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38561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12]

1703038562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三章 “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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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64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会议宣言，正式宣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通过现今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国民党一大宣言”是以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基础，且其背后有着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政治动机。后人论及“民族自决权”，多认为这一主张符合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只是没有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却没有认识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既不符合甚至完全背离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大会决议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远非“水土不服”那么简单。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诸项主张，我们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亦有必要采取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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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66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被视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开了大革命的历史序幕。宣言不仅主张彻底、健全地“反帝国主义”，而且“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并且明确主张“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这不仅是“民族自决权”第一次写入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而且也意味着改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从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上抛弃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共识和革命成果——“五族共和”。无论是对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对中国现代史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转变。实际上，正是自国民党一大之后，“民族自决”逐渐深入中国现代史，一度超越甚至取代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地位，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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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68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历史档案逐步解密和学界不断深入挖掘，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主导下起草的，其基本内容来自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对国民党行动纲领进行了十分重大的修正[2]。宣言在国民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议，就连孙中山本人也并不赞同甚至曾经明确表示反对[3]。鲍罗廷在工作札记中记载了孙中山在宣言发表前一天紧急约见他并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的内容：“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4]有研究者认为，为了获得苏联方面的国际援助，学习和借助苏联革命经验——尤其是组织和军事经验——孙中山最终选择与鲍罗廷达成某种妥协，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在保持国民党自身理论体系完整性和意识形态独立性方面，孙中山却有着非常清晰的坚持和主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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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70 令笔者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和鲍罗廷为什么要将宣言“强加”于孙中山？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否体现和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孙中山为什么会不同意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所起草的“一大宣言”？宣言内容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理论矛盾与政治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对中国近代历史和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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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76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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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78 辛亥革命之后的20世纪10年代，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腐朽衰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国内方面，袁世凯1916年因恢复帝制失败而亡以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在政治上谋权篡位、觊觎中央政权，在军事上穷兵黩武、割据混战，在财政上竞相卖国举借外债、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文化上尊孔复古、钳制民主自由思想。府院相争、张勋复辟、孔子入宪、曹锟贿选，一幕幕政治丑剧、闹剧相继上演，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早已丧尽人心。国际方面，虽然西方列强因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瓜分控制，但是日本却乘虚而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先是威逼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后又借口对德宣战侵占山东等地。“亡国灭种”的威胁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剧。1919年，在巴黎和会维权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五四运动随即爆发，标志着中国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正式兴起。与以“排满革命”和“五族共和”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相比，中国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但其依然面临着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历史使命：一是要在国际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二是要在国内处理蒙、藏等政教势力的分离运动和分离趋向，实现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的平等、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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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80 作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是“排满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推翻“满清”统治、“光复汉人国家”无疑也是孙中山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之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采纳立宪改良派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作为维系统一、建立共和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也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7]，宣布放弃以“排满革命”为主旨的“民族主义”，且深以“满、蒙不靖，于心有愧”[8]，转而为“五族共和”的真正实现而积极奔走呼吁[9]，祈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10]，展现了一代历史伟人独有的人格魅力和政治魄力。但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不仅蒙、藏分离运动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也愈演愈烈，民主共和更是化为泡影。面对支离破碎的政治残局，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转而对“五族共和”采取批判的态度，甚至直斥“五族共和”是由“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11]等“无知妄作者”所“创办”[12]，“直欺人之语”[13]。在此期间，美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熔炉”模式、苏维埃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自决”模式，都曾对孙中山产生过重要影响。结合对中国国情和民族政治形势的了解与判断，孙中山对自己以往的民族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和调整，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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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82 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思想，是一个回答了“为什么需要民族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如何去实现民族主义”等重大问题且既完整又庞杂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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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84 第一，关于“为什么需要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14]，中国迫切需要“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主义”和“联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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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86 就反对“帝国主义”而言，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榨和压迫，是造成中国苦难和祸害的根源[15]。而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压迫，就是因为中国在清朝统治时期丢失了“民族主义”，“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反之，“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16]。因此中国亟须恢复民族主义，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地位。正如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回答“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这话实在错了”，因为“现在前清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底抵制”[17]。他强调，“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用的”[18]，“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19]，“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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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88 就反对“世界主义”而言，在孙中山看来，“世界主义”的实质是要维持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针对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世界主义”[21]和苏联所主张的“国际主义”，孙中山主张中国要先实现“民族主义”，然后才有资格去追求所谓的世界主义。