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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人的雅聚：诗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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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人集团诗文社，源远流长。一般的论者认为，诗文社起源于宋末元初的“月泉吟社”。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其实，若追溯诗文社的渊源，当起于汉代的梁园雅集。梁园为汉梁孝王刘武所建，为游赏与延宾之所。在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均为梁园雅集的座上宾。《隋书·炀三子传》载虞世基《元德太子哀策》，其中有云：“风高楚殿，雅盛梁园。”明末的文人集团“几社”，亦是“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注：姚希孟：《壬申文选序》，见陈子龙：《陈忠裕公集》卷首，清嘉庆八年竿山草堂刻本。）。可见，梁园雅集在后世文人雅士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至于说“兰亭”，则指晋末王羲之的兰亭“修禊”，而“金谷”则指晋时“金谷二十四友”。隋唐时期，亦有诗文社的零星记载。至宋、元两朝，诗文社初盛。到明中期以后，诗文社达到极盛。清兵入关后，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诗文社一度沉寂，然明人结社风气，在清初犹有遗存，不绝如缕。直至清末，因为王纲解纽，风气渐开，文人结社之风才再度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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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极其丰富，诗酒风流，仅仅是其一个侧面。在道学出现以前，儒家士大夫与文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文人一称并无贬义。所以，在唐以前，结社之风虽不盛行，但诗酒流连的风气却是很流行的。唐以后，道学独盛，文人地位下降，以致当时有“一入文人，便无足观”之说。这样，理学家与文人遂分道扬镳。（注：“文人”一称，其起源乃至与道学家之分道扬镳，陈宝良所著《明代文人辨析》一文（载《汉学研究》，19卷1期，台北，2001）作了较好的梳理与辨析，可资参看。）理学家汲汲于义理之辨，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无非是圣贤冠冕。既然对文学不屑一顾，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就不堪称道。“文人无行”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至少说明文人与理学家之间的不同。文人可以狎妓，放浪山水，亦可以无视圣贤的冠冕，轻遽议论，无所顾忌。他们的生活不同于理学家之流，显得那么刻板、拘谨，而是风流自喜，洒脱自如。因此，自宋代以后，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理学家群体，似乎已与诗酒盟会很少有缘，诗酒风流遂成文人的专利。换言之，考察宋以后的各色诗文社，如果从理学家的生活轨迹中去寻找，或许会是徒劳之举，只有在文人士大夫的风流生活中，才能寻找出众多结社结会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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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说，诗社不同于文社、文会。诗社是文人士大夫聚合而成的文学团体，以吟风弄月、崇尚风雅为表现形式，同时亦有把酒弄盏的生活场景，以及团体成员的志趣合一。在朝官员在政务之余，为打发闲暇，消除寂寞，可以结成诗社；士人为切磋诗艺，亦可以结成诗社；还有官员致仕以后，在乡无聊，纠合同道，同样可以结成诗社。但从总体上说，诗社是消闲的，是士大夫风雅生活的集中体现。而文社、文会的出现，则在宋代以来科举盛行之后。士子聚在一起，揣摩八股风气，一起会课会文，结成文社或文会。由此可见，文社与文会是功利性的，为士子应付科举的文学集团。当然，诗社与文社、文会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有时甚至是模糊的。在文社、文会中，同样存在着诗酒盟会的场面，也有风流消闲的一面；与此同时，有些诗社亦讽议朝政，带有部分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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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禊”与“白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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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崇尚老庄玄学，雅好游戏生活，或放情丘壑，或嗜好醇酒，或钟情音乐，为人任性不羁，放浪形骸。在晋以前，有人为了辞世隐逸，颇费周折，或“被发狂，或污身秽迹”，可谓历尽艰险。一至魏晋，很大一部分士人辞却官职以后，却可以逍遥林泉，过着一种优游无事的生活。如谢安，辞官以后，寓居会稽，与王羲之、许珣、支遁等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注：《晋书》卷79《谢安传》，20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又如陶潜，其人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所喜者则是不慕荣利的隐逸生活。还有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注：《晋书》卷80《王羲之传》，2098页。）。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是恬适惬意的。如谢安，每次游赏，“必以妓女从”；顾恺之，亦是“好谐谑，人多爱狎之”（注：《晋书》卷79《谢安传》、卷92《文苑传·顾恺之传》，2072、2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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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隐逸文人，身虽在野，却心系朝廷。他们并不甘心于过在野的寂寞生活，必然会交同好，觅挚友，以文会友，以在野群体的力量，对朝政有所影响。于是，就在永和九年（353）的暮春，王羲之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以“修禊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注：《晋书》卷80《王羲之传》，2099页。）