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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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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庞杂”而“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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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过研究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样一个观点：这是一个随着时局变化不断调整甚至多变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曾倡言“排满革命”，曾支持“五族共和”，曾认同“厉行同化”，曾宣扬“国族融合”……似乎其民族主义思想总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正因如此，不仅政界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学界对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与评价迄今同样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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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四种全然不同的解读。第一种将“伦理问题”视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本质，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篡改成伦理民族主义[100]。第二种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新”“旧”之别，有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只有主张“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民族主义，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要义[101]。第三种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经历了从鼓吹“排满革命”到主张“民族同化”的演变，但“大汉族主义”始终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妄言孙中山先生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102]。第四种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其实有一条“国家主义”的脉络和主线，无论哪个时期的哪种主张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宣称孙中山先生并非“民族主义者”而是“国家主义者”[103]。到底哪一种更接近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义和历史的事实？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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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一个回答了“为什么需要民族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如何去实现民族主义”等三个重大问题、既完整又庞杂的思想体系，还可以用另外三个“三”进行概括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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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完成了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民族”概念的转变。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民族”概念，经历了从古代中国“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族类”概念，到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再到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国族）”概念的转变。从“族类”概念向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的转变，是在1905年完成的，其标志就是《〈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以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解释排满革命运动。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向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国族）”概念的转变，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形成，并在1924年1月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得到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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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转变，是依靠力量的转变。“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是指孙中山以何种社会力量来实现其“民族主义”主张。在“排满革命”阶段，他以汉族为其“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动员汉人反抗满人统治、颠覆清政府。而在“国族主义”阶段，孙中山在前期（1919—1922年）虽然抛弃了“满汉分治”的主张，认为民族分治“必为子孙之患”[104]，但仍然主张“以汉人为中心”，即“以汉人自决来实现中华民族自决”；“国族”的概念虽然包括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并非实现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客体、对象而存在。在“国族主义”后期（1923年之后），孙中山转为主张“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105]，以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为其民族主义的依靠力量。少数民族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客体”，而是成为“共同奋斗”的“主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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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转变，是思想渊源的转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先后受到古代中国传统的“华夷思想”，西方近代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的“民族国家”理论，美国解决移民问题和族裔问题的熔炉模式，列宁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的影响。“华夷思想”源于本土，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则是通过日本——而日本又是通过德国——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产生影响的[106]。孙中山“国族”概念的形成和成熟，受到改良派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五族共和”主张和美国“熔炉”模式的双重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熔炉模式”成为孙中山学习的榜样，他试图仿照美国“熔炉”模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107]。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之后，列宁的“民族自决”也对孙中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俄罗斯的苏维埃革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革命。但孙中山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是以全体国民为基础的“国族”意义上的“民族自决”，而非列宁本意上的基于血缘、文化、地域、语言的“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自决”——这是孙中山坚持中国应建设“统一国家”而不赞同实行“联邦制”的重要原因。列宁主义对孙中山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孙中山逐渐接受了“民族平等”的思想，提出要扶持国内“弱小民族”实行“自决自治”，并同意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宣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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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三个层次。对于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解读，多认为其包含两个方面。孙中山1923年1月1日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将其表述为“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108]。1924年1月24日发表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将民族主义表述为“两个方面”：“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09]，也就是对外的“反帝国主义压迫”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对内的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比两个宣言，我们就可以发现用两个方面解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对外和对内的两个方面缺乏一个“主体”：谁对外“反帝国主义”？谁对内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很显然，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民族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层次。只有“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才能凝聚四万万人的力量为实现民族主义的对外、对内目标而“共同奋斗”；反过来，只有向着对外、对内两个目标“共同奋斗”才能真正凝聚四万万人的力量，“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从“三个层次”而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更加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从概念到主张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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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三个目标。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目标，所以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即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与旧民族主义相比，就丰富得多：一是要恢复地位，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解除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压迫；二是要实现团结，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这是属于“民族建设”方面的内容；三是要扶持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孙中山此处的“自决”是“统一国家”内的自决，而非“国家分立”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其民族主义的“三个目标”，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三个层次”紧密联系、互为依托，它们共同构成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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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里面既包含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积极内容，也包含“厉行同化”、贬低少数民族作用和地位的消极内容；既体现了追求民族平等、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这些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性，又反映了恢复旧道德、善用旧团体、宣扬旧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传统性；既在使用包含全体国民的“国族”概念，又在坚持基于血缘、文化、语言、地域的“民族”观念；既对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缺乏组织的特殊国情有深刻的洞见，又“四处投医”、试图借鉴别国经验和传统经验来解决中国当代的实际问题。