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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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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中国的许多方面被修正，被新奇的外表所掩饰，但传统的中国并没有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的叙述里不断地使用现在式。没有人会认为，我所叙述的只是一页死的历史。社会结构的本质还是和以前一样起作用。我相信它在变化，但新秩序是不会一下子突然产生，完成于一刹那间的。新秩序是从旧秩序中产生的，这要通过成千上万人习惯性生活方式的逐步改造。不止一个人思考过目前的局势，不管它是用什么共和国的或乌托邦的新名字；也不止一个人思考过古老传统的顽固性。只有承认这种顽固性，不去顾忌许多国粹者的愿望，我们才可能得到对目前局势较好较多的理性见解。焦虑总是发生在一个人看不清顽固传统之时。上述分析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方面作进一步讨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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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从其延续的稳定性来看，似乎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当中国开始和有着工业优势的西方强国打交道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机器时代给中国人带来了现代化，同时，中国被迫进入世界社区。这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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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地和西方打交道：中国丝绸闻名于罗马宫殿；印度僧侣流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耶稣会员在中国皇帝的庇护下身居高位。但是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这是因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已经从农业文明变为工业文明，同时，中国实质上还是和以前一样。东西方的接触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现代工业给予西方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压倒农业社区的力量。农业时代，人们能够各自安全地生活，而工业时代是一个发展的时代，是一种世界社区的诱惑。为了寻找原料和市场，工业国家不会让东半球独自存在。诚然，贸易是互利的，工业是对东方贫困的最好治疗。但对西方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谜，即为什么一代代的中国人如此顽固地拒绝接受西方工业的影响。十分遗憾的是中国似乎必须由武力打开。西方的许多朋友还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不愿接受基督教对灵魂的拯救，以及机器对生活的帮助？他们把所有这些归于文化的惰性。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的衰退，只有待救世者做出自己的证明。说中国人一直有偏见，反对新宗教的信条和新的生产方式，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当佛教首次传入中国时，它是新的，但是它很快地融合于中国的宗教信仰，并且深深地扎根于农民中间。像马铃薯和烟草，这些新作物的传播在中国就没有遭到抵制。在我看来，东西方接触的不幸的最初的历史，主要是由我在上面已大致指出的那些社会因素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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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业革命在欧洲开始的时候，是中产阶级带的头。当时，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衰退。但是在中国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中产阶级是保守的绅士。绅士的理想是在官方的庇护下，享受闲适的生活。生产是农民的事情，它被认为是低下的。绅士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性被长期地压制了。工业主义不像佛教，当佛教首先出现的时候，它抓住了绅士的闲适精神。它完全适应某种退隐的传统。因此，在中国有可能从绅士阶级里找出一些有才能的人宣扬这种信条。但是，现代工业主义相反，它是与绅士的传统精神相对立的。绅士轻视实际知识的价值。他们学习文学，因为它象征着闲适和精致，因为它通向官场。即使在现代大学生中间，还是强烈地嫌恶体力劳动。中国工程师只愿为机器的操作画图。脑力和体力之间的社会鸿沟，在中国今天的工厂里还是存在，于是产生了劳动管理上的严重问题。工业主义如何在中国找到一扇方便之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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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影响的入侵，使中国产生了危机。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抵制这种强大的力量，绅士也不能立即做出有效的调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危机对于他们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们的利益是收租。只要农民能付租息，绅士就不必担心自身。西方工业的影响需要远见才能看到，如果不调整中国农村条件的话，将最后导致农民的破产，并影响到绅士的经济基础。但是绅士缺乏远见。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自然对中国政治主权日益缩小的事实缺乏敏感。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没有再检讨他们在中国命运中的地位。上流社会阶级不能履行自己社会和文化的责任。当时，政府正掌握在异族君主——衰败的满清皇室手中。他们肯定感到外来入侵的危险，但是这个统治阶级无能为力。他们采取了抵制的老办法。政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绅士的冷漠，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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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西方强国的迅速入侵主要是由商业利益引起的；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和上流阶级的愚昧无能造成的。结果在东西方接触的第一阶段，产生了特殊的相互适应的过程。特别是外国人居住的特区，后来发展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是为了西方商人的利益而建立的。为了保护他们，在涉及到西方利益的情形下，允许引用西方的法律。港口的秩序是由一个特别组织起来的政府所维持的。这个政府不是在领事的手里，就是在外国侨民代表的手里。中国政府在特区的管理上没有发言权。这样的地区后来发展为某种大都市社区。