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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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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4.城区的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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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富向城中聚敛，再加上农村的贫穷，遂使得农民不断涌向大都会。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并构成了杭州人口的最大部分。他们的人数逐年递增，直至出现了毁灭性的结局。13世纪的中国大都市乃是经济出现病态的具体例证。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不自然的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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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杭州城内的普通百姓——不管他们是整日听命于主人或雇主的可怜劳役，还是脚夫、娼妓、沿街叫卖的小贩、卖艺者、扒手，小偷或乞丐——都别无生计来源，除了身上的体力和脑力。他们有的是耐心和胆量、诡诈和老滑。由于一方面财主们既短缺资本却又要大把地赢利，另一方面劳动力既过剩又工资菲薄，故此劳资双方的争斗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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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浆图（南宋） 绢本设色 34.1cm×40cm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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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提竹制茶笼的小贩，在沿街叫卖的间歇，彼此交换茶汤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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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结果导致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就中国当时所达到的财富和技术水准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发展得过分了。由于有了行会来进行劳动力交换，劳动力市场被组织得井井有条。无论雇主还是被雇者均依赖于行会，没有它的媒介作用什么交易也谈不成（很可能是行会根本不允许任何单独的成交)。杭州城内的商人和上流社会的成员须通过行会头领才能雇到管理人才来经营当铺、酒肆、食店和药铺，也才能“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或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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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人家和暴发商人的财富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一群又一群的穷人。下层人民的大多数，要么在富人府第里充当佣人，要么就专门供应富人的需求。王公贵族们、高中级官员们、富有的船主们以及大地主们，都在其城中的巨宅深院或乡间的豪华别墅里雇有大量的随从。家大业大侍从成群乃是社会地位高的一种标志，而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就连刚刚变富的高等妓女也都有家仆伺候着。最为富有的家庭，尤其是皇亲国戚们，都有自家的工匠，专门从事珠宝、牙雕、刺绣等业。它们也拥有自家的私人保镖，以及一大群被分为不同服务机构的办事人员。后者在杭州被称为“四司六局”。四司分为“帐设司”（专掌仰尘、录压、桌帏、搭席、帘幕、缴额、罘葸、屏风、书画、簇子、画帐等）、“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银器具及煖荡，请坐、谘席、开话、斟酒、上食、喝揖、喝坐席、迎送亲姻，吉筵庆寿，邀宾筵会，丧葬斋筵，修设僧道斋供，传语取复，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厨司”（掌筵席生熟看食、妆饤、合食、前后筵几盏食，品坐歇坐，泛劝品件，放料批切，调和精细美味羹汤，精巧簇花龙凤劝盘等事)、“台盘司”（掌把盘、打送、斋擎、劝盘、出食、碗碟等事)。“六局”则分为“果子局”（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脔切、像生花果、劝酒品件）、“蜜煎局”（掌簇饤看盘果套山子、蜜煎象生窠儿）、“菜蔬局”（掌筵上簇饤看盘菜蔬，供筵泛供异品菜蔬、时新品味、糟藏象生件段等）、“油烛局”（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烬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排办局”（掌椅桌、交椅、桌凳、书桌，及洒扫、打渲、拭抹、供过之职)。“盖四司六局等人，只直惯熟，不致失节，省主者之劳也。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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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之多的家务仆人，却并非富家大室所雇人员的全部。还有一类地位略高的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仆从，他们或因其社交才能或因其一技之长而被大户人家长期或短期地供养。他们中间，“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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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富家为生的人们自然会在社会下层结成一个大团体，因为有许多人都因其不同的特长而受雇于大户。另一方面，被作坊、肉铺、食店、茶肆及奢侈品商店雇来的人手，却是尽可能地少。不过，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主人或雇主的关系都属同一类型：主人一方总是持一种家长式的态度，而仆从或雇员一方则总是尊敬谦恭。仆从或雇员构成了家族的一部分，有时候代代相传地为同一个府第服务。主仆之间的纽带如此牢固，其原因首先在于仆人们在经济上完全不能自立，其次也在于旧式家庭制度的延续。在杭州既无大的作坊又无大的工场。而几乎只有在雇佣了大量穷苦劳工的外省（比如四川的盐井），才会产生无论哪种形式的民变——不管它是产生于农民中间还是大工场中间，也不管它是公众行为还是私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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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行会，由于它们为数过多和名目过杂，不易觉察到它们的影响。在下层社会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富人的意识。对于仆人和雇员，不仅可以指望他们始终如一的忠诚，还可以期待他们全心全意的奉献。他们的小小过失便会招致严厉的惩罚，而国家对恪尽职守的观念又进行不遗余力的维护。对任何偏离传统主仆关系的行为，法律都会予以制裁。更有甚者，家族的首领和店主、作坊主们通常会细心地保证从属他们的人并无反抗的理由。他们从不会无理取闹，并且一旦见到仆人或雇员们攒了点儿钱，便会想方设法地为其娶亲。做下人的，虽说早起晚睡，又不断受到其主子的指使差遣，却比当农民有个大大的优越之处：其生计相对有保障。在大户人家做仆从，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有把握在家中的女佣中讨到老婆，这也是诱使人们担当此种特殊形式的苦役的主要刺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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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像仆人或雇员阶层那般相对走运的人们，他们和主人或雇主沾不上一点儿边，只好大多以打工糊口。他们中有的专卖力气，如干打杂的粗活、担水、扫街等。不过，他们也决不例外地拥有自己的行会。有人也许会想象，13世纪的这些苦力，其样子和现代的相去无几：面带倦容、瘦骨嶙峋，却又乐呵呵的。他们中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在街头或市场摆摊。