。何谓“修禊事”？据《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疾病。禊者，洁也，“于水上盥洁也”。已者，止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注：仲长统：《昌言》下，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89，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可见，所谓修禊事，即是一种祓除疾病、祈禳福祉的仪式。这种仪式，时间为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在晋代极为流行，以致为朝廷所鼓励。如晋废帝曾有《祓禊诏》，其中有言：“三日临流杯池，依东堂小会。”（注：严可均辑：《全晋文》卷11，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谓“东堂小会”，早在晋武帝时即已存在，为天下同庆欢乐所设，“王公卿士各奉礼称庆”，“设乐加于常”（注：晋武帝：《东堂小会诏》，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6，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由此可见，每年三月三日的“祓禊之会”不仅为晋朝廷所倡导，而且其仪式也与朝内欢庆集会即“东堂小会”基本相同。当然，从“东堂小会”到文人“修禊”，大抵可以反映晋代雅集从朝廷走向山野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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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的兰亭修禊宴集，其参加者包括王羲之、孙丞公、谢胜等42人，其中27人赋诗，并留下了诗作，15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注：王羲之：《临河叙》，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26，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这42人中，有些人不见于史传，所以元人赵千里作《兰亭图》，凡是禊集中42人，均“摹写其仪刑风度，以补史氏之阙者”，以致此图被黄溍称为“非直可资一时清玩而已”（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2《跋兰亭图》，见《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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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修禊之会，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元代，禊会继续存在，“禊饮赋诗，修复兰亭故事”，而且立有约法，“有事宜略具真率旧例”（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70《禊约》，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可见，元代禊会大致已与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真率会”相近。就这种角度而言，永和九年的兰亭修禊，亦堪称真率会的鼻祖。入清，犹有禊会。清初朱鹤龄有《禊日石湖社集》诗，有句云：“祓除无异永和年，玉雪遗坡赏倍妍。高眺鸟从游舄度，醉吟人倚落花眼。”（注：朱鹤龄：《愚庵小集》卷5，清康熙刻本。）所言就是禊日社集赋诗的具体场景，亦属永和遗风。清嘉庆二年（1797）八月上巳，阮元曾在兰亭举行过“秋禊”：“嘉宾在坐，簿领既彻，游情共驰，再扬曲水之波，展修秋禊之礼。”（注：阮元：《揅经室四集》卷2《兰亭秋禊诗序》，见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下册，7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廖易元亦在春日举行过修禊之会，其诗有云：“修禊何妨继旧盟，况逢天气正晴明。桃花一簇红无主，春水三篙绿有缘。郭外垂杨人系马，渡头芳草客弹筝。风光似此真图画，好倚隃縻细细评。”（注：潘焕龙：《卧园诗话》卷4，见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198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细绎诗旨，修禊会显然是诗社一类“旧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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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兰亭修禊宴集可以称为诗文社的一个起源，虽无会、社之名，却有会、社之实，理由如下：其一，兰亭集会中，参加者均为“同好”，互称“同志”，为士大夫优游山水的一次雅集。其二，兰亭禊集亦赋诗，一觞一咏，以诗侑酒，同样符合士大夫诗酒风流的生活情趣。其三，就兰亭雅集的变迁而言，至元代，已参照“真率会”的部分做法，作有《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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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兰亭雅集的旨趣来说，大致与晋人风习合拍一致，即摆脱名利的缰锁，追求一种“快然自足”的生活情趣。自晋以后，序兰亭修禊事之人甚多，其最著名者当推王羲之。但右军所言，“亦不过区区生死之间，惜时序之迭迁，叹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于圣贤之道，则固未之有及也”。所以，为一些君子所讥。在这些君子中，有一位就是宋濂。他也写了一篇《修禊序》，其宗旨正如戴良所言：“惧斯道之不闻，而末俗之益偷也，既以舞雩之咏勖之，复以山阴之集戒之，终篇数语，凛乎其可畏。”（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5《修禊集后记》，见《金华丛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宋濂号称明初文臣之首，但其正统的理学思想颇浓，故对王羲之《兰亭序》有较多指责。这又可从反面证明兰亭修禊雅集，确为后世士大夫诗酒雅集的不祧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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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明人高拱所言，后世世俗上巳祓禊之事，已经失去了本义，流变为“乘时行乐”的代名词，泛酒者纵其狂，赋诗者逞其技。随之而兴者，则是“石坛金堤之赏”，“华林疏圃之游”，甚则“挚虞泥曲水之说，束皙诡心剑之对”。