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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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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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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构建在“儒家化”“军国化”“法西斯化”基础之上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可行性，完全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广大中国人民接受蒋介石集团篡改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并将其视为中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广大中国人民服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并将其视为中国唯一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枢。可见蒋介石构建所谓“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核心目的，是要中国人民服从独裁专制统治，牺牲自由，牺牲思想，甚至“牺牲个人的一切”，“一切属于领袖，一切听命于领袖”[64]，“有纪律”“有组织”“军国化”“共同一致”地去完成蒋介石所设定的五种建设，实现所谓的“建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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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思想统一”。蒋介石强调，“要确定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65]，“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出来，也不能让第三个第四个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出来捣乱”[66]。为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视如仇雠，而且对古如老庄之类的诸子学说，新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之类的政治理论，也一概大加批判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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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政党”，也就是要实现“组织统一”。在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理论体系中，“党”占据着十分核心的地位，可谓其整个政治布局中的权力核心和根本保障。为此，他强调“中国国民党为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革命党”，“不能够再许第二个党起来攻击国民党”[67]，“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是不容许他活动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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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政府”，也就是要建立中央集权，实现“行政统一”。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病源就是在地方割据，中央法令不行”，“要实施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治，一定要中国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一定要地方绝对服从中央，进入轨道，然后才能顺利的进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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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上，蒋介石谋求有纪律、有组织的“共同一致”，也就是要实现“行动统一”。他认为，“中国所以贫弱，所以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就是中国人太自由的毛病生出来的”；“革命四十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知个人自由，不能遵守党的纪律”[70]。所以他强调，“要建设健全的国家，不受外国人欺侮，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最要紧的”是“守纪律”，“无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都要遵守公认的纪律，不能随便自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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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戴季陶主义”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三民主义”已然沦为蒋介石集团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招牌和附庸，孙中山先生的“新的民族主义”自然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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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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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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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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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著《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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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项内容占据了对民国时期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民族政治研究的绝大部分，关于蒙、藏、新疆问题的研究著述尤为突出，可参见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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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林恩显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但因缺乏该书资料，故本书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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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中慧译，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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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绍先：《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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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黎洁华：《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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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介石的权力谱系，以军权为先，政权次之，党权又次之，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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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5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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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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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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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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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23年，孙中山曾向记者表示：“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但是）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参见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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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此国外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年）、慧廷（Allen Whiting）在《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1954年）、布兰特（Conrad Brandt）在《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1958年）等著作中，已有比较充分的考证。参见〔美〕史扶邻（Harold I. Schiffrin）《近五十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曾学白译，载《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3月。国内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例如，周宇清认为，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其目的是学习俄国革命党的“组织之方法”和俄国革命的“成功之方法”，虽然在“行动上联俄，革命方法、党的组织原则师法苏俄”，但是在“思想上仍保留着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王奇生的研究也表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方法。参见周宇清《孙中山“效法美国”与“以俄为师”之关系辨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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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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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永瑛：《见孙中山先生记》（《清华周刊》1924年4月4日），载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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