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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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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一书誊抄已毕，重新浏览一过，摩挲书稿，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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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世纪90年代，商风再起，市井利潮滚滚。时贤俊彦也耐不住寂寞，不时传来文人投身商海之声。而我抱残守缺，不投时好，仍然拿出这些老古董来把玩，有时自己也感愕然。但仔细推究，无他，不过是我与中国的历史有些缘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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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童时开蒙，进了所谓的幼儿园。园之所在，为一旧家大宅院，其格局为前院（我的家乡称之为天井）后楼。楼屋翘角，高出一般民居多许，院墙高耸。除了早晨太阳初升时的一丝晨曦与傍晚日落时的一抹晚霞之外，整个院子整天都是阴沉沉的。幼儿园的功课，识字不多，不过是咏歌、游戏而已。记得院内有一所空屋，终日铁将军把门，无人进出。老师不时告诫，不许偷看，以免“中毒”，引起我的好奇，时想探个究竟。空屋窗高没头，虽久存探究之心，却终不得而见。一天，突发奇想，躲过老师，骑在小伙伴的脖子上，透过窗格，借着昏暗的光线，看到了一些现在仍很感兴趣的东西。屋内所存，多为大家望族旧物。当时横扫“四旧”，网罗一空，锁之老屋。屋中所存，虽非国宝级的文物，却多属古董。有镂空配以八仙画的宁式床，有雕花的太师椅，有红木并刻有饕餮纹的八仙桌，有青铜的胆瓶，还有锡制的烛台，乃至青花瓷的坐墩。我生在一个手工业者的小户人家，平常所见，最多是一些清末民初的民窑瓷品，虽时常出入大户人家，但横扫风下，荡然无存。当时见到这么多的宝贝东西，惊讶之情，可以想见。这是我对中国文物典章的第一次接触，却引发了我对历史这种东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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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值六龄，入了小学。校名虽为“完全小学”，校舍却由土地庙改建。明清时代，贫儒寒士多就学由破败庙宇改建的社学或设在宗祠内的义学。时隔六七百年，自己的启蒙之地，竟也在土地庙内，其间感慨，亦可想见。横扫之余，留有死角。记得庙中犹存木偶泥像，杂乱堆于一处，其状千奇百怪，课余时加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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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六年，小学毕业，跨乡升入中学。我所在的中学，地处张溇，由张家祠堂改建。据说，张家兴学，在当地颇有声望。记得中学大门，尚是祠堂门楼，而礼堂则全然是祠堂祭室旧制。堂屋空旷，坐北朝南，屋柱有合抱之粗，所增者不过是一木制之台，以供大会时讲演之用。堂屋后东侧另有一小院，辟有一小室，旧为宗祠内的厝所。据老辈人说，此室内原存有棺椁。不过，当我入学时，已改为高中班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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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上，因镇上周家为望族，建有石拱古桥，故镇称周家桥。桥下小河东西流向，将镇一分为二。镇中有一百米长小街，宽只堪四驾马车。镇的四周，南有朱家祠堂，北有张家祠堂；又南偏西有丁兴庙（“丁兴”二字据故老所传之音造出，其庙即为土地庙），北偏西有张川庙，东有包公殿。镇的东侧，有一牌坊，石制，牌楼衰颓，旁有一石亭，石柱石盖，形制小巧，虽经风蚀雨侵，犹然矗立。其中丁兴、张川两庙前均建有戏台。庙坐北朝南，而戏台均坐南朝北，遥相对应，想是古时旧制。台基高一米余，呈四方形，由石砌而成。上有木结构建筑，如亭子之形，顶有金藻。戏台分前后台。前台三面无墙，供看客观戏；后台四面有墙，前墙左右有出入之口。大概过去应上书“出将”、“入相”，不过我当时所见，因已败敝，已无此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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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犹存，社戏却不得而见。据故老或父辈言，过去各庙均有庙会，庙会期间，在戏台演社戏。张川庙、丁兴庙的社戏以目连戏为主，包公殿的社戏则多为包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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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兴庙早已败敝很久，戏台也已改成医疗诊所，无香客活动。前些年回家，看到张川庙已经修复，念佛婆子的活动也很盛。这大概是因为神主为神医的缘故吧。所可惜者，戏台一仍其旧，任其衰败。倒是包公殿的香火越发见盛，每遇宗教节日，修斋设醮，妇人婆子宣卷，善男信女不断，并引来很多凑热闹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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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当孩子出生时，为了好养活，故意取“阿狗”、“阿猫”之名以贱之，或寄名神庙，成为神佛的寄子，而神佛则成为孩子的寄父，必会加以佑护。