简要地分析这种大都会社区的性质，将会有利于我们理解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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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要通过其代表相互接触的。在通商口岸，不同的西方人和中国人聚集在一起。在西方人中间，商人是占优势的。他们的兴趣是赚钱。他们并不关心社会福利和国际信誉的广泛问题，这些没有直接的商业利润，不会危及社区的安全。西方商人并不努力去改进他们与当地人民的不协调关系。相反，由于他们做作的优越感，由于他们令人遗憾地歧视中国人，使得有身份的中国人感到不舒服。耻辱感阻止了和谐的联合。因此，这种港口只对某种特殊的中国人有吸引力。他们就是所谓的买办。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说明这些首先和西方商人接触的人的家庭背景。但是我强烈地怀疑这些“二毛子”至少在早期是来自于在传统结构中失去地位，被驱逐的人中间，而且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发财致富的。通商口岸对他们是开放的。如果他们在社区内找到正当的职业，如仆人或者外国事务的翻译，就会逐步成为买办或上等人；如果他们失败了，便成为土匪。他们的生活沾到文化接触边际的好处。他们是文化的混血儿，会说两种语言，道德上也是摇摆不定的。他们是无所顾忌的，拜金的，个人主义的和不可知论者。这些不仅反映在宗教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化价值上。通商口岸超越了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发财是唯一的动机，这里没有传统和文化的地位。不幸的是，东方和西方都得面临这种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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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来说，到内地城镇去的外国传教士是体面的人物。但一方面，他们充满热情地要将所谓本身还意识不到有罪的异教徒皈依；另一方面，他们这些西方强国的侨民享有政治保护的特权。宗教拯救、吸引的只是少数人，因为普通中国人并不感到需要一个新的信条，而那些需要特别掩护来从事非法活动的少数人看中的只是政治保护。在神的光辉照耀这些中国社会的遗弃者之前，他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以神的名义永远不会赞成的事情。早期发生的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抵抗，导致了中国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公开冲突和战争，随之产生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对外国传教士的病态感觉，而且还有他们对那些把神变成了魔鬼的“二毛子”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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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的发展，在通商口岸和内地教堂里培育出来的这种特殊群体的中国人，变得更为重要了。不管他们个人属于什么类型，在中国的转变中，他们占据了一个战略地位。他们是首批懂外语并了解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人。当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他们给予现代的教育，并且送到外面去读外国大学。在这种群体中，就产生了一个新阶级。他们从事专业活动时，开始主要是依靠外国保护人，后来自己站住了脚。但由于是在大都市社区内出来的，他们基本上是混血儿。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没有社会责任性的买办特点。正是这种阶级支配着中国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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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通商口岸，它也向内地延伸。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大多数中国制造工业是广泛地分布在农民家里的。空余时间，农民在他们简单的织布机上工作。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农业不足以养活他们。但是手工业比起机器工业来，是远远没有多少效益的。国货不能和西方工厂生产的货物相竞争。国货的质量差，成本高。国内工人逐步失业。西方工厂里制造的既便宜又好的布，渗入到了遥远的村庄。这意味着农民家庭成千上万的织布机必须停产。由于西方工业主义的侵入，民族工业衰落了，这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很穷的农民的贫困。农村的萧条迫使农民变卖田产，愈来愈多的农民下降为佃农。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佃农必须交租给地主，这意味着农民负担加重了。西方工业对靠近现代城市的沿海省份地区影响最为强大，那里80%以上的农民已经是佃农了。每年以租息名义支付的农产品已经达到农民承受能力的极限。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变为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他们拥挤在通商口岸里，或者做工，或者当歹徒。那些留在乡下的人挣扎着，他们面临着高压之下的苛刻的税收、租息和利息。他们已到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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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萧条最后威胁到了绅士的特权。他们开始分化。那些固守传统特权的人必须求助于更强有力的政权的支持。他们成为镇压农民运动的急先锋。他们给政府施加压力以维持其特权。然而，由于他们是一个有智识的阶级，其中一部分，即老地主绅士的第二代受到现代教育后，脱离了土地，从事职业工作，并以此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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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发现东西方的另一种正面的接触。这种接触是不同于在通商口岸所发现的情况。它主要是文化上的。满清帝国晚年的早期，某种新型绅士有机会走出国门，他们主要是靠政府使命或奖学金，而且，与买办不同的是，他们对西方文化日益发生兴趣。他们在学术中心受到教育，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他们把亚当·斯密、斯宾塞、孟德斯鸠、J.S.穆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翻译为古典式的中文（我相信，这些仍然是翻译得最好的西方古典著作的中译本）。他们试图挖掘西方文化的源泉，把西方最好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模仿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的不负责任和表面的商业精神要慢得多。慢归慢，毕竟还是在逐步进行。新绅士发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它是一个本土文学、科学研究、民主和现代道德的运动。