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39914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39]

1703039915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从“国际革命”到“国内联合”：决定“民族自决”政治命运的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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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17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方针，经历了从推行“国际革命”到主张实行“国内联合”的重大转变，其“民族自决”政策从主张中国各民族“各自自决、相互斗争”的“先分裂、再自由联合”的、偏向“国际主义”的政治路线，逐渐转变为主张中国各民族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内部联合以共同抗日的、偏向“国内联合”的政治路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究竟是哪些因素或原因导致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或者共产国际主要基于怎样的政治考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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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19 第一，实现和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共产国际确定其中国民族政策的首要目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第一次较为明确、完整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立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既是共产国际开辟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实现与孙中山战略合作构想的一部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维护和实现苏联国家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在这份决议之中，固然体现了列宁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精神，但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明显违背列宁民族自决理论、明显违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相关决议、明显偏离俄共（布）革命实践经验的内容。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该决议有助于苏维埃俄国维持其在外蒙古的既得利益。1920年之后，苏俄红军实际上占领了外蒙古，在外蒙古成立亲苏政府，随后与之订立《苏蒙修好条约》，并在外蒙古长期驻军，激化了外蒙古的主权争议和中俄之间的外交争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起草制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之时，既在孙中山所派遣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亦在中俄两国政府（其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北洋政府）就外蒙古的主权地位问题进行秘密谈判期间。在此之前，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达成了政治合作的框架协议[3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也做出了“全面支持国民党”的决议[36]。但孙中山提出的在外蒙古开辟革命根据地、从北方实施“北伐”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计划[37]，却引起了俄共（布）最高领导人的不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于1923年11月2日致信契切林和斯大林，提出要转移中国国内工作的注意力，“把99%的注意力从大的联合行动转移到现有军队中从政治上组织居民的工作上”，并在与军事代表团进行会谈时，明确表示国民党应在“自己国内”而不是“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38]。托洛茨基暗示外蒙古已经独立的做法，引起了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之下，共产国际动议起草《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在蒋介石等人启程回国的前一天，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39]。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决议中要求中国国民党不要立即与少数民族进行有组织的联络、“应当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的背后深意，是打着“民族自决”旗号要求中国国民党放弃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进而令其放弃对外蒙古地区的主权要求，承认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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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21 第二，帝国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思想对民族运动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促使共产国际调整其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共产国际对民族运动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严重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局限性，一方面来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操控和干预，另一方面来源于各种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和泛滥。民族运动不仅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预想的向推进国际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反而有可能危害国际主义的革命进程。1931年，新疆哈密地区爆发反对军阀统治的农民武装暴动，如何应对在新疆持续发酵的动荡局势，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哈密暴动“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不管运动是否将由封建主或其他民族剥削分子来领导，它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并将发展成为土地运动，发展成为农民战争”[40]；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对民族运动的干预和干涉，以及“封建上层”利用“宗教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口号”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口号”控制、领导民族运动的“企图”[41]。在1934年通过的《关于中共民族政策总原则的建议》中，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在坚持“民族自决”口号的同时，“特别需要同反动的泛伊斯兰主义作斗争”[42]，“尤其应当坚决同泛蒙古主义思想作斗争”[43]。因为前者“是封建反动集团和封建神权集团的工具”，“是英帝国主义计划的传播工具”，其目的是“建立入侵苏联的新桥头堡”[44]；而后者则包藏着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并打着建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幌子去抢占苏联的领土”[45]的险恶用心。为此，共产国际将“民族运动”严格区分为“反动性的民族运动”与“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强调“每个民族运动都将具有和已经具有反动的或者进步的色彩”，其区别的标准则“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国内革命”[46]；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各种民族压迫和沙文主义的基础上”，“把非汉族人民的群众性民族运动……同由当地封建和封建神权上层所组织的、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帝国主义吞并计划传播工具的反动运动明确地区分开来”[47]。正是帝国主义对民族运动的操控和极端思想对民族运动的渗透，促使共产国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是整个中国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48]；认识到“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必然将彻底消灭汉族对非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49]。因此共产国际有必要逐步改变“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民族自决政策，转而决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从而加强其对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目标和方向的引导和控制。当然，这种“领导权”仍然是被严格限定在承认“民族自决”并以“民族自决”为目标的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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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23 第三，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威胁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促使共产国际在事实上放弃“民族自决”方针并转而要求加强“国内联合”的关键原因。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法西斯主义急遽崛起，不仅在其国内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时还肆意扩张军力伺机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征服世界，逐渐成为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威胁。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国际工人和民主运动所曾碰到的最危险和最残酷的敌人”[50]，放弃了在各国开展国际工人运动和苏维埃革命的做法，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加强国内联合，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战线以应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对苏联的侵略威胁。此次代表大会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日益加强的帝国主义剥削，反对残酷的奴役制度，争取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国家的独立，为此共产党人必须为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而努力。”[51]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日本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结局不仅将直接决定东亚地区的政治版图，而且将对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国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而此时的日本，正在处处利用“民族自决”煽动、挑唆中国各民族之间及蒙藏政教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极力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这不能不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警醒和警觉。显而易见，只有中国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才能有效牵制日本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缓解苏联在东方战线的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民族自决”政策的局限性、危害性暴露无遗，继续坚持等于为虎作伥。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七大在确定其首要政治任务是应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威胁之后，就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的阵线，并把一切准备击退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强盗行径的民族力量吸收到这一阵线中来”[52]，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且“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属性、宗教信仰”[53]。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再次确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54]，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更加广泛的工作“吸收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以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民族问题挑拨离间中国民族关系的企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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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2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40]