他指出，“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22]；“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23]，“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他强调，“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24]，因此“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25]。针对“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在当时学界甚至国民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孙中山先生的睿见，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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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90 就反对“联邦主义”而言，在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孙中山坚决反对所谓的“联邦制”主张。他说：“我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也极力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削弱这种意识”[26]。因此他主张“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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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92 第二，关于“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缺乏民族主义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族异心。满蒙政教势力的分离运动此起彼伏，西方列强乘机分化瓦解中华民族。“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28]，是因为“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29]。他认识到联合、扶植少数民族意义重大——一方面，如果任由分离运动发展，少数民族的前途堪忧，“若不及今振拔，将来恐将流为他国奴隶”[30]；另一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实在是命运一体，“倘歧而视之，（分离之后）必为子孙之患”[31]。他抛弃了辛亥革命前期的“民族分治”思想，转而主张“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32]。二是一盘散沙。他认为，中国人素来只有家族意识、宗族意识，而无国家、民族意识，缺乏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所以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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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94 针对上述原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扶植少数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二是凝聚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抵御“国外之侵略强权”；三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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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96 第三，关于“如何去实现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实现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知”，就是要知道当前民族所处的地位。第二个，就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发挥传统组织的作用。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这样联合起来，才容易成功。而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和家乡基础，“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便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35]，“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得多”[36]。只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37]。二是要“恢复固有的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孙中山不赞同以为有了新文化就可以抛弃传统文化的观点，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恢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所代表的“固有的智能”，恢复“固有的科学能力”；同时还要学习“欧美之所长”[38]，进而达到“恢复民族地位”的目标，“成一个大同之治”[39]。三是要融合各族建设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在少数民族问题方面，孙中山主张学习美国经验，在“民族同化”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在他看来，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而且是“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40]，所以中国“本当应以美国为榜样”[41]。就人数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很低，当时的四万万中国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的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42]。就力量而言，各少数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下根本无力自决自治，“发扬光大民族主义……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者，是在汉族自决”[43]，因此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44]，“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45]，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共同努力“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46]，把中国建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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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598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设定的是一条“中国各民族团结融合为国族—共同奋斗—共同建国，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地位—实现大同世界”的“先团结，再共同奋斗”的民族主义路线。也就是说，在对中国民族问题现实根源的认识上和实现民族主义的路线选择上，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存在严重的思想分歧和路线争议。他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在外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在内是各族因被帝国主义分化瓦解而各自为战，因此中国才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缺乏“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48]，所以亟须用“民族主义”凝聚四万万人为一“国族”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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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600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则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在外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在内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所以一方面要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各族各自为战甚至相互为战，实现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民族平等。共产国际将中国的少数民族称为“被压迫民族”——隐含着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华帝国”的“殖民地”、中国少数民族饱受中国军阀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治含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要求国民党在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的同时，公开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要求中国国民党“不要忙于”同国内各民族进行组织上的联合和合作，“而应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等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再“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一个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49]。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所主导的、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上所宣示的实际上是一条“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相互斗争—各自自决、独立建国—进行所谓的‘自由联合’—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先分裂，再自由联合”的民族主义路线，不仅要求中国国民党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而且要求中国国民党放弃对国内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显然，这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路线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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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606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民族自决权”：违背还是贯彻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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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608 1922年底，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和左右权衡之后，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达成了政治合作的框架协议[50]。孙中山决定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苏俄亦决定派遣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51]来到中国。就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共产国际决定起草一份“重新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等人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52]。决议一方面要求中国国民党在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的同时，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另一方面告诫中国国民党“不要忙于”同国内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是“应当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53]。按照这项决议，共产国际不仅要求中国国民党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允许少数民族分别建立独立国家，而且要求中国国民党放弃对国内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等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再“自由联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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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8610 通过对比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有关论述，对比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有关决议，对比十月革命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无论是在理论上、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诸多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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