回国的留学生和中国大学内的学生一起共同努力发起了这个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土地的绅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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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绅士和老绅士有着一样的传统精神，即缺乏积极的政治责任感。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不赞成政府的政治，但是自己却很少试图夺取政权，承担起政府的责任。自从满清王朝垮台以来，中央政权被军阀和通商口岸的群体所把持。一个士兵登上帝位已是陈年往事了。在传统结构中，当统治者开始腐败，并滥用其不加限制的权力时，会损害人们的和平生活。其中农民吃的苦最多。农民的大多数会变成土匪并开始造反。无能的政府将不能镇压起义。一个新的统治者将会出现。在民国的早期，军阀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并且，许多人是以非法途径起家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也是出于相同的背景，采取了相似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置身于大都市社区的保护之下，并且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财政力量获得权力。他们渴望得到权力。因为要仰外国商人的鼻息而生存，他们很快地认识到如果自己有权的话，也能享受到外国商人所有的机会。和这些发达的买办一样，黑社会也成了通商口岸的群体。他们凭借帮派的义气很好地组织起来，而且纪律严明。他们行为大胆、不择手段。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给予这些渴望权力的人以机会来夺权。大多数连续发生的革命是由从事新职业的绅士准备的，并且是由农民和工人进行的。但是由于绅士缺乏政治责任感和农民的落后，权力不断地落入军阀和通商口岸群体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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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土地租息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是具有新型政治意识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这两者都减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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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老绅士和买办的第二代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敢于承担责任的阶级，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工作。政治意识和文化远见的结合，使这个群体有机会运用现代知识来稳定日益恶化的民族经济，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萧条。但是，很不幸，这种可能性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在不断地消失，战争致使这两种群体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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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有实际理由采取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将巨额的战争负担转移到挣正规薪水的职员和拿工资的工人们身上。一个诚实的公务员的收入是他战前日子里的千分之一。这是对新的正在产生的阶级的致命一击。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化。其中一些人的出路是当投机商，屈服于旧通商口岸的无责任性和轻率精神。另一条出路是回到他们父辈的传统，去做官，贪污。只有少数人还是站在自己的基础上，在饥饿的巨大威胁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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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鼓励着投机倒把。随着政府控制的无效，市场日益变得无法无天。财富这样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代表既得利益的残酷无情的阶层抓住了自肥的机会，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而政府早已腐败无能。这种投机倒把阶层是由内地的大地主和已经搬到通商口岸的金融家结合而成的。它不能与18世纪、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阶级相比较。后者是靠引进生产新技术而发财的。他们用新获得的权力进一步促进生产，并且改革了生产关系，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在中国，像老绅士一样，战时的投机阶层通过非生产手段发财，他们纯粹是用权力垄断了机会，其性质是封建的。这种来源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直接贪污的信用组织，跳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封杀了社会福利的计划。他们从生产的源泉里抽出资本，为个人享受而中饱私囊。他们给经历了战争苦难的民族又增加了贫困。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这种阶级的兴起对中国的继续生存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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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情况怎么样呢？或多或少能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可以避开货币价值的变化。1941年前后，当时云南农村的唯一不幸的来源是恶劣的行政当局的征兵。从家庭里征走一个壮劳力，这个家庭也就毁了。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没有落在所有的家庭身上。那些不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享有暂时减轻人口压力的好处。农业劳动的收入增加了，同时，大米的价格也提高了。因为战争早期，食物的价格高于其他商品，农产品的实际价值得以提高。然而，自从征收粮食税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以前，农民以货币付税，通货膨胀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是在1942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命令农民用粮食来缴税。在以后的年代里制定的法律使政府有权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收买粮食。恶劣的行政当局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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