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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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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七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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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民国时期各界志士仁人积极探寻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一个缩影；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伪篡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的愤懑与不满。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事实是，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信奉到了“心悦诚服到极度”的地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认为顾颉刚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实际上直接渊源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孙中山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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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应警惕“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他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2]、白寿彝[3]、费孝通[4]、翦伯赞[5]等诸多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而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6]。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7]。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对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反思”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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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及其“边疆/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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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8]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学识卓著。他曾自述其学术渊源，称郑樵、姚际恒、崔述给他“疑古的思想”[9]，梁启超与章太炎给他“批评的精神”，胡适给他“整理的方法”，钱玄同给他“研究的题目”[10]。但笔者认为，此专指其“治经”（做学问）的方面而言。顾颉刚曾回顾其前半生（1949年前），称自己一直在“治经”与“救国”之间徘徊不定：少年时受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满心想救国”；青年时受章太炎、刘申叔的吸引，“立志想治经”；辛亥革命后参加中国社会党想实现“社会主义”；大学时代“死心塌地走向‘整理国故’”；“九一八”事变后“又大动了一下”，想“救国”；直到“对国民党无希望”了，最后“又投进商界去了”[11]。顾颉刚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则仍（有）缘作了几次旅行”[12]。所谓“研究古史”，是指顾颉刚曾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组织禹贡学会、编辑《禹贡》学刊，他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研究中自然会涉及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所谓“旅行”，是指他曾于1932年考察内蒙古自治运动，陪同南京国民政府代内政部部长黄绍竑赴乌兰察布盟“宣慰”德王，以及抗战初期为考察西北教育而“游历”甘、青两省，深感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无能及其巨大危害。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化图谋，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刺激，促使他改变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最初的认识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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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颉刚对“边疆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将之视为其“整理国故”和“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之后的“第三个方面的事业”[13]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找到了“治经”与“救国”的结合点。孙中山的学说曾经给予少年顾颉刚以“救国”的理想，顾颉刚坦陈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认为“孙中山领导之下的”国民党是“惟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14]。根据顾颉刚日记的记载，在发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之前，他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著作，其中包括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4年）、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1937年）、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28年）、罗家伦的《新民族观》（1936年）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至少曾在1934年8月至9月（游历内蒙古之后）[15]、1938年12月（考察西北之后）专门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6]。在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论著中，顾颉刚不仅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推崇备至，而且多次直接引用、引述孙中山的观点，并且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7]为己任。既然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学说在顾颉刚的“救国”思想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我们显然有必要追问：“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是否存在关联，存在怎样的理论关联？“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底是顾颉刚的“原创”，抑或是受到孙中山“国族主义”或其他理论、思想启发，并与之相互砥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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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顾颉刚引用孙中山“民族主义”著述的情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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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顾颉刚的“民族（边疆）观”（1949年之前[18]），也曾经历多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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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之前，顾颉刚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基本上等同于古代史籍中的“族类”概念，有时也以“朝代之民”称之，如使用“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等概念；所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或“华夏民族”。他后来回忆，“我当初也以为文化、语言、体质等项是分别民族的标准”[19]，指的就是这一时期。顾颉刚曾与王钟麒合著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1923—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集中体现了上述思想。该教科书将“中华民族是怎样组合的”作为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之一，认为中国历史在“民族的方面”“自有他们的来源和分合”，“影响于文化极大”；“凡异民族的接触、冲突和融合的情形，我们都该注意”[20]。顾颉刚依据古代史籍，提出中国历史由“华、苗、东胡、蒙古、突厥、藏、韩七族”构成的学说，并称“华族”（“泛称汉人”）“只是一个大共名”，“里面还包含着无数历史上被同化的民族”，其他各族有的已经被“华族”同化或正在同化之中（东胡、苗），有的则已全部或部分被他国吞并（外蒙古、韩国）[21]。此时他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主要受到辛亥革命和古代史研究的影响。他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阅读《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国粹学报》《民立报》等鼓吹革新或革命的杂志，辛亥革命发生之时也曾为“兴汉安民”的“种族革命”欢欣鼓舞[22]。