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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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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以美国为榜样”：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的早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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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先后经历二次革命（1913年）、第一次护法运动（1917年）失败的孙中山，再次著书立说系统阐述其“三民主义”。此一时期的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仅与辛亥革命之前所主张的“驱除鞑虏”“汉满分治”“光复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为不同，而且对于辛亥革命后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也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和否定。以1919年的《三民主义》为标志，孙中山开始构建其“国族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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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至1923年，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具有非常鲜明的“美国色彩”，几乎处处都以美国为学习的模范和镜鉴的对象。在他看来，不仅“美国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光荣”[4]“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5]的民族，而且“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最文明高尚”的“民族主义”[6]，是“极好底先例”[7]。他明确主张中国“应以美国为榜样”[8]，“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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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归纳、综合孙中山的论述，不难发现他对于“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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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主政治”（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之范围”，有的根源于血统、宗教，有的根源于历史、习俗，有的根源于语言、文字，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则“以意志为归”。瑞士和美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孙中山看来，瑞士“合日耳曼、以大利[10]、法兰西三国人民”“组合而建立”，虽然“三者各有（不同的）血统、历史、语言”，但能“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一瑞士之民族”[11]；美国“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收取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12]。关键在于，瑞、美两国的民主政治极为发达，是“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实现了“国内底政治及民族底结合”[13]，从而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又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之上形成“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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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融合”（种族熔炉）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自美国国家成立，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参加入他底组织中”，美国“为世界中民族最多底集合体”[14]；而所谓的“美利坚民族”就是“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同时“收取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15]，最终“合英、荷、法、德种人同化于美而成底名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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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国家”（政治）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对于美国、瑞士实现“国内底政治及民族底结合”的“直接民权”推崇备至[17]。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混合“条顿、斯拉夫、日耳曼等各具特性”的“数十种之民族以成国”，在于其能“以国家之关系”“吸取各族之善性”，“使（各民族）各自忘其为条顿、为斯拉夫、为日耳曼”，从而形成“以国家为基础之新民族”[18]；瑞士之所以能够“立国于意、法、德、奥之间”，在于“瑞士为政治制度最良好之国家”，能够以“以政治之方法，调洽各民族”，从而成为“一极优美之瑞士民族”[19]。也就是说，“国家”和“政治”是“美国民族”和“美国民族主义”得以形成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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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孙中山，基本上按照上述对于“美国民族”和“美国民族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对其旧“民族主义”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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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民族”的内涵，从“汉族”扩大到包括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基础的，满、蒙等少数民族是“民族革命”的对象和敌人，是要“驱除”的“鞑虏”，这一时期的“民族”的概念与基于血缘、文化、语言等因素的“民族”概念相等同。而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则认为汉、满、蒙、回、藏等各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主张“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应当“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20]，其“民族”定义已经超越血缘、语言、文化等因素的边界，成为包含全体中国人的、公民意义上的“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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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民族主义”的目标，从“满汉分治”调整为实现“民族融合”。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汉人独立”，要“光复中华”，而且“以明时直省为根本”[21]建立中华民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治主义”或“分裂主义”。但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22]，要实现“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目标，并且直到“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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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民族主义”的实现基础，与“民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紧密结合起来。1921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将其“三民主义”思想与美国总统林肯著名演说中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等同起来，认为林肯所称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经典翻译正是出自孙中山之手[24]）就是他所创建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25]，明确赋予“民族”以“人民”（the people）、赋予“民族主义”以“民有”（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的政治内涵和鲜明特征。与之相对应，孙中山在强调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同化少数民族的同时，亦强调要保障“其他民族”与汉族一起“组织建国底机会”[26]，显示他同样重视“民主政治”和“国家”在融洽民族关系、构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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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美国梦”的破灭与“国族主义”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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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美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从树立革命思想、创立革命团体、形成革命理论、领导革命运动之初，孙中山就一直幻想能够获得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理解、支持，以帮助其完成革命的使命，达成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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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直接渊源于西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他主张“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27]。早在“三民主义”创立之前，他就曾宣称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28]，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29]。辛亥革命之后，他曾多次向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为先进文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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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革命力量上来看，美国华人华侨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和经费来源。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资助和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可谓革命运动的策源力量。自兴中会成立于美国檀香山，孙中山即着力于与洪门致公堂等海外会党组织联络，并改订美洲致公堂章程[31]。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海外，其中包括美国，在华人华侨中广泛宣扬革命、募集善款、策划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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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外交关系来看，孙中山一直幻想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能够支持其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提出希望美国政府和人民能够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给以同情和支援”，并希望能在美国人中间找到许多的辣菲德[32]。1908年，孙中山甚至与美国人制订过一份秘密的“长堤（Long Beach）计划”，试图通过设立“中国革命公司”的形式向美国资本家筹借巨款，以美国为根据地开展革命运动[3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孙中山曾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美国在拯救欧洲之后“转以拯救中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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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政治现实还是外交关系出发，孙中山都极度幻想可以依赖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和革命组织中处处宣扬“以美国为榜样”，将“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在与美国官方和非官方人士接触时处处宣称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35]，背后显然具有开展“价值观外交”，争取美国支持、承认和援助的目的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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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中山热切企盼、一厢情愿的“热脸”，遇到的是美国政府决绝无情、趾高气扬的“冷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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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无论是最初的辛亥革命，还是其后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都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论是对清政府，还是对随后的北洋政府，美国的在华政策基本上一直秉承“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基本原则。维护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实际上的统一）是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扮演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际上成为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孙中山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以及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显然都有损于美国利益，美国政府把孙中山视为“鼓励推翻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的领袖”[36]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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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并不是可靠的政治伙伴或政治盟友。美国政府怀疑孙中山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会损害美国利益，有损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实施。1918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指出，“孙中山是一个危险的机会主义者，他出于绝望和天真可能把中国出卖给日本”[37]。1921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 Crane）曾称，孙中山“与日本及安福系私通”，在“为个人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是“不慎重的冒险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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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的政治品性值得怀疑。为方便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曾伪造其在夏威夷出生的证明，“冒充”美国公民。1908年11月，孙中山自新加坡到暹罗（泰国）宣传革命，遭到曼谷市政府的驱逐，曾试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请求美国帮助，并与美国驻暹罗公使哈密尔顿·金进行会谈。但美国政府以孙中山“不但没有履行美国公民的责任，而且所从事的完全是中国的政治活动”为由，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39]。1922年，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声称孙中山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不可能称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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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低估和误解，导致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的傲慢态度[41]。基于上述立场和认知，美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承认、支持或援助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如此，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美国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挠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孙中山决定与苏俄结盟之前，美国政府至少四次给孙中山以沉重的政治打击，终于让他心灰意冷，彻底断绝了得到美国承认、支持、援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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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欧美国家纷纷支持北洋政府，镇压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运动”。1916年袁氏帝制失败之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派系纷争，一幕幕丑剧、闹剧相继上演。1917年，孙中山在部分国会议员和南方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不仅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广州政府，反而更为积极、急切地支持和援助北洋政府。1918年11月，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说服美国放弃支持北方政府的立场，称“美国以道义物质之力为北方武人假借以压折人民，则中国民权发达之望，生机必绝，唯搔首问天而已”[43]，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美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电报根本就没有送呈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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