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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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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3.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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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1和12世纪以前，中国并未显示出商业上的才干，但打那以后，经商的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的品质之一。非常奇妙的是，正是一系列多少有点儿偶然的环境因素，才容许了这种与中国传统伦理很少合拍的商业才干脱颖而出。这些环境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此种发展是紧随着北方蛮族的压力和北方诸路的被侵而兴起的。南方较之北方在经商活动方面有好得多的天然便利条件。它拥有广阔的长江流域（我们必须记住黄河因水流太急而不易航船)，拥有运河网（这些运河网以前在长江下游平原被建立起来是为了向北方的京城和诸路输送漕粮的），又拥有南方和东南的海岸线（它们长近2000英里，对于沿海交通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十分便利）。另外，在中国南方还早已有了被阿拉伯和波斯客商刺激起来的兴盛贸易，这种贸易最初开展于广东，尔后发展到泉州，并沿着长江水路及旱路扩展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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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环境因素又不只是局限于地理上的或历史上的。在将近11世纪中叶时——至少也是从11世纪末叶起——就被用于寻找风水的罗盘，已经被用于天阴时的海上航行。人们印刷了星象图和航海图，并且发展了建造远洋船只的技术。最后，在社会制度领域，可转移证券的应用和纸币的推广无疑也对中国在11一13世纪所经历的商业的蓬勃扩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谁能够知道：远东经济的这种突然兴盛在同时代欧洲的遥远回声，会否在那里产生十分警觉的经济苏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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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应当首先指出当时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主要的消费产品几乎全部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由于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影响到了所有其他的商业活动，所以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便受到了国家的调控。这种情势无疑对私营经济有所妨碍，不过它也有对之有利的一面。某些商人之所以能够大发横财，还要感谢他们所领受的政府当局的诸项命令（政府专卖品和军需品），除此之外，由于国家对物价和货币总量施行总体控制，也自然保障了中国经济处于健康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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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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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尽管有国家的竞争，中国的经济在12—13世纪还是得以长足地进展。就杭州城本身而言，存在着大量的贸易通道，它们引发了该城的繁忙经济活动。这种通道分为四种：国家控制的贸易、大规模的内河和海上贸易、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杭州城之商业活动的这种分化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它是国都之所在、它便利的地理形势、它的居民中有一部分人是阔佬，再加上它的人口众多。”商人”这个词是有用的，不过它也可能引起误会，因为我们并不能说在杭州城内存在着作为一个阶级的商人集团。在经营大买卖的富商们和贫穷区的小店主们之间，说有多少等级就有多少等级。商人们中间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部门。毫无疑问，如果一位富有的造船商发现自己被与郊区的小杂货商归为一类，他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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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们分析商人的各种行业和贸易的各种通道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当时的货币。在唐王朝时期（公元618-907年），朝廷、行政机构和军队是由加诸农民的实物税来维持的，可是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国家就开始征收以货币交纳的间接税了（包括商业税、运输捐和国家专卖税)。不仅交税要使用货币，而且私人间的交换也几乎全部以钱币支付。考虑到官方造币厂所铸的铜钱之多，以及先由富家后由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纸币，我们可以说，货币的总体增加乃是此一时期经济史中最惹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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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市场和店铺中最普遍应用的货币是制钱。这是指中间有一方孔的圆形铜钱。铜钱的上、下、左、右刻有四个字。铸于10世纪末和11世纪的铜钱上刻的字是“宋通元宝”》而到13世纪时，所发行的铜钱上便铸有年号了，故而在景定年间（1260-1264)铸造的铜钱便刻有“景定元宝”的字样。唯一被国家承认的货币单位是一贯钱，它是用一根缗通过方孔穿起的一千文钱。但另一方面，在市面上通用的货币单位却是“陌”即“一百文”，而实际上所谓的“陌”通常都不足此数。早在北宋的京城开封，一“陌”在官方交换价格中便已经只值七十七文了，而它在实际交易中更只值七十五文。更有甚者，兑换率会因交易种类的变化而异，而每个行业都会有各自的汇率。因之，对于鱼、肉和蔬菜行业来讲，“一陌”值七十二文《对于金银行业来讲，一“陌”可换七十四文，对于“珠珍、雇婢妮、买虫蚁”的行业来讲，—“陌”等于六十八文，而对于誊抄文字的行业来讲，一“陌”便只值五十六文。就杭州的情况而言，一“陌”在南宋初年价值七十七文，这和开封市场上的官定比率一样；或是到了南宋末年，一“陌”便只能换到五十文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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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是一种价值很低的通货，恰与普通老百姓低标准的生活相应。在北宋时期，一文钱等于37.301克白银的千分之一。此外，它十分不便于携带，一贯铜钱的重量超过1.5磅。除了不方便之外，一个更大的困难在于铜的严重短缺；在整个宋代时期，这种短缺还由于铜钱的流往国外而更趋严重。缘此，国家被迫求助于其他种类的通货。到了13世纪末，户部发行的夹锡钱开始在杭州投入使用。