这中间有提瓶点茶的，每到晚上便可以看到他们在御街上或挨门挨户地在贫穷区溜达，这些人最热衷于飞短流长，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家长里短。还有卖“小儿戏耍家事儿”的，卖熟食的，蹲在澡堂门口卖热水的，盘街卖卦的，相面的，算命的，卖甘蔗的，卖“小儿诸般食件”的……[38]每一个行当均有它独特的叫卖声，或者就干脆只敲木板或金属片以招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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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贩拿店主的钱干活儿。有些店铺只利用小贩来兜售其货物。用一句当时人的话说，这些小贩乃“贫而愿”者，他们一大早就到被称为“作坊”的店铺去取货，到晚上再把挣到的钱送回来，提取什一的佣金。这些可怜人所叫卖的货物是盛在一排排小盒子里的熟食，还有糖果、蚊烟等等。[39]所有这等小贩，不论是自有本钱的还是代售别人货物的，都只能以其辛勤的劳作挣几文小钱，以勉强维持其生计。不用问，这中间有不少是刚离开农村进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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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大众娱乐业的人难以胜数。他们中有唱小杂剧的、说书的、演傀儡戏或皮影戏的、演魔术、玩杂技的、走索的、驯兽的等等。他们在“瓦子勾栏”中进行表演，那是一种在市场或桥头搭起的棚子，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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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逢年过节时从乡下赶来的“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40]。还有些人专以表演过人脊力吸引观众，在隆隆的鼓声中举起铁石、舞弄棍棒。有时候，这是些老兵，他们就像唐代长安名噪一时的“强人”一样，在双臂上纹有“生不畏君王，死不惧阎王”的字样。[41]很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社会下层中有如此之多的人从事大众娱乐业。不过，只有在每逢大的年节时，城里的生意才特别火爆而昼夜不停，这些艺人也才会表演其最拿手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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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业在杭州城内非常盛行。在蒙元的首都汗八里——它的城墙在今日北京城略北处，其遗迹至今仍可见到——马可·波罗曾为这座世界性城市的娼业之发达而大吃一惊。他写道：“我还有件事要对你讲：妓女在城里不敢活动……可是……她们却都住在市郊。你必须知道，她们的人数之多，会使得外国人中无人能相信t因为我要对你道出实情：总共有两万妇女靠向男人提供此项服务而赚钱谋生……现在，既然我已告诉你汗八里的妓女到底有多少，你也就可以发现该城的居民之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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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道德上还是要比中国南方人刻板的，故此把娼妓驱赶到城墙之外的地方。然而，在杭州城内妓女却是随处可见。举凡酒肆、食店、客栈、市场、“瓦子勾栏”、街坊、桥头，几乎没有哪一个公共场所见不到成群结队的妓女。一位当时的人列出了一个清单，说明哪些场所是低等娼妓的荟集之地。比如，“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歷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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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断定妓女在杭州城内的社会地位。她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标志。她们中有许多人出身寒微而贫苦，这说明她们身属社会下层。不过，她们的贫富差距却构成了各个梯次。有些人就像日本古代的艺妓一样身为名妓，一眨眼就阔了起来，过着奢靡已极的生活，并且只接待有头有脸的人物。她们的名姓被当时的人们记载了下来。[43]出色的歌女与乐师被请到高官豪族的华筵之中。时髦的婚礼中若无歌儿舞女便觉有所缺憾。最享盛名的歌妓们甚至会在上元节之夜奉诏进宫在御前演出。她们或是坐着弹琴，或是站着歌唱，其身姿随着歌声微微摆动。有人描绘此等歌女道：“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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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妓女的常客是杭州的纨绔子弟和太学生。官营的酒店——它们通常都与大酒库相联接——也具有自家的官妓，并将其名宇写在花牌上。”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陷之可也。”[45]然而，最有艳名的妓女却通常足不出户，只有最有地位的嫖客才能与之谋面。从理论上讲，只有杭州城内的太学生们方有权进入此类酒店。不过富家子弟亦自有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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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的娼妓业，马可·波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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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数条街道上满是妓女，其人数之多，真叫我拿不准到底有多少。她们不仅在市场附近有特定的地盘，而且比比皆是。她们花枝招展，浓妆艳抹，住在华丽的居室中，有成群丫环服侍。这些妓女特别精于诱惑之道，并善于与各色人物交谈。其魅力之大，使得人们一识芳面便神魂颠倒，乐而忘返。故而，一旦外乡人返回故里，便说自己已去过天堂，并亟于再次造访那里，愈快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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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富有的歌妓，她们有能力使自己从所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一位13世纪的中国作家记述过她们中的一位是如何获得财富和名声的。”淳佑间（1241-1252)，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次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彩缣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糜金钱数百万而归。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豪侠少年，无不趋赴。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干红四紧纱为单衾，销金帐幔，侍婢执乐音十余辈，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遂为三吴之冠。其后死葬于虎丘，太学生边云遇作墓铭云：‘此亦娼中之贵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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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类名妓只是例外。而大多数的歌妓——即使是那些生计较为优裕的——也不可能使自己从某种桎梏中全然解脱出来。即使是那些实际上并非住在秦楼楚馆中的人，她们仍然寄身于某些酒店或食店；店老板无疑发现，允许歌妓们在店中娱客，对自己的进项大有裨益。城中最上等的茶肆中并无歌妓。不过，“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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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下等的妓女，则成群地聚在贫困区的街市桥头。她们似乎缺乏音乐训练，故通常不称其为“歌妓”或“艺妓”，只称之为“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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