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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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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第二章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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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迁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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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杭州城在从12世纪初至13世纪末这段时间的迅速发展，并非仅仅因12世纪上半叶北方难民涌入和朝廷定都于此所致。事实上，在12世纪期间，并非只在杭州才出现了居住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宋代末年（1250-1276年），情况刚好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人口的持续膨胀并非人们于杭州所仅见，在东南诸省的大城市中已成通例。此种城市扩大的现象极有可能反映出城市与乡村的不平衡正日愈演愈烈，以及经济领域内正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此种现象亦无疑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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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以前的中国，其政治状况可以简述如下：统治阶层形成了一个为数很少的精英集团，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语言文字。他们均沉浸于共同的文化氛围。但是，在这个极小的统治阶层之下，却是一个巨大的、尚未成形的民众团体，具有迥然不同的习俗风尚，千差万别的口音以及特定的技艺。当然，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然而，尽管统治阶层不断努力去使各地风俗习惯整齐划一，中国民众——特别是乡村大众——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差别明显的地区特点。不同地区和省份的这种差异性，又由于在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少数民族而进一步拉大了；不过，由于有了令人羡慕的农村政治机构和中央集权政府，这种差异性却很少显露出来。由于所有这一切，便有了诸历史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经过必要的修改之后，直至宋代甚至推而广之直至13世纪，中华世界均与中世纪的欧洲相若。按照毛斯（M.Mauss)的说法，在当时的欧洲，“唯有教会保有着艺术、科学和拉丁文，并传达着思想；而一般大众却显然并未开化，仍保留着他们的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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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11至13世纪，由于新的势力在起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遂渐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与此同时，在一个货币经济日益推广的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悬殊对立变得空前尖锐，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又只有两类制度性因子：城市中的精英集团和乡村中的一般大众。因此，13世纪的中国比以前要复杂得多。“治人”和“治于人”的传统概念像从前一样倾向于将商人贬低为一般大众等级；不过与此同时，雇主和无特权阶层之间的劳资对立尖锐起来，又迫使商人去和精英分子结盟。的确，表面现象是有某种欺骗性的。在宋代时期，从11世纪到13世纪，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却又未能把它引向新的形态。到了最后，这些势力实际上在统治精英和财主们之间造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勾结，从而大大改变了士大夫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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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1至13世纪的商业发展，可比拟于欧洲的类似发展。不过，中国当时的旺盛经济扩展势头，在规模上却与其西方对手迥然不同。中国的商业成长总量，跟其人口的多寡、财富的数量以及幅员的辽阔成正比关系。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的过甚其辞，只不过反映出了一位西方旅行家的惊愕，他发现了一种远比同时代的热亚那和威尼斯要繁荣得多的商业活动。但这种在欧洲与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可自我维护，使自身的权益受到承认，并形成了自己的实体。城市获得了自主权，市民机构开始出现，城乡对峙变成永久性的现象，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是构成第三等级的第一步——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产生。世界的这两个部分有如此不同的演进过程，这该如何解释呢？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任何看上去会威胁到国家之至上权威的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宋代文官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这样，一种中国社会生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后来使其变得落后的主要原因，便得以永远固定下来了。那些使整个中华世界成为一张巨大的亲缘宗法网络的家族和准家族关系，使得个人和社会集团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解放。在这张宗法血亲的网络中，人们只知道被习俗、道德和法律强加的一种社会关系，即施主与受惠者的关系，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以及主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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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2.