不过，国家主要还是通过应用纸币来解决它所面对的通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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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9世纪末叶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使用钞票的情况，它最初流通于富商之间。商人把他们的铜钱存放在巨家富室中，换得可以在其他城市再向某位可信赖的人物兑成现金的收条。这被称为“飞钱”。这种情况在10世纪末又被国家扩展到它所掌握的食盐贸易中：政府发行票据，而商人们在购得这种票据后便获准到产地或官营商行去兑换盐或茶叶。这种程序也可以反转过来：商人们把军需品输送到边境地区之后，就会被支付以票据，然后再到京城凭票换成货物。这样，在整个宋代时期就发行了大量票据，以支付绝大部分食盐的所需款项。在12世纪初叶，这类票据在一年间的发行总量就达两千六百万贯之多。不过，这类票据一旦超过了规定年限即告作废，不再有兑换成现金的效用。此外，它们也只在发行它们的特定区域生效——不过说实在的，这些地区也足够大了。[14]最迟在1265至1274年间，政府以金、银为本位发行了纸币（金银关子），它们在全国通行。据一位杭州居民讲，“自因颁行之后，诸行百市，物货涌贵，钱陌消折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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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通行于杭州的纸币面额不尽相同，大约从一贯至一百贯不等。它们的外观一定和蒙元时期的钞票相似，也一定和蛮邦金国发行的票据相仿佛，后者在13世纪初仍然占据着中国北方。在热河省的一处考古遗址，人们发现了一块用来印制金国钞票的刻板，其年代断为1214年以后。它所能印刷的钞票长19厘米宽10厘米，其面额为一百贯，并标明每贯实值足八十文。另外，这种钞票上还有连续编号，而在那上面印着的其他字样中间，有两句话足使人回想起中国的第一张纸币，因为那上面也同样印着它们——“伪造者处斩”和“检举者奖三百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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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宋代交子 右：南宋会子铜版 行在会子库印行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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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纸钞的权力为国家所垄断。有了此种特权以及对某些重要消费品的专卖权，遂使国家能够推动一切经济活动。这些政府专卖品包括食盐、烧酒、茶叶、香料等等。除了一些国家无力严加督察的地区之外，任何个人均不得经营此类货品。杭州的驻军拥有13个大酒库、6个小酒库，而一些官妓正是赖此为生。杭州城内有不少大型的官仓，储存着政府买来或征收来的谷米，其中有“仓廒一百眼，岁贮公田米六百余万石”[16]。此外，杭城内还有许多公房，由政府出租给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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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政府是如何与民争利的。另外，运贩国家专卖品和向边地供应军需品的商贾，也借机大赢其利，他们均很有权势。有些暴发户还向政府或农民发放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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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还有一些暴富者是依靠长江及其沿岸的贸易和海外贸易大发横财的。这些大船商中大多数均非杭州本地人，但他们寄寓于此，肯定是既受到了当地奢侈生活的吸引，又受到了该城之地利——位于长江和福建码头之间——的吸引，也受到了它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吸引。他们几乎全都住在位于皇宫以西的凤凰山，故而该城居民习惯上称该山为“客山”。[17]从杭州很容易取道终止于镇江（位于南京下游）的大运河而到达长江，而长江的航道几近2000英里，远达四川南部。沿江两岸兴起了一些大集市，南北走向的道路在那里与长江交叉。其中的一个大集市位于洞庭湖北，另一个位于今日武汉附近，再一个位于南京以南。整个帝国的物产，不管是来自广东的还是来自汉水流域的，也无论是来自四川还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均被运抵此处销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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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萌芽阶段的“国家市场”，而且，由于水路运输的轻便，专事生产某类特定产品的固定地区也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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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自从阿拉伯和波斯货船开始往来于波斯湾与广州之间以来，对外贸易现在也已变得空前重要了。9世纪的广州是一个大港，其半数居民均为穆斯林；不过，到了南宋，它已不是最重要的外贸口岸了，其地位已被福建沿海的泉州和福州所取代。当时，中国的船主取代了中东的客商，但在杭州也仍有少量外商在从事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这中间有于1126年随着朝廷南渡的犹太人，有从中亚和印度来的穆斯林，也有叙利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等。他们的人数要比几十年后的蒙元统治时期少得多。这个入侵中土的蛮族，对于汉民族充满不信任，却又无力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并高度开化的国家，于是只好聘请来自所有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充任行政官员——马可·波罗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蒙古人向这位西方商人委以行政高位——而这样一来，遂使中国商人失去了大量做生意的机会。不过，尽管中国宋代的史籍对之绝口不谈，我们却不应忘记——在蒙古人征服前夜的杭州城内，一定存在着少量外来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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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帆船驶往日本，驶往安南海岸的占巴（Champa)之印度人的王国，驶往马来亚，驶往南印度沿海和孟加拉沿海，也驶往非洲沿海。这些大帆船大致呈正方形，船首高高耸起，船尾为正方形，有8对到10对船桨（在风平浪静时每只桨由四人合划），有两只石锚，以及用草席或帆布制成的船帆。若干隔水的船舱使得船只在破损时更加安全。在船的前部有几十个相互隔离开的小舱。大船之后拖曳着一只小船，小船上载有柴薪和淡水，它们是从旅经的港口补充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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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气晴好时，航行靠星辰和太阳来定位，再辅以星象图和航海图。而当天气阴晦时，则应用中国罗盘，这种仪器早在11世纪末叶甚至很可能是11世纪中叶便已被用于航海[19]，它标示出南方，以使船只可以继续其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