可见，修禊之事，“得其义则为禳除之举，失其意则为流连之行”（注：高拱：《诗文杂著》卷1《上巳祓禊解》，见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上册，70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而揆之兰亭修禊之后的诸多雅集，大多已经演变为文人的“流连之行”。于是，文会不断，结社兴起。如南朝宋时，史载谢灵运东还以后，“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注：《宋书》卷67《谢灵运传》，17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以文章赏会”，显然就是指四人结成文会。至南陈时，这种文会更是兴盛不衰。士人或游宴赋诗，或雅好词赋，或与年少雅相推重，结会相亲。如太建初年，李爽与张正见、贺彻、阮卓等为“文会之友”，后来参加者又有蔡凝、刘助等，“皆一时之士也”。他们“游宴赋诗，勒成卷轴”（注：《陈书》卷34《文学传·徐伯阳传》，4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由徐伯阳为之序，盛传一时。又如鲁悉达，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注：《陈书》卷13《鲁悉达传》，199页。）。更有可记者，南陈已出现了“忘年友会”这样的士大夫结社团体。此会因江总年少有名，张缵等雅相推重，结成忘年之交，故称“忘年友会”。此会亦属诗社团体，如刘之遴酬江总诗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驺唱，每畏晨光赩。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注：《陈书》卷27《江总传》，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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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有“竹林七贤”，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七贤者，分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因曾“为竹林之游”，故世称“竹林七贤”（注：《晋书》卷49《嵇康传》，1370页。）。竹林七贤虽为后人所称，当时无结社团体之名，但此七人崇尚玄学，不拘绳墨，意气相投，显然也是一个文人小团体。另外，晋时还有“金谷园二十四友”，参加者有潘兵、石崇、左思、陆机等24人，“皆一时才俊”（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445《河南府部》，清光绪三十年铅印本。），虽无会、社之名，却亦具会、社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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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最有名的社团当推“白莲社”。它不仅是后世宗教结社的鼻祖，同时亦与文人的诗文社渊源颇深。白莲社成立于太元十一年（386），主持者为僧人慧远。关于白莲社，宋人陈舜俞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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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经》，因凿池为台，植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昺、昙诜、白衣、张野、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驮耶舍十八人者，同修净业之社，因号曰“白莲社”。（注：陈舜俞：《庐山记》卷2《叙山北》，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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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亡名氏《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传》，无白衣，却有佛驮跋陀罗（注：（晋）亡名氏：《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传》，见《说郛》卷57，涵芬楼排印本。），疑两名实则一人。白莲社的参加者，除周续之、雷次宗等六位俗人外，其余均为僧人，共计18人，号称“十八贤”。但所传《白莲社图》，除此18人外，又画谢灵运、陶靖节、陆修静三人，共计21人。（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1《跋白莲社图》。）其实，这是后人画白莲社图者失考所误。白莲社的主要参加者只有18人。陶靖节、陆修静均与慧远相善，“与语道合”。慧远曾邀陶氏入社，但陶不赴。又陆修静亦“慕为神仙”，应当算是初非同社。至于谢灵运，虽对慧远多所推重，“求入净社，师以心杂止之”。可见，谢氏终未入社。故僧人齐己《远公影堂诗》云：“陶公醉多招不得，谢公心乱入无方。”（注：章渊：《槁简赘笔》，见《说郛》卷24。）明言陶、谢二人并无入社。倒是另外有一位范宁，在豫章时曾被慧远邀请入社，但“范不能从”（注：陈舜俞：《庐山记》卷3《十八贤传·社主远法师》。）。显见，参加白莲社的俗人只有六人，而谢灵运、陶靖节、陆修静绝非社中人。至于周续之、雷次宗之入社，可谓确凿无疑，有正史记载可为旁证。如周续之，“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注：《宋书》卷93《隐逸传·周续之传》，2280页。）；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注：《宋书》卷93《隐逸传·雷次宗传》，2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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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社是一个僧俗合一的宗教性团体，其宗旨为“同修静土”。需要指出的是，晋人风习，崇尚老庄玄学，而参加者如周续之亦深究玄学，这样玄学与佛学通过白莲社已有了第一次的结合。此外，十八贤中，有六人为俗家贞心之士，他们或为儒家士人，或为隐逸之士。即使没有加入者如谢灵运、陶渊明、陆修静等，也都是诗酒风流，为一批隐逸之士，如周续之与刘遗民、陶渊明，在当时就有“寻阳三隐”之称。可见，白莲社从一开始就与俗人结缘，并与文人的诗酒风流有了关涉，这就开启了后世文人与僧人结诗文社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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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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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诗文社的中衰时期。