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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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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分歧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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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随后精心策动所谓“内蒙自治运动”和“华北自治运动”，一步步实施其旨在侵吞中国的“大陆计划”，直至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当此国家危亡存续之际，“团结抗日、抵御外侮”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普遍共识。经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最终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7月15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宣示中国共产党“愿为其贯彻的实现而奋斗”[8]，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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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未因抗日救国而改变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统治，并未因国共合作而改变其“防共”“反共”“融共”的基本方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搞摩擦，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在经济上搞封锁；同时在政治上大肆挤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污蔑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不信”“不实行”，或者“不真信”“不真实行”；攻击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声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中国“不可两立”；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放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放弃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独立性，不断给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事端和危机。同时，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三民主义”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部分人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继续持一种轻视、批判或反对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三民主义”，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引起认识混乱和“思想危机”[9]。很显然，上述两种错误的思想和观念，不仅严重损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声誉，同时也给国共合作抗日的胜利前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稳固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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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继承和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灵魂和精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还是解放战争期间联合民主党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治任务。也就是说，在探索、酝酿、构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理论上、政治上妥善处理其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必须妥善处理其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学说之间的关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会议上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10]。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撰文论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关系[11]。史学界在研究中共七大时，注意到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反复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以论证毛泽东其时对于巩固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视程度[12]。而另一个现象其实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同样多次、反复提到孙中山和三民主义[13]，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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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共产党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三民主义”。就发展的观点而言，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一大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之后的是“新三民主义”，国民党所主张的是“旧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新三民主义”。就辩证的观点而言，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伪篡、歪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本意，是“假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之必需”，是“真三民主义”。就群众的观点而言，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反之则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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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最彻底的继承者和实现者。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14]，“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则“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共产党员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同时信仰“三民主义”也“不相冲突”，“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15]，“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6]；而“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17]，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显然比“三民主义”更科学、更彻底。因此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最坚定的继承者、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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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共产党承认并尊重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历史地位及其伟大贡献。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共产国际的左右、影响之下，中国共产党曾否定孙中山、批判“三民主义”，认为“孙文主义是公开反革命的国民党之正式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而且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敌人与阻碍”[18]；甚至认为国民党“切实实行了孙总理自己亲口说的三民主义”[19]。对于“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的“不喜欢孙中山”的情况，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一种“不大健全”的情绪，“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20]。他认为，对于孙中山的确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好话”，“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21]。在他看来，“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22]，那么“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并且谆谆告诫全党，“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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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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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论联合政府》（1945年）、《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等“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文件中，毛泽东对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做了十分精练、精准、精到的提炼与概括。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一大宣言所宣示的“三民主义”，是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唤起民众”并“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共同奋斗”的“三民主义”，可谓准确