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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农村生计——手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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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佃农将不能依靠他们土地的产品维持哪怕是一种最低标准的生活。但佃农农业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为什么20年代或30年代以前与它相关的问题不是真的那么严重？我相信，农民经济的困难是很早就存在的，但是在传统的农民生活中，有一种因素阻止了地主和佃农的严重冲突。这种因素是农村的工业或手工业，如前所述，它可以作为农业收入的一种补充。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早在孟夫子的时代，农民们就被鼓励在他们的家宅中种桑树，生产丝。中国早期缺乏和西方进行商业交往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生产原料和生活必需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必需品不是在大规模的工厂里生产的，而是分散于数目众多的村庄里。除了一定地区的特产，像英国人所知的来自太湖之畔的一个小地方的“辑里”牌生丝以及龙井茶和景德镇的瓷器之外，还有棉纺，这些都是分散的农村工业，大部分是在很多农民家里进行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曾帮过我的祖母纺布，而且在我母亲的结婚礼物中就有一架织布机。事实上，这些生产者分散于各种家庭之间，这可能是改造过程的一种障碍，但却是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这样的家庭工业的附加收入支持了没有足够土地的农民，使他们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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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中国平均土地太少的农业问题上来。我们可以说，造成这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人口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们认为人口的增加是一种生物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他们也可能认为人口过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孔子主义的大家庭价值观。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从劳动需要的观点来看，这里还有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农业劳动是很有季节性的。在农忙的日子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去干活，这与农民的空闲时间是不同的。农忙和农闲时间里需要的劳动力，差别是很大的。实际上，村庄里的人是足够的，在现有的耕作技术下，人们能够从事于特殊活动时期的耕作。因此，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区的人口不是太多。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后期，一些村庄里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仅是由于许多人被征募了，而且还有一些人从家里逃走以逃避征募。除非农业技术得以改进，农业区的人口是不易增加的。而且，享受富裕生活的人一定是太多了。但是，即使农业短时期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额外的劳力没有工作做，结果造成了季节性的失业。我们是“养工一年，用在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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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多余的劳力可以从事手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使农业劳动力有用武之地，从而保持地方经济的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拿走所属土地收入的一半，人民还是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种情况使得地主把农村手工业的存在，当作一个可从佃农那里榨取更多东西的机会。但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真正的有机调整，包括了农业技术、劳动需要、人口范围、农业领域、农村手工业、租息数量和地主权利。只要这种调整给予人民一种“不受饥挨冻”的生活标准，传统中国社会就可以维持下去，而任何不能保证这样一种最低标准的经济体系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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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传统机制的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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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间，上面提到的传统机制或有机调整开始崩溃。这种崩溃是如何开始的？我认为，一个重要的齿轮——农村手工业脱落了。其他部分，像农业技术、人口规模、农业领域、收租数目和地主权利，还是相对地未变。随着农村工业的衰弱，对农民来说，维持一种最低下的生活标准的传统的调整办法也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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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农村工业的衰落是和西方高度机械化的工业相竞争的结果，因为西方的大规模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和改进他们产品的质量。“地方产品”成了劣等物的同义词。这种家制商品怎么能和美观、便宜、并且通常很耐用的外国货相竞争呢？事实上，手工业市场是被外国货夺去了，那些买外国货的人享受着较高的生活标准，同时众多村庄却在破产。随着农村工业衰落而来的是破产和贫穷，面对一种纯粹的没有人格的力量，这种结果的到来是农民无法反抗或自我保护的。如果一个农村妇女纺出来的布不能够找到任何买主，她能责怪谁呢？她能做到的只有叹息和停止织布，她将把她的所有希望放在土地的收获上。但是当土地必须承担整个家庭开支时，首当其冲的土地所有制和收租的传统体系使困难更严峻了。这时，地主未失去收租的权利，甚至租息也没有降低。在传统的社会里，地主不是生产者，他们是“治人的”。在这种变化了的情景下，他们是不会降低要求的。相反，受到进口商品涌入的刺激，他们提高了生活标准，比以前消费的更多。