唐代文学如此辉煌，但诗文社却为仅见，实在是一件怪事。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无诗文社，唐代文人中“诗酒之会”的场景还是存在的。如吴筠，善于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注：权德舆：《吴尊师传》，见《全唐文》卷508，第5册，51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此即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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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诗文团体又一度兴盛。宋代诗文社分为两部分：一是文社。在宋代，由于科举兴盛，文人结社会文的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定期集会，研习功课，传观所作文字。如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载：“崇宁初，予家宿州，汪信民为州教授，黎确介然初登科……尝与予及亡弟揆中由义会课，每旬作杂文一篇，四六表启一篇，古律诗一篇。旬终会课，不如期者罚钱二百。”这种定期会课的出现，显然已开了元、明诸生盟社的先河。二是诗社，尤以“江西诗社”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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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的兴盛，与当时皇帝的倡导不无关系。在宋代，皇帝专设赏花钓鱼宴，其制为“三馆直馆预坐，校理而下赋诗而退”。这种赏花钓鱼宴，有时又称“赏花钓鱼会”。（注：范镇：《东斋记事》卷1，清鲍廷博校本。）同时，宋代士大夫的聚会之风亦颇盛，对诗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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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之盛，在一些诗句或笔记记载中也能得到部分的印证。如宋人诗句有“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从”；“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注：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96《次前韵答马忠玉》、《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42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另外，在笔记小说中，也有关于诗社的记载。如汪藻，幼年就负文名，曾作一诗，一问世，“便为诗社诸公所称”（注：张世南：《游宦纪闻》卷3，清乾隆四十八年长塘鲍氏刻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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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士大夫多与僧人交往，文人与僧人关系颇密。如福建永福县云际院有苏老亭，为庆历年间提刑苏舜元所建。吴栻诗云：“苏老行诸郡，多为洒落游。静心山共止，动意水俱流。赴社呼陶令，翻经约谢侯。高风谁复记？明月上西楼。”（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37《寺观》5，见《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8214页。）此诗用的仍是晋时白莲社的典故。显见，宋代士人多具雅风，好为洒落之游，并与僧人结诗社。关于宋代僧人与士大夫结诗社，宋人丁谓《西湖诗社序》有详细记载。从序中可知，这个由僧人令常主持的“西湖诗社”，是继晋白莲社之后又一次盛会。僧人与士人结社，每每效慕慧远庐山白莲社，说明白莲社对后世诗文社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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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社，其声名最著者，当推“江西诗社”。所谓江西诗社，其实是一诗歌流派，又号称“江西诗派”。其人自黄庭坚以下，分别有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明、洪刍、吕本中等25人。吕本中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推山谷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由此“江西诗社”之名得以成立。其实，就宗派图所载，其人或师杜甫，或师储、韦，或师二苏，师承并非一家。至于其人，亦并不限于江西一省，或为扬州，或为兖州，或为河南，但诗派独称江西，只是言其宗派而已。（注：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清乾隆道光间长堂鲍氏刻本。按：元人欧阳玄亦云：“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陈弘绪：《寒夜录》卷下，《豫章丛书》本））自吕本中造出“江西诗社”一名之后，后人遂因袭相称。如南宋人陆九渊言：“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及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注：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7《与程师》，明嘉靖间刻本。）元人元好问在论及江西诗社时，也对江西诗派以“社”相称。他有诗句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注：转引自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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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峙。宋地诗文社大盛，而金地诗会亦极活跃。如正大初年，赵闲闲与陈正叔、潘仲明、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曾经赋《野菊》一诗。（注：刘祁：《归潜志》卷8，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59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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