据我父母言，当我出生时，也曾寄名包公殿，有幸成为黑脸包公的寄子。所以，在我幼小时候就随祖母经常出入包公殿，看老婆子们宣卷。在明清时期，吴、越两地，民间的宣卷活动极盛，而且妇人婆子流行结念佛之会，如“观音会”一类即是。这种遗风，一直流传不歇。小时候我就曾看到祖母与别的老妇结会，一起吃斋念佛。这种会社，其实很简单，每遇神诞之日，会首随时推举，由其出面张罗，然后一起去神庙，数珠念佛，口中喃喃，“南无阿弥陀佛”声不断。神诞过后，即可告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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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民间如香社、香会这一类进香团体极多。据我的同乡先贤张岱言，绍兴人进香，远则普陀，近则香炉峰。这种风习，犹存而未亡。记得小时候，家乡仍流行香会。每遇神诞，河上香船，织如穿梭。进香之地，除普陀、香炉峰之外，又有上虞的曹娥庙。香会的准备工作比一般妇人婆子的念佛会要复杂得多。先须请人念经，诸如“高王经”、“白衣咒”之类，买一些阡张、元宝，再准备路途和斋宿几天的斋食。因本地神庙均无出家僧道，念经之事一律由一聋子神汉承担。民间的进香活动，其形式为还愿，而目的则无非是求神灵佑护。“还愿”云云，实则就是酬神，用经卷、阡张、元宝及施舍之类，犒劳神灵。进香期间，除修斋设醮以外，尚有求签活动。签文形式，种类颇多。一般多为“家宅签”和个人“流年签”，以求神祇指示，看看家庭及个人当年的运气如何。这种进香活动，我小时候大致是每年都要参加的。香船穿梭于弯曲的河叉，沿途得以观看山阴道两旁如画的风景，随路游玩寺庙，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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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浙江有一位温氏老妇人，持家有方，留下了一部教子的《母训》。其中说道：“我生平不借债，结会此念一起，昼夜见人不是。”这是典型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劳动妇女，虽然家中光景清苦，但精打细算，缺衣少食的日子倒也未尝有过。母亲也曾告诫过我，不要轻易求人结会，免得遭人讨嫌。不过，每当邻居遇到困难或大的变故，找上门来结会，她总是不拒绝。这种民间互助性的结会，在我的家乡称“兜会”或“摇会”，其形式几百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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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杂地写了这些，无非是为了说明以下两点：一是历史感的取得，除了文献的阅读之外，实际生活的亲身感受，大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吧？尤其是研究社会史，单从故纸堆中讨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容易产生隔膜感。我尚年轻，生活的阅历也不够丰富，对过去经历过的这些事原大可不必拿出来贩卖，但终究忍不住，想一吐为快，个中心情谅前辈及读者诸君也能理解。二是小时候有幸亲眼看到各种民间会社场面，所以到后来阅读史料时，见及这些东西，备感亲切，大有“古时原来也是如此”之叹，越发对这类问题产生兴趣。这就是我现在愿就历史上的结社结会活动写一本书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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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负笈京师，得以进入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学习历史。而后，对会社问题产生兴趣，在毕业之时，就明末复社问题做了一篇题为《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的毕业论文。从此，关于会社问题的研究才算入了门。此后，研读史籍，多有所获，一见会社史料，随时抄录。时日一久，已感手头史料稍丰，于是又作《明代的社与会》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时至今日，我注意会社已积十年之功。十年磨成一书，自忖史料及内容的丰富也算对得起读者诸位了。至于对这些史料所作的排比、归类以及分析，是否允当、精辟，只好任读者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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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在此对我的导师顾诚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先生教书育人的高超之处，在于对学生指点门径，不求细末。先生又以淡泊荣利的身体力行，教会了我坐冷板凳的实际功夫。这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陈祖武教授，正是先生引发了我对明清学术史的兴趣，使我一度涉足这一领域。正因为有了这番经历，我才得以顺利地写完关于讲学会的这部分内容。同时，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先生又对我有所鼓励。