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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第三章 军事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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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义社”与“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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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社”或“义会”，即指以地域单位为中心的临时性军事团体。义社、义会的崛起，当与官方军事体制的衰败和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有关。军事性义社、义会滥觞并初盛于宋，再盛于元、明两代，入清则流变为联庄会。民国成立以后，当时“人民政治思想发生狂热”，导致军事社团的历史性转向，亦即军人社会大量组织政治团体。（注：根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观察，民国建立以后的军人社团，可分为陆军团体与海军团体两类：陆军团体，主要有“军界统一会”、“陆军偕行社”、“全国将校团”、“南京陆军将校联合会”、“军事研究社”、“陆军学生联合会”、“江苏海陆军将校进行社”；海军团体，则有“海军协会”、“中华民国战舰会”。参见氏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206~2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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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斗力尚武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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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性结社组织的出现，当与社的起源大有关系。换言之，当社初起之时，就与军事行动密不可分。《周礼·秋官司寇》云：“大军旅莅戮于社。”据注：社，谓社在军者也。《尚书·甘誓》亦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国言：“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5《莅戮于社》，113~11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可见，社的祭祀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起源，同时天子亲征这一类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也与社颇有瓜葛。从这种意义上说，后世军事性社团的兴起，其实就是古老的祭祀组织或地域团体的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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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民间久已相沿的斗力、尚武习俗，也为军事性结社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土壤。据《荆楚岁时记》载，南北朝时，每年五月五日，民间有“蹈百草”之俗。至宋、元时，就演变成为“斗百草”之戏。如欧阳修有诗云：“共斗今朝盛，盈襜百草香。”（注：脱应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3《岁时》，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6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即指此俗。斗草之俗，当然只是斗巧，而非斗力，但其中所含的争斗意识，同样反映了民间尚武的传统。除斗草之外，民间尚有“斗力”之戏。据史载，隋代镇江京口为一都会，民间大多习战，号称“天下精兵”。当地之俗，每年五月五日行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注：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3《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2338页。）。至明清两代，福建漳州又有“掷石之戏”，“持石头相扑，折肱破脑，有司历禁之，终不可止”（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01《漳州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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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民间尚有习武之俗，历代相沿。如宋代河北诸州军民户，就有一批人惰弃农业，专习击刺之术，诸如“枪剑桃棒”之技，样样都习。（注：宋真宗：《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3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在明代民间举行的会社中，也保留着尚武的良好风习。如吴地社会，其杂戏中就有打围场、平倭队、沙兵队、广兵队等名色。（注：王稚登：《吴社编》，见《说郛续》卷28，清顺治三年刻本。）清代乾隆时期，在四川，更有来自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的“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在河南，“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少林寺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注：《清高宗实录》卷203，见影印本《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清末浙江松阳县，每年秋天有“水神会”，“聚农民数千人，各出钱数百文大会宴，时作野战状，以比武”（注：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中《列传》，见《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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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一旦社会动荡，民间纷纷结社自保，这批习武之人就成为军事性社团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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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甲”与“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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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军事性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当始于宋。