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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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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五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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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书所言，国民党一大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评价和基本立场。但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不足与缺陷，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判断。就“民族主义”的部分而言，宣言确立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目标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无疑是对孙中山“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和升华，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和“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的观点，却绝非不了解中国国情、输出苏联革命模式那般简单，而是借助共产国际的决议夹带着大国沙文主义者贩卖的“私货”，另有所图。只有剔除这些“私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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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补充说，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10]。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充分暴露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的双重用意：一方面固然是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却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服从世界革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需要，哪怕牺牲本国主权和本民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外交战略和策略由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一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共产国际。从表面上看，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兼顾”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个国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而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执行力度不同然而统一的外交方针[111]。这样的结论和指责显然是出于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诋毁共产国际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共产国际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组织，同时也是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代表苏联国家利益的外交机构，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鲍罗廷的任命决议中，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决议要求鲍罗廷与外交人员一同赴任，“并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112]。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与维系苏联国家利益之间，共产国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角色失范和取向矛盾，而最终的取舍却往往是偏向苏联的国家利益，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尽管苏联党内有人曾提出“应当彻底消除党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让党还是一个党”[113]，但这也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服务、服从于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注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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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分道扬镳，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共产国际强加给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路线、苏联打着“国际主义”旗号为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均难辞其咎。经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有关“民族自决”的决议，显然有悖于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基本论述，而且这种违背显然是一种基于“大国沙文主义”的政治上的“故意”。正是因为这种堪称包藏祸心的“故意”被隐藏、包裹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的光环之下，其危害才会更加严重。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苏联在国家利益上包藏私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相关决议在民族主义的表述上就会更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就会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实际，就会更加尊重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而不会人为地炮制理论误区、制造政策障碍、设置路线陷阱，更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进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造成那些完全不必要的重大损失和伤害。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和共产国际强加给国民党一大宣言且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共产国际决议精神、违背苏联革命历史经验的“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先分裂，再自由联合”的民族主义路线，对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久远[114]，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更长时间的革命实践、更多的牺牲和损失，才能逐渐摆脱和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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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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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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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05～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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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鲍罗廷笔记》（1924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66～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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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细论述可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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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最后签订史学界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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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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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与梁士诒的谈话》（1912年9月上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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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12年8月至9月，孙中山先生卸任临时总统后到访北京，发表了一系列支持“五族共和”的演讲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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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1912年9月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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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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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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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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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年2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 卷），中华书局，2006，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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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1924年2月2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 卷），中华书局，2006，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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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年2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 卷），中华书局，2006，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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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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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7月2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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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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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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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外主要的鼓吹者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国内主要鼓吹者是学者胡适，参见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胡适认为中国首要和先决的政治任务是改革内治，而不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参见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二十二期，1922年10月1日），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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