日本学者夫马进先生慷慨地将他研究明清时期善会与善堂的文章供我参考，使我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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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之所至，胡乱涂抹，絮絮叨叨，不成篇章，权充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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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翰墨散仙陈宝良识于螺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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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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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时过境迁，重读此记，感慨甚多。一则恩师顾诚教授已经仙逝六载有余，迄今更是备感思念。先生一去，我深感独学无友，母校更成伤心之地，只好自己贬窜到西南一隅，躲在螺壳室中继续我的研究。二则今年十月，重回绍兴老家，同样也有物是人非之感。儿时居住的小镇已经因为拆迁而有一半夷为平地，另一半也即将拆除，古老的石拱桥孤零零地矗立在野地之中，算是仅存的古迹。至于口碑相传的“山阴道”，青石板路早被柏油马路所取代。因高楼大厦的纷纷崛起，故乡已无“如在画中游”的景象。至于我从小寄名的包公殿，前些年尚香火旺盛，现在也因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被拆除，是否重建还是一个未知数。儿时景象，徒成记忆。伤哉！三则我的母亲从十余年前开始，长年吃斋念佛，因为缺乏营养的补充，衰老许多。多次劝其茹荤，她却固执己见，说吃斋念佛，并非自己贪生，而是为儿孙积福。俗云母以子贵。我自17岁离开家乡，已经违背“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时至今日，事业稍成，却还是成为老母的牵挂。念及此，真有不孝的歉疚。写上几句，以观世事沧桑。附识于此，聊作补记。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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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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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中国的社与会》一书写成后，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中国社会史丛书》（第5批），于1996年出版。首印五千册，久已售罄。其后，台湾南天书局将此书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第11种），于1998年在台湾付梓。书出版后，承蒙读者诸君与学术界朋友的抬爱，多有揄扬，少见批评。有关拙著的书评，分别见诸大陆之《中国历史年鉴》，台湾之《明代研究通讯》，日本之《明代史研究》，以及法国之《汉学文献评论》。更让我铭感的是，我一直内心敬仰的日本著名学者夫马进教授，在其所撰名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此书曾获日本学士院大奖）的正文及后记中，多次对拙著予以绍介。此外，诸如历史、文学、法律、民俗学界朋友对拙著的广泛引用，以及被列为海内外知名大学的参考书，这也是令我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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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友谭君徐锋，青年才俊，喜读书，有识见。蒙其不弃，约我重订旧著付梓。定交之后，或电话，或电邮，或面聚，纵论剧谈，深获我心，且解我“道孤”之忧。拙著此次再版，有删削，有订正，有增补。相比之下，删削、订正者少，增补者多。增补有二：一是资料的补充。拙著自首次出版迄今，已有十余年，其间又积累了不少关于会社的资料，借此次再版，稍作增补。二是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拙著之撰，虽不敢贪“筚路蓝缕”之功，但所做的尽是些“采铜于山”的工作，这亦不必讳言。鉴于此，原先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参阅甚少。事实上，在拙著之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亦复不少。尤其是自拙著出版以后，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之《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以及台湾学者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之出版，显然已经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示范之作，这次一并加以补充参考，无不对拙著的增订再版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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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势利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早已不再是清静世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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