他们将面临着饥荒。如果他们要维持自己生命的话,就必然和地主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地主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佃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来说,佃农不愿交以前定下的租息完全是无理的。但是在佃农眼里,地主来征收他们最后一粒米,就变成了把农民逼上绝路的恶鬼。这种事实是无声无形的,外国工业的侵入废除了农村手工业,打乱了传统机制,这是地主们不了解的,他们一直是享受特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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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9945 驱逐农村工业的力量是有力和深入的。在它后面有军舰和大炮的支持,“帝国主义”是被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传统的手工业工人是一些住在分散的村庄里的农民,没有组织归属,没有现代科学力量的帮助。地主的权力和影响与外国工业主义的那些东西相比是很脆弱的。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地主近在眼前,为了生活,农民必须反抗他们。这样,中国的土地问题变得日益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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