170303992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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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31 第一，共产国际确立的“民族自决”政策及其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并不能等同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如此，其中有些内容甚至公然违背、违反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和初衷。例如：列宁的民族理论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确立和坚持党对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共产国际却要求国共两党放弃领导权；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包含“压迫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权”同时“被压迫民族放弃民族自决权”两方面的内容，而共产国际不仅要求国共两党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且支持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民族自决”运动；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还包括民族自决的最终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联合的内容，而共产国际却长期回避各民族应加强联合的政治目标，代之以“自愿联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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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33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尴尬局面，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教条主义的谬误，照搬照抄列宁的民族压迫和民族自决理论，将中国等同于沙皇俄国，将中国也视为“各民族的牢狱”；看不到中国各民族经历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所积淀的血肉联系与一体命运，看不到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中国才能抵御外侮、捍卫统一，各民族才能共同实现平等、独立和解放。二是沙文主义的谬误，在影响和决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的诸多政治因素之中，中国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甚至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都不是共产国际考量的核心和重点。如何实现和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尽一切可能和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增强苏联的力量，同苏联的敌人们进行斗争”[56]，才是共产国际关心的首要政治目标。“民族自决”的提出、调整与实际取消，都是利益、形势使然，而非出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与认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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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35 第二，共产国际确立的“民族自决”政策，对中国国家主权、民族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进程造成了严重损害。首先，共产国际早期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实际上为帝国主义操控、反动势力控制、极端思想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军阀压迫、要求民主自治的革命斗争，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理论导向和清晰的革命目标，极易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操弄和控制，极易受到各种极端思想的左右和影响，极易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愚弄和蛊惑。由于受到泛蒙古主义思想的影响，内蒙古自治运动逐渐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蛊惑之下陷入歧途；由于受到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压迫的民族运动在封建上层旧势力的裹挟之下不惜煽动民族仇恨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共产国际不仅没有加强而且一度有意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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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37 其次，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民族主义路线，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恶化了中国的政党关系和民族关系。共产国际所确立的中国存在“两个压迫”的理论，即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汉族压迫少数民族，将“反帝国主义压迫”与“反汉族压迫”同时确定为中国各民族的革命目标，鼓励少数民族开展“反汉族压迫”的政治斗争。这不仅削弱、分化了中国各民族统一的反帝力量，而且实际上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为民族分离势力和极端势力制造国家分裂、煽动民族仇恨提供了政治口实和理论借口，也破坏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加剧了中国分崩离析的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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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39 最后，共产国际有关决议、决定和指示背后所隐藏的大国沙文主义，牺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并压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形象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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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41 第三，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的调整和放弃，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创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创造了有利的理论环境和国际环境。1934年之后，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和努力之下，共产国际的理论导向、政策方针和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转变。在理论上，共产国际首次宣布“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民族形式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不矛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在每个国家‘服水土’”，这样才能在每个国家“深深地扎根”[57]。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仅不违反个别国家劳动群众争取民族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且由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斗争统一，恰恰足以给这种斗争以必要的赞助，促成其胜利”[58]。在政策上，共产国际纠正了以往将国际革命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强调各国共产党在坚定国际主义立场的同时，并不能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漠不关心，宣布共产党“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支持者，不是对自己民族命运漠不关心态度的支持者”[59]，中止了此前不惜以牺牲他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来推动国际主义革命的错误政策。在组织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吸取此前曾过多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具体事务的教训，要求共产国际避免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60]，各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大的组织和决策自主权。共产国际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的这些调整，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正共产国际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错误政策，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更加紧密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实现理论飞跃，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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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43 第四，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只是在“实践上”放弃而非在“理论上”否定。有国外研究者认为，斯大林“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62]。实际上，共产国际也并没有通过决议或决定正式否定或取消七大之前制定的革命方针、路线和政策[63]。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的放弃，仍然只是“实践上”的“策略性”放弃而非“理论上”“法理上”的否定。虽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调整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但是共产国际“民族自决”政策的错误影响却并没有彻底消除，哪怕是在共产国际被解散的1943年之后。正如胡乔木所言，“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64]。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所制定的“民族自决”政策得到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幕后支持。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民族自决”政策的错误影响并没有伴随其解散而彻底消失。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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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45 [1] 如周忠瑜《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曲折发展及共产国际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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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47 [2] 杨奎松（主要利用国内档案）所著之《“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1991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和沈志华（主要利用苏联档案）所著之《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2013年），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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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49 [3]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21卷。其中1—6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分别于1997、1998年出版，7—12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13—21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分别于2007、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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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51 [4] 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联共（布）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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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53 [5]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载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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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55 [6]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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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57 [7]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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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59 [8]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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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61 [9]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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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963 [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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