在宋代，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北宋年间，河北、京东等路将人户组成弓箭社，推家资、武艺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等，自备鞍马器甲，供地方治安和备边之用。而在这些军事性社团中，为购买马匹，其成员又相互结成马社。如北宋时期，陕西、河东劲勇及广锐等军相结为社，购马时，除官司所给马价外，并由本社成员自筹部分资金，马死则买而补之。宋代淮民多畜马善射，崔与之欲据万弩社法，创设万马社，“募民为之”（注：《宋史》卷406《崔与之传》，12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又如河东忠烈、宣勇乡兵，也是“结社买马，以填广锐禁军，陕西振武亦然”（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5《安边御寇》8，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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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军事性结社的风气极盛。这些结社，大抵与乡兵组织合一。如南宋时，叶义问、贺允中从金国出使回来，认为金必毁盟，为此陈康伯建议四策，其中之一就是“分画两淮地，命诸将结民社”（注：《宋史》卷384《陈康伯传》，11809页。）。“民社”云云，实指那些民间的军事性结社。在福建，每当地方不宁，民间亦纷纷结社自保。如靖康年间，潘中任长溪令，正赶上叶侬叛乱。潘中为防其骚扰长溪，就“团结民兵，号忠义社，为备”（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00《福宁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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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这种军事性的义社，有时又称“义甲”或“牛社”。如在北方边地诸郡，每遇金人入寇，一些土豪就统率义丁实行抵抗，与官军成掎角之势。尤其在罗山、杏山等处，更是出现了义甲、牛社等民间军事性组织，设有头目、总首，在土豪的统辖下，自相结集，保卫乡里。（注：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9《缴奏奉使复命十事》，见《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在南宋，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抗金军事组织，即“义社”与“巡社”。北宋至南宋初，河朔百姓自相结巡社，抗击金军。建炎元年（1127）八月，因户部尚书张悫建议，宋廷规定诸路、府、州、军，什伍其民，并“教之战”，使其自保疆境，各社均以“忠义社”、“强社”、“巡社”为名。其社编制如下：每十人为甲，甲有长；五甲为队，队有长；四队为部，设有部长；五部为社，设社长、社副各一名；五社为都，设都社正、副都社正各一名。甲长以上，均免除本家保甲色役各三年，依次递迁，仍允许置办各种器械，轮流到寨教习。忠义社、巡社在抗金战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梁兴在北方组织人民抗金，亦以忠义社为名。此类结社，在南方也广泛存在。如建炎年间，福建建寇窃发，城居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在左右南厢均置社，以有产业之人充当社首、社副。建寇平定后，就令社专掌防火器备缓急，以一年更替。乾道二年（1166），参政王之望增设城外草市社，一如城内之法。闽县城内六厢，总计37社，城外设10社。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县张维将产业户除外，凡在市经营之人，均列入社籍编置，“以流水法差，一季替”。元丰六年（1083），又将所籍船只尽行团结，立义社，“使自相推择首领”（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州县人役》，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7901~7902页。）。可见，宋代此类军事性的社团，除了民间团结互保这一自助特色之外，由于地方政府的参与，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军事性徭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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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元以后，这种民间义社继续存在。正当金末之时，中原生灵涂炭，燕之永清人史伦广结豪士，以侠称于河朔。史伦死后，河朔诸郡结40余个“清乐社”，“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至元，史伦之子史天倪，选清乐社中壮勇万人为义兵，号称“清乐军”。（注：《元史》卷147《史天倪传》，3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显见，所谓清乐军，其实就是以地域祭祀组织为中心的军事性社团。元末之时，张士诚起事，并能逞一时之雄，所凭藉的也是乘时丧乱，“保结义社”（注：杨循吉：《吴中故语》，《说郛续》本。）。于是，军事性的义社又成为地方群雄的主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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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符会”与“义勇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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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立国，上元县典史隋吉曾向明太祖建议，将乡村农民以“社”为单位，建立乡村基层组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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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注：余继登：《典故纪闻》卷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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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太祖采纳其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的里甲制度。隋吉所谓的“团为一社”，为乡里行政组织，并非军事性的社团。但在明代的北方，确实存在着军事性的“团社”。