上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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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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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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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世纪直到现代，中国的行政体系皆由这样一群官吏组成：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要么是根据其功绩、要么是根据其考试成绩被选举上来。这是中国最早的特点之一。不过，尽管当18世纪的欧洲人头一回听说这种制度时是如此地羡慕不已，但该制度本身在中国历史上却并非一成不变的：选举的方法、人数、省籍以及社会地位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在上述种种不同的方面，宋代时期(960-1279年）正是一个转折点。进一步说，启蒙思想家所构筑的有关中国政治结构的理想图画也与实际情况相距遥远：政府官吏全部来自极少数的书香世家，这些家族惯于向国家输送它们的行政代理人。而且，即使这些官吏经常显示出对于皇权利益的热心捍卫，那也是因为这种行为几乎总是暗合着对自己切身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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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皇帝所行使的至上权力的专制特性，也导致了不稳定和道德沦丧：在行政组织的最高阶层，那些最受宠的爱卿有可能突然和出乎意料地遭到最可怕的侮辱。宰相或者高官一旦失宠，就会牵连所有受其保护者一起倒台，无论官阶是低级还是中等。宫廷乃是接连不断的阴谋诡计的中心，而经常卷入其中的，则有皇族成员、皇后和后宫的宦官。此外，其他的一些不同因素，诸如个人气度、家族传统、不同的癖好和不同的结交等等，均掺入了官吏阶层，使之在整体上与起初的面貌大相径庭。朋党一个个地结成了，其政见有时会相互牴牾。有宋一代，在主张以武力抵御胡人的主战派和主张以纳贡来息事宁人的主和派之间，或者在新党和旧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在政府范围内部的暴力冲突，则更是该时期的奇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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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然有其不足，中华帝国的行政组织仍然令人赞叹。它的基本概貌是这样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执掌，并由最多3至5个重臣组成的御前会议辅弼之。该御前会议于黎明时分会面，与大规模的朝觐有所不同，前者是秘密的和不拘礼仪的，后者则有文武百官参加。仅次于御前会议的较接近皇帝的官员是御史大夫、六部尚书以及大学士等，他们分别司掌下述职能：掌管重大的行政事务、执行皇帝的决定、发布布告等等。在他们之下，则是御史台、翰林院和由于所雇人员较多而显得重要的政府机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再往下，则是一整套的办公部门（九寺五监——译注），既处理直接与皇帝和皇室有关的事务（祭祀、宴会、徽标、马房、皇帝的私人财宝），又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和一般性命令，其范围涉及农业、教育、运河、兵备、外交或特殊法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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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殿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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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上述轮廓勾勒完整，还要提到两个办公机构，其一负责转交地方官员上呈给皇帝的奏折和请愿书，其二负责传递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令。以上便是以粗笔勾画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大致框架了。人们若考虑到欧洲国家同期之行政机构的幼稚形态，便会对中国行政机构的现代程度和复杂性惊叹不已。而这还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人们在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的年代便发现了作为其模型的类似形态。[2]还有一点并非那么一目了然，但却值得重视，那便是中央政府各主要行政部分之间的相互制衡。此外，御史台亦对整个行政机构——无论是京师的还是地方的——起着一种永久性的督察作用。在各个行省，均设有巡按等官职，隶属于御史台，其职责在于对当地行政首脑施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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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帝国（1127—1279年）划分为大小不等的16路，一路的平均面积约等于法国的1/4或1/5。每一路由大约10个府或州组成，1个府或州的平均面积相当于法国的2个省。每一州或府又接着划分为3到5个县，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在人口稀少的乡村地区，一个县管理着数万居民；而若一个县部分地或整个地处在像杭州这样的城市中心地区，其人口数量则可达几十万之多。如遇后边这种情况，县官手下便有几名助手，他们一般是初入宦途者；同时，此种县的职员数量也比边远乡村地区的县要多。不过，无论大县还是小县，衙门的雇员（师爷、捕快、法医、守库人等）均是就地招募，区长或村长也是由当地人推选，以协调他们与公共当局的关系，而不是为了参与执行正式的公务。因此，鉴于其统辖之人口的数量（6000万人以上），可知官吏的数量是很少的。在18世纪，他们统共也不超过几千名。在1046年，一定是由于政府机构的增多和专卖制度的扩大，官吏的数目达到了18700名，不过即便如此，其中尚有6000名为军官，另外又有1000余名为京官。对于13世纪的官吏总数也应作如是估算，当时的中国北方诸省已被分割了出去。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中，只花费这么少的费用便能维持住秩序，——不过何以如此我们以后再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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