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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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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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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门艺术和各种形式的游戏都笼罩着一层巫术的和宗教的气氛：人们是在种种宗教场合进行自我装扮的，而且他们所从事之游戏的目的和特点亦可追溯到很古的年代，当时正是巫术赋予了这些游戏以某种实践的功能或戏剧的功能。这种古风的遗踪直到唐代尚有残存，不过，宋代时期城市的兴起在推动种种游戏和艺术的世俗化方面的作用较诸早先的种种社会变迁更为全面，以致将任何巫术—宗教性的思想和内容均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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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新兴社会阶层（大小商人和下层市民）的崛起，亦在艺术和娱乐方面激起了新的需求。形形色色的大众艺人开始出现，而我们也已经讲到过，“大众娱乐业”的从业人员在杭州普通百姓中间占有可观的比例。中国远古的传统习俗是：魔术师、音乐家和说书者等等只限于在贵族和宫廷圈子内献艺。但到了宋代，他们却也走上了街头，当着商贾庶民的面表演。应这些观众的要求，演出的剧目和类型以及表演的风格均发生了变化。不过与此同时，在上层和下层的娱乐之间也出现了相互借鉴的现象，多多少少使它们变得日渐相通，从而，这种互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话本、小说和剧作纷纷问世，可以说是在其发展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中国的文学加添了新的形式，而且在文学趣味方面也出现了某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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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迅速崛起的商人阶层的需要，士大夫们传统的和私下的艺术也传播到了更大的范围。经营艺术作品（绘画、书法、古董）的市场和职业的艺术家同时出现了。艺术的此种“商业化”导致了新美学观念的产生，而这又影响了宋代人从悠久历史中承袭下来的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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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都市——其中尤以杭州为最——中间人口稠密和各阶层混杂，遂使各色人等相互接触的机会增加，并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杭州提供了无数的会面场合，并且因而鼓励了各种团体的形成。一言以蔽之，这里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的理想场所。城市居民之最基本的心理特征之一便是：永无止境地渴求娱乐，对任何种类的消遣、社交和饮宴均十分热衷。13世纪的杭州有大量的会社，其中既有文学的、体育的，亦有宗教性质的。人们为这些会社所取的名字——不待言还有这些会社的组织结构——显示出：这些形形色色的团体与那些在中国极为普及的地区性的拜祭土地神祇的团体和做佛事的佛教团体颇为相似。它们的规则规定：每个成员均有义务为每年一度的盛宴和社交提供自己份内的钱物，同时，他们还有义务向为每个会员之婚丧大事所举行的仪式捐钱。这类组织制度开了种种互助协会和种种为宗教目的（有时也为纯粹的世俗目的)而掌管钱财的团体的先河，而后者一直到现代中国仍然存在。对于13世纪杭州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团体来说，很可能也是这样定期举行社交活动和分摊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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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角色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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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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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道者有灵宝会，每月富室当供持诵正一经卷。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城行香诸富室，就承天观阁上建会。北极佑圣真君圣降及诞辰，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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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铺席施以大烛巨香，助以斋资供米，广设胜会，斋僧礼忏三日，作大福田。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会……西湖放生池建放生会，顷者此会所集数万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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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吴自牧上述记载的纷乱无章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这些团体是应着如此众多的不同目的而形成的，而它们的组织形式又大同小异，所满足的需要也相去无几。它们迎合了共同爱好一门艺术、笃信一种宗教或来自同一故里的人们的要求，使之可以相互会面和结交。只有一座大都市里的结社形式才会如此复杂多样。我们不难想象：这其中的一些团体，尤其是西湖诗社，一定对12和13世纪的文艺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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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17030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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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 2.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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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到处都有供人们交往聚会的好去处：城外花园可供市民冶游观光，城中空地或街头巷尾的卖艺者把人们吸引得目不转睛，茶肆供富室子弟习学乐器，而湖上轻舟则等着游客去开心取乐……此外，杭州尚有专供娱乐的场所，那是些专业的“娱乐场”，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戏曲、弹唱，而且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戏剧的表演。按照当时人的解释，为这些娱乐场所取的名字意味着无人拘于礼节，也就是说，各色人等均可不顾忌寻常的礼法而在此处摩肩接踵。早在12世纪初，北宋的首都开封府便出现了此类的瓦舍勾栏。到了南宋的绍兴年间(1131—1162年），在杭州城也为驻扎在城中的兵丁设立了瓦舍，这些兵丁中的大多数来自北方各路，由于远离家室，正愁找不到打发闲暇时间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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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设立这些瓦舍的本意，很快就被转变了。《都城纪胜》的作者写道：“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在南宋时的杭州，这类瓦舍计有17处[4]，它们多设在城门外不远处。设在郊外的瓦子不归城区官衙统辖，但所有的这类娱乐场所均归一个政府部门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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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及器乐演奏 南宋浮雕彩绘 四川泸县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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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当时勾栏舞台表演的情景。左边两位女伎持鼓执杖而去，右边两人吹笛拍板，中间两位是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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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散乐传学教坊共有13个部门，教授杂剧和音乐。每个部门均有其头领，艺人们则根据所属部门和等级的不同而“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各垂黄义襕”。杂剧部的演员诨裹形状色彩各异的头巾，余下的乐师皆戴幞头帽了。乐师们视其所属乐部的不同而操不同的乐器。“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若合动小乐器，只三二人合动尤佳，如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鍫琴合葫芦琴，或弹拨下四弦，独打方响，吹赚动鼓《渤海乐》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儿，敲水盏，打锣板，和鼓儿，皆是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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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习乐器外，教坊的另一些部门还传授歌唱、舞蹈和杂剧表演技艺。杂剧的特色在于“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6]另一些节目的演出形式是在歌声和乐声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此外还有皮影戏，这种戏中的演员是用纸剪成并巧妙连接起来的傀儡，以及木偶戏，这种戏中的傀儡或被在上方以线绳牵引，或被从下方以细棍操纵，木偶戏演员们还可以其修长、秀美的身影亲自扮演之。在表演中，剧中的傀儡被配以带着鼻音的尖声道白。无论皮影戏还是木偶戏，场面都不大，多为半真半假的灵怪、公案以及烟粉类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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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髅幻戏图（南宋·李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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