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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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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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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共产国际确立的“民族自决”政策及其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并不能等同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如此，其中有些内容甚至公然违背、违反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和初衷。例如：列宁的民族理论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确立和坚持党对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共产国际却要求国共两党放弃领导权；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包含“压迫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权”同时“被压迫民族放弃民族自决权”两方面的内容，而共产国际不仅要求国共两党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且支持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民族自决”运动；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还包括民族自决的最终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联合的内容，而共产国际却长期回避各民族应加强联合的政治目标，代之以“自愿联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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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尴尬局面，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教条主义的谬误，照搬照抄列宁的民族压迫和民族自决理论，将中国等同于沙皇俄国，将中国也视为“各民族的牢狱”；看不到中国各民族经历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所积淀的血肉联系与一体命运，看不到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中国才能抵御外侮、捍卫统一，各民族才能共同实现平等、独立和解放。二是沙文主义的谬误，在影响和决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的诸多政治因素之中，中国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甚至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都不是共产国际考量的核心和重点。如何实现和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尽一切可能和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增强苏联的力量，同苏联的敌人们进行斗争”[56]，才是共产国际关心的首要政治目标。“民族自决”的提出、调整与实际取消，都是利益、形势使然，而非出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与认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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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产国际确立的“民族自决”政策，对中国国家主权、民族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进程造成了严重损害。首先，共产国际早期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实际上为帝国主义操控、反动势力控制、极端思想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军阀压迫、要求民主自治的革命斗争，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理论导向和清晰的革命目标，极易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操弄和控制，极易受到各种极端思想的左右和影响，极易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愚弄和蛊惑。由于受到泛蒙古主义思想的影响，内蒙古自治运动逐渐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蛊惑之下陷入歧途；由于受到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压迫的民族运动在封建上层旧势力的裹挟之下不惜煽动民族仇恨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共产国际不仅没有加强而且一度有意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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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民族主义路线，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恶化了中国的政党关系和民族关系。共产国际所确立的中国存在“两个压迫”的理论，即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汉族压迫少数民族，将“反帝国主义压迫”与“反汉族压迫”同时确定为中国各民族的革命目标，鼓励少数民族开展“反汉族压迫”的政治斗争。这不仅削弱、分化了中国各民族统一的反帝力量，而且实际上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为民族分离势力和极端势力制造国家分裂、煽动民族仇恨提供了政治口实和理论借口，也破坏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加剧了中国分崩离析的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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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共产国际有关决议、决定和指示背后所隐藏的大国沙文主义，牺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并压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形象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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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的调整和放弃，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创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创造了有利的理论环境和国际环境。1934年之后，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和努力之下，共产国际的理论导向、政策方针和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转变。在理论上，共产国际首次宣布“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民族形式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不矛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在每个国家‘服水土’”，这样才能在每个国家“深深地扎根”[57]。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仅不违反个别国家劳动群众争取民族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且由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斗争统一，恰恰足以给这种斗争以必要的赞助，促成其胜利”[58]。在政策上，共产国际纠正了以往将国际革命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强调各国共产党在坚定国际主义立场的同时，并不能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漠不关心，宣布共产党“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支持者，不是对自己民族命运漠不关心态度的支持者”[59]，中止了此前不惜以牺牲他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来推动国际主义革命的错误政策。在组织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吸取此前曾过多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具体事务的教训，要求共产国际避免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60]，各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大的组织和决策自主权。共产国际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的这些调整，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正共产国际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错误政策，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更加紧密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实现理论飞跃，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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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只是在“实践上”放弃而非在“理论上”否定。有国外研究者认为，斯大林“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62]。实际上，共产国际也并没有通过决议或决定正式否定或取消七大之前制定的革命方针、路线和政策[63]。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的放弃，仍然只是“实践上”的“策略性”放弃而非“理论上”“法理上”的否定。虽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调整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但是共产国际“民族自决”政策的错误影响却并没有彻底消除，哪怕是在共产国际被解散的1943年之后。正如胡乔木所言，“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64]。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所制定的“民族自决”政策得到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幕后支持。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民族自决”政策的错误影响并没有伴随其解散而彻底消失。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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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周忠瑜《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曲折发展及共产国际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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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奎松（主要利用国内档案）所著之《“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1991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和沈志华（主要利用苏联档案）所著之《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2013年），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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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21卷。其中1—6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分别于1997、1998年出版，7—12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13—21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分别于2007、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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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联共（布）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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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载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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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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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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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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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4月15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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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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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份文件正是由刚刚回国不久的瞿秋白负责起草的，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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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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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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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1933年10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演），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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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1931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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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共中央早期的领导人李立三就因此受到批判，王明批评其受到“‘大汉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的影响”，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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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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