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租息收入。但是当他们到农村里去收税的时候，他们发现佃农们不再那么驯服了。佃农怎么会这样的呢？如果他们付租的话，他们将面临着饥荒。如果他们要维持自己生命的话，就必然和地主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地主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佃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来说，佃农不愿交以前定下的租息完全是无理的。但是在佃农眼里，地主来征收他们最后一粒米，就变成了把农民逼上绝路的恶鬼。这种事实是无声无形的，外国工业的侵入废除了农村手工业，打乱了传统机制，这是地主们不了解的，他们一直是享受特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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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农村工业的力量是有力和深入的。在它后面有军舰和大炮的支持，“帝国主义”是被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传统的手工业工人是一些住在分散的村庄里的农民，没有组织归属，没有现代科学力量的帮助。地主的权力和影响与外国工业主义的那些东西相比是很脆弱的。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地主近在眼前，为了生活，农民必须反抗他们。这样，中国的土地问题变得日益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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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地主阶层的合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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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饥挨饿”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种人民最低的生活标准。只要承认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为这样一种生活标准而斗争的权利就应该是正义的和合理的。这是“民生”学说的根本基础。但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地外流。她原有的工业生产力还不能使农村人民富裕起来，反而使得他们“相当穷”，并且从“相当穷”下降到“很穷”，又从“很穷”降到贫穷的最深谷。由于农村的繁荣已经被腐蚀殆尽了，所以农民要求回到他们以前过的那种生活标准上去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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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衰弱的工业的话，那些依赖租息收入的地主早晚必然会遭到攻击，进而被消灭。地主自身不可能种地，只能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而这块土地不能在同一时间内养活地主和他的佃农。地主不可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消灭佃农，直接地从土地得到收入。但没有地主的帮助，佃农也能种地。因此，在地主和佃农的斗争中，佃农可能会获胜。因为中国的佃农体系不是建立在来自土地的剩余产品的基础之上的，而宁可说是得到了来自于农村工业剩余收入的支持的。农村工业实际上决定了土地的基本租息，并且在事实上决定了地主阶层的未来。实际上，采取压迫措施带来的可能是短时期的“强迫一致”。但是使用暴力意味着某种时期的附加开支，以及未来的矛盾尖锐化和无穷的抵抗。抢租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永久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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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方法不是采取只有加速他们灭亡的行动，而是试图调整他们本身和变化了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找到一些其他的谋生手段，而不是仅仅依靠租息来生活。如果他们希望以老方式继续下去，那就要在一开始就与外国工业的侵入做顽强的斗争。从他们的自我保护来说，地主阶层在这样一种紧急情况下，应该放弃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合作，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孙逸仙规划的远景“耕者有其田”是一种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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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重建目标也应该是她的工业的重建。并且，为了建立起民族工业，我们必须重建乡村工业，因而使占人口80％的我们的农民能够共享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确，内战的结果——毁灭使生产力的提高更加困难了。然而，我们必须努力于重建工业。中国人是努力的，而且能够继续吃苦耐劳，但是只有耐劳似乎很难实现一个合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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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到，现代城市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随着进口外国货的泛滥而发展；另一方面是日常必需品的大规模生产，剥夺了农村重要收入的来源。实际上，如果这些现代城市的发展激发了对农产品更大的需要，并且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的话，就会刺激农业的繁荣，它就有可能像以前伤害过农村工业一样，来补偿农村工业。但是很不幸，这样的事实还没有发生。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的确提高了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但是农民拿不出更多的产品来，因为交通线非常缺少，人们已经发现从外国进口食物要比从地方上买便宜些。中国现代交通似乎主要是用来联系消费中心的。把大城市联系起来的铁路，是和沿河的古代交通线相平行的，而不是去补充它们，同时，在大多数农村和城市地区还是靠相当原始的交通工具进行联系。然而，在现代城市和村庄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传统的城镇成为一个中介。这里居住着闲散的不事生产的地主们，他们从前买乡下制造的东西，而现在宁可选择西方制造的产品了。他们得到作为租息或贷款利息的农村产品，又拿到城市里去换外国货，这些是乡下人从未见过的，或者就是见到了也不可能买得起。