在“国族主义”构建后期阶段，孙中山改以儒家政治中的“王道”阐释“国族主义”，企图依靠所谓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旧组织”来实现“国族团结”，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戴季陶的理论和思想的干预和影响。毋庸置疑，这种干预和影响为戴季陶日后伪篡、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炮制“纯正的三民主义”，为蒋介石编造“从家族到宗族，由宗族到国族”的所谓“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都提供了政治便利和理论条件。凡此种种，都是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和真实面貌，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时所应时刻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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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更应该透过这个庞杂、多变的思想体系，看到真正的价值所在：孙中山新民族主义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人的团结，凝聚“四万万人的大力量”而“共同奋斗”。也就是说，如何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如何团结“四万万人”为“一大中华民族”，如何“共同奋斗”改变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压榨的屈辱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才是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的灵魂所在和精髓所在，才是孙中山“革命”的民族主义。而这个目标和精髓，才是我们评价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依据和评价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伟大贡献的基本前提。换言之，我们固然要批判孙中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和核心。瑕不掩瑜，这才是公正、客观、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为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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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五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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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书所言，国民党一大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评价和基本立场。但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不足与缺陷，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判断。就“民族主义”的部分而言，宣言确立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目标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无疑是对孙中山“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和升华，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和“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的观点，却绝非不了解中国国情、输出苏联革命模式那般简单，而是借助共产国际的决议夹带着大国沙文主义者贩卖的“私货”，另有所图。只有剔除这些“私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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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补充说，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10]。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充分暴露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的双重用意：一方面固然是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却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服从世界革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需要，哪怕牺牲本国主权和本民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外交战略和策略由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一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共产国际。从表面上看，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兼顾”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个国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而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执行力度不同然而统一的外交方针[111]。这样的结论和指责显然是出于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诋毁共产国际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共产国际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组织，同时也是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代表苏联国家利益的外交机构，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鲍罗廷的任命决议中，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决议要求鲍罗廷与外交人员一同赴任，“并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112]。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与维系苏联国家利益之间，共产国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角色失范和取向矛盾，而最终的取舍却往往是偏向苏联的国家利益，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尽管苏联党内有人曾提出“应当彻底消除党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让党还是一个党”[113]，但这也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服务、服从于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注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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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分道扬镳，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共产国际强加给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路线、苏联打着“国际主义”旗号为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均难辞其咎。经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有关“民族自决”的决议，显然有悖于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基本论述，而且这种违背显然是一种基于“大国沙文主义”的政治上的“故意”。正是因为这种堪称包藏祸心的“故意”被隐藏、包裹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的光环之下，其危害才会更加严重。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苏联在国家利益上包藏私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相关决议在民族主义的表述上就会更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就会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实际，就会更加尊重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而不会人为地炮制理论误区、制造政策障碍、设置路线陷阱，更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进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造成那些完全不必要的重大损失和伤害。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和共产国际强加给国民党一大宣言且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共产国际决议精神、违背苏联革命历史经验的“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先分裂，再自由联合”的民族主义路线，对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久远[114]，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更长时间的革命实践、更多的牺牲和损失，才能逐渐摆脱和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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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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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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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05～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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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鲍罗廷笔记》（1924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66～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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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细论述可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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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最后签订史学界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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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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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与梁士诒的谈话》（1912年9月上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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