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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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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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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以及他关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也做出了十分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正本”和“清源”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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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本”，就是顾颉刚重新凸显了“政治”在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再次强调“民族/国族”是“政治造成的心理现象”，说明“政治”对于“国族构建”具有关键性作用，从而在理论上再次回归了孙中山“国族主义”中的“政治化”路径与“美国化”传统。在顾颉刚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孙中山所理解的、以“政治化”为基础的“美国模式”表现出信服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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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源”，就是顾颉刚的“辨伪”不仅颠覆了蒋介石集团中华民族“同宗同源”的“血统论”和“累世姻亲”的“融合论”的史学依据，而且戳破了戴季陶精心编制的所谓“道统论”的政治谎言。如果“三皇五帝”存在的真实性与否尚有疑义、“孔孟之道”的分歧与差异泾渭分明，那么，所谓“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72]的说法，又是从何谈起？蒋介石集团以所谓的“儒学”“国学”“国粹”“道统”包装、解读“三民主义”的做法，岂不成为赤裸裸的政治谎言？因是之故，顾颉刚空有一腔“救国”的理想，终究不会见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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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事实是，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信奉到了“心悦诚服到极度”的地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认为顾颉刚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直接渊源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思想，所以说孙中山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而以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起家的蒋介石集团，显然不会容忍他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挑战自己的权威、拆穿自己的谎言。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在戴季陶的直接打压之下，必然成为“黄粱一梦”。尽管如此，顾颉刚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志士仁人积极探寻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一个缩影；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伪篡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的愤懑与不满。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能肩负起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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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94～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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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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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颉刚：《白寿彝先生来函及颉刚按》（《益世报·边疆周刊》第十六期，1939年4月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06～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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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十九期，1939年5月1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33～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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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六卷第1期，194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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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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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科学版）2007年第4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07版；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马戎《“民族”之辨——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1～4），《中国民族报》2012年11月2日、9日、16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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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史学家、民俗学家。他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本科毕业。求学期间他在民俗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毕业不久即开创了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组织或参与组织了禹贡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主编或参与主编了《禹贡》《边疆周刊》《歌谣周刊》等多种报刊，先后参加中国社会党（1912—1913年）、中国国民党（1936—1942年）等党团组织，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黄绍竑、朱家骅、叶圣陶等民国政要、学界名流有密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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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79年3月—1980年9月），载《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第149～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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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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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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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64～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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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22日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演讲稿），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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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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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三），中华书局，2011，第228、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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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具体版本不详，不过从顾颉刚引用的情况来看，应当是孙中山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所讲演的版本，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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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二十三期，1939年5月29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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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顾颉刚1949年之后“民族”概念和“民族”研究的演化，并非本章研究主旨，故在此并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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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二十期，1939年5月10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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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顾颉刚、王中麒：《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共三册，商务印书馆，1923—1924年出版），载《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2011，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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