经济不能发展，乡村的生活在日益恶化，普通人民被迫削减开支，只有勉强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在现代体系下，对中介人或投机者来说，从农产品得来的任何利润都会像利息一样自然增长，而生产者和农村继续支撑着那个消费着现代产品的食利阶级，他们本身从现代工业那里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农民很少用这样的东西，如牙刷、牙膏、外国咖啡、防护品，或现成的外国式样衣服。但是他们需要各种较好的工具、种子、化肥、毛毯、暖和的针织内衣和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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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中心和农村之间的对抗总是存在而且现在愈发强烈。如果将来不发生巨变的话，这种对抗会继续下去；这就是说，农村地区将继续处于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城乡关系的冷淡对村民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城市来说，则是很坏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内地的村庄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并且，为什么中国人的农村合作社发展得很快。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并不担心城乡关系的恶化，为什么内战时期中国城镇经济脱节。近百年来，中国城市和大型城镇还没有一个完全的生产基地。他们主要是外国货的分配中心。当然，外国货还没有大量进入农村，这已经是抽去了乡村的财富，因为镇上消费的是交换来的外国货，而不是地方手工业品。但是当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关系被切断时，城里人的收入没有了，外国货的进口就必须停下来，除非能通过救济和各种贷款得到。但这是不可能无限地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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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增大差距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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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铁路建成，把中国南方和北方联系了起来，三个大河流域的自然区域间的距离逐步缩短了。我们相信，中国将很难再次分为南北两方。但是近百年发展起来的城乡区域间的隔绝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分裂源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部队打游击战，占领了内地，把铁路线和关键地区留在敌人手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的游击策略是有经济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些战时策略的结果，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愈加趋于破裂了。从这种情形的短期效应来看，农村没有吃苦，因为一旦农村人民和城镇的联系被切断，他们的许多产品会被保留下来，没有流失，结果是他们将有足够的粮食来生活。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一旦农村区域和城市中心分开，农民就必须完全地依赖自身。自足导致了某种安全，但是所付的代价是低下的生活水平，并且退回到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这似乎并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解答。当然，村庄如何决定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实际上农民已经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很多。但他们创造出来的城镇和城市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腹地，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农民们倾向于选择自足的较低的生活水平，而和城镇保持关系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城镇上的人剥削，并且很少有机会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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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没有受到农村生产者消费力的支持。现代产品的市场是城市和镇上的居民，他们的购买力主要取决于从农村得来的以租息为形式的收入。城乡间的隔绝直接威胁到那些以乡下来的收入为生的居民，并且影响了城镇经济的传统组织。为了继续保持城乡的传统关系，对于食利阶层来说，就有必要来打破封锁，为此甚至不惜采用暴力。这一点，我理解为是目前内战的真实原因之一，这种战争是传统的特权阶层向拒绝执行传统义务的人民的战争。当冲突继续时，这种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对抗变得愈加剧烈，看来，除非中国经济结构有一个真正的变化，城镇间的适当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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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情景下维持下去，即城镇破产，村庄降低到更加原始的条件中去，中国经济整体衰弱。问题是：城乡关系如何恢复？这种恢复的方向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努力实现前面曾提到的原则，即农村和城市应该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互相补充。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比相信它更为困难，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把城镇和城市变为能维持它们自身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继续去剥削农村。从农民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发展农村工业和特殊的农村经济作物。城市和农村是同样重要的，它们应该在一起。但是，主动性的变化必须来自于城市。最根本的是要把由一群寄生的消费者控制的传统城镇变成一个生产社区，人们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不是靠高额土地租息和高额贷款利息。换句话说，主要的问题是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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