青年时期的顾颉刚通过“古史辨”研究，揭穿了古代族类政治的种种谎言：不仅所谓“盘古”“三皇”“五帝”为伪，而且中国古代各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只不过是古代的“几个聪明人”“借了这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通过“把甲国的祖算作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作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从而“把（各族）祖先和神灵的‘横的联系’改成了‘纵的系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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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之后，顾颉刚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并陪同国民党大员赴内蒙古亲历所谓“内蒙自治运动”，他的“民族”观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方面，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极度不满，认识到“中央对于边疆确实没有根本的政策和一贯性的工作，只有敷衍的空话”[24]，批评戴季陶在边疆地区所实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愚民政策”[25]，强调“只要我们有方法团结得起来，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26]。但是到底用什么办法来“团结”呢？他最初设想通过一系列政策来解决边疆民族问题：一是“与蒙古全民相接近”，“为蒙古全民求取幸福”；二是打破民族间隔阂；三是帮助边疆民族地区建设，通过促进改革等方式解决边疆民族问题[27]。但是他最终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也存在于思想认识之中。1937年，顾颉刚首次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28]的观点，标志其“民族”观发生了重大改变。自此至发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之前，他在《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1937年11月10—14日）、《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1937年12月20日）、《边疆问题》（1938年）、《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938年10月18日）等文章中多次重复强调这一观点。在此期间，他的“民族”观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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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种族”意义上“中华民族”演变为“超越种族”的、“国民”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顾颉刚虽然主张“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但在最初这个“中华民族”是建立在各族“融合”意义上的；他认为“汉族是已融化的各族，蒙、藏和缠回是融化未尽的各族”，“等到将来融化工作完成时，我们国内就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分别的族名了”[29]。但是在不久之后，他转而认为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乃是一国国民彼此间的情感和相互的同情心，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种不同的人民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概念超越“种族融合”的阶段，成为“有组织的人民”，拥有“公民”“国民”的意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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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再称“少数民族”为“种族”，而是使用“文化集团”的概念。既然“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如何定义、认识版图内血统、文化、语言意义上的“民族”，自然成为顾颉刚需要解答的理论问题。他最初认为中国境内的满、蒙、回、藏为“种族”，认为“中华民族”里各个“种族”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31]。1937年后，他开始使用“文化集团”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可以分为“三大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而不再以“种族”或“民族”称之[32]。正是根据上述思考和转变，他发起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提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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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之后，顾颉刚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边疆民族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受国民党要员的邀请，参与组织边疆（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参与组织中国边疆学会，牵头促进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顾颉刚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章主要包括：《中国边疆学会宣言》（1941年）、《五风苑汉藏字典序》（1942年）、《告边疆民众书》（1942年10月）[34]、《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1942年9月）、《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等。在此时期，他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的改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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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顾颉刚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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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顾颉刚与孙中山的论著，我们不难发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与孙中山“国族主义”的早期构建思想基本一致，两者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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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顾颉刚所使用的“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与孙中山所使用的“国族”概念基本等同。顾颉刚认为，“体质、语言和文化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就是“团结的情绪”[35]；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乃是一国国民彼此间的情感和相互的同情心，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种不同的人民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36]，他的“民族”概念意指“有组织的人民”，拥有“公民”“国民”的意义。这一概念与孙中山早期的“国族”概念基本等同。顾颉刚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第一讲虽然采用了欧美学者的旧解释，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项，但他很明白中国的国情，很清楚中国的历史，他毅然决然地说：‘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一个意思，我觉得非常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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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政治”在顾颉刚所设想的“国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认为，“民族是由政治现象所造成的心理现象”，民族“是凭了人民的意志所造成的”[38]；“明明是两个不同的种族，明明是很有仇恨历史的两个种族，但只要能一起生活於一个政府之下，彼此就都是一家人”[39]。他反对那种将nation与state、与政治截然分离的看法，称“现在一般人都以为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班人民所形成的一个团体是state，应译为‘国家’；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班人民是nation，应译为‘民族’”，“这个解释我认为颇有商量的余地”；“state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nation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它（nation）和state是一样的含有政治意义”[40]。正因如此，他所设想的“国族”构建，是以民权、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政权公开给全国人民，共同组织一个政府”，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每个国民对于国家都有了他的一分责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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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顾颉刚否定“五族”，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是以否定“五族共和”为政治基础的。“国族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构建“一个国族意义上的民族”。20世纪20年代前后，孙中山在提出“国族主义”的同时多次批判“五族共和”，称“五族共和”为“无知妄作者”所“创办”[42]，是“欺人之语”[43]，主张“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44]。顾颉刚继承了孙中山反对“五族”的思想，强调“中国并无五族之分”[45]，“‘五大民族’这名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46]；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47]。也就是说，孙中山把“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正是顾颉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观点的思想前奏和理论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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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而且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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