如在河间、保定等府，当地百姓“皆团聚为社，分曹角艺，日悬弓矢驰猎为乐”（注：《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乙卯条，见校印本《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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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社会动荡之时，军事性社团就起到保护地方的作用。这在明代也不例外。明季，社会动荡不安，学者孙奇逢结庐于容城东南双峰村，“与同人修武备，兴文学，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诵之风”（注：汤斌：《孙夏峰年谱》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据《畿辅丛书》本排印。）。此外，他还与同志立科条，有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肃行政、储米豆等六事。此处虽不言孙奇逢结社，但他在双峰村之所为，全是为保护地方而设，显然亦类似于团结性质的结社。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兵未至江南，但徽州府属黟县、休宁等县，奴仆已蠢蠢欲动，结12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遂焚杀之”。休宁良家子弟听说此事，大惧，于是也立“七十二社”，“富贵者写粮银，保护地方”（注：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黟县仆变》，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显然，这“七十二社”，亦当属于义兵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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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民间军事性社团中，其最负盛名的是“林符会”与“义勇大社”。成化初年，“流贼”四起。茂名人林雄首创义会，率符琼等300余人，“矢盟并力保障乡村，贼不敢入其境”。后林、符二人殉难，乡人立祠祀之。当地后人遵其法，因此就有了“林符会”这样的乡兵义会。（注：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258~25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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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大社出现于明季。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兵攻打开封城，祥符县知县王燮创设“社兵”予以抵御，按开封府城84地方，立84社，“择民有一二千金产者出兵一名，或两家合出一名；万金产者出兵二三名。巨商亦然”。社兵的具体编制则为每社社兵50名，择殷实有素行生员二人，分别充任社长、社副，统率50名社兵。另外，选总社五人，“按五所五门，各置一人统之”，依次为北门后所总社、南门前所总社、西门右所总社、东门中所总社、曹门左所总社。社兵“无事则团练习艺，有事则登陴守御”。与此同时，推官黄澍也创设了“义勇大社”，同样属于义兵结社性质。这种军事性结社，传统色彩相当浓厚，如“刑牲祭关壮缪侯，与众饮血盟酒”，而参加者的成分亦极复杂，郡王、乡绅、士民、商贾，各色人物均成为义勇大社的重要成员。全社分为五营，即中权、后劲、前茅、右翼、左翼，分设头目，大多由举人、乡绅、郡王统率。凡是社中义勇，“人给社票一纸”（注：李光壂：《守汴日志》，见《昭代丛书》壬集补编，清道光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并在腰间系上无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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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庄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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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庄会”，又称“连庄会”，是以地域为纽带，出于防卫需要，将共同地域内的村庄连成一片，以期互相支持合作。联庄会也属于地域性的军事组织。如山东兖州府城武县共有村集1107个，知县赵嗣晋在各个村庄设庄长一人，大锣一面，火枪一杆，每夜逐户轮流打更巡夜。“或有警，则放枪为号，声达邻村，随放枪接应，共相救援，虽有盗贼，立时擒获。又分四乡为八方，以便稽查。八方锣声分别八音。每遇农隙之时，传谕八方，保什庄长依期演枪，如违者薄加扑责，以儆游惰。”（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237《兖州府部》。）此虽无明言设立联庄会，但从各庄互相接应、共相救济来看，显然已经将各村庄连成一片，具有联庄会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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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地方乡村主要实行军事化的保甲制度，并无专门的联庄会之称。至清代，保甲制虽继续存在并发挥乡村防御的作用，但联庄会兴起的势头已很迅猛。如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1673—1674），三藩之乱期间，福建宁化县之民间特地约结20多个乡为“保民会”，“耑禁从军及饷引外寇残害本境者。部署周密，治简严，缓急呼应，务联诸乡如一家”（注：李世熊：《寇变后纪》，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毫无疑问，保民会就是典型的联庄会。清末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兴起，时因各地地方军备简陋，百姓为谋求自卫，纷纷筑寨防守，为坚壁清野之计，并自动联合数十村庄，结成一个大的团体，称为“连庄会”，守望相助，为此闾社得以保全。（注：《续安阳县志》卷9《兵防志》，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庚子事变，联庄会再起，旋即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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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末还出现了具有地方暴动性质的连庄会。据载，山东莱阳县永庄社社长于祝三，一向倡议反对清政府的新政，拒不纳捐，村民纷纷归附。曲诗文为于祝三的同志，与其弟曲林舟，“平日皆不安分，在县缠讼有案”。宣统二年（1910）正月，曲诗文在唐家庵地方，纠众50余人，“拜盟立会，蓄意与官僚为难”。当时莱阳朱知县勒逼各种捐税，经曲诗文倡导，城北八社联络一气，拟图抵制，称“连庄会”，由曲诗文出任会长。此连庄会成立后，提出七条要求，反对陋绅劣董干预地方公事，在地方完全实行自治。（注：《东方杂志·山东莱阳县乡民将乡董房屋焚毁》，见《辛亥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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