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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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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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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开辟了在“共和”体制下探索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纪元，标志着古代中国“族类政治”向近代中国“民族政治”的重大历史转型。自“五族共和”始，汉和“满、蒙、回、藏”就不再是古代意义上的华与夷，而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不再是俯首于皇权的臣民与奴才，而是同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同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同为中国政治的主人，同为中国命运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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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五族共和”并非革命派或者改良派的理论主张，而是在辛亥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在时势面前充分博弈、相互妥协的政治结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为“五族共和”的提出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也都应对“五族共和”的局限与缺陷负有相应的历史责任。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虽然在理论上赋予了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却并没有在实践中对其予以保障和实施的制度设计，“五族共和”也就难免沦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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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充分证明，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不可能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更不可能完成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虽然“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民主共和”的体制之下实现了暂时的相互妥协，但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双重缺陷最终使中国再次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危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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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民族主义”宣扬本族意识、主张同化融合、煽动族际仇恨，这加剧了各族间的隔阂，损害了各族间的信任，伤害了各族间的感情，不但没有对民族权利——包括公民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予以有效保障和实现，反而为民族间的压迫、歧视和同化开启了方便之门；既无法有效应对、抑制蒙藏政教势力的分离运动，也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分化图谋。另一方面，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进一步激化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对抗。过于崇信国家强力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不以“民主共和”为其政治基础，不以“民族平等”为其政治原则，反而处处信奉武力、崇媚强权，臣服于清朝皇权在先，俯首于袁氏帝制于后，几乎沦为中央集权的附庸和强权斗争的工具。为恢复中央集权，袁世凯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在蒙藏地区炫耀武力、四处征战，把蒙藏彻底推向中央政权的对立面；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军阀相互混战、烽烟四起，中央政府在处理蒙藏分离运动问题时更是无能、无心、无力，“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西方列强乘机纷纷扶持地方军阀作为代理人，充当其侵略、瓜分中国的马前卒，并积极策划、鼓动、支持蒙藏政教势力的分离、分裂运动，中国再次陷于四分五裂的危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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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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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1921年3月6日），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册），民智书局，1930，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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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炎（章炳麟）：《排满平议》（《民报》第二十一期，1908年6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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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中山批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号称学者，竟不明春秋大义，陷于以汉攻汉，终致太平天国灭亡，参见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1904年），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册上），民智书局，1930，第1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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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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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中山：《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1900年7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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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2期），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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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904年8月），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册上），民智书局，1930，第349～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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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册上），民智书局，1930，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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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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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太炎（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民报》第十二期1907年3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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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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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545～547页；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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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炎（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期1907年7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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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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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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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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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载梁启超《变法通义》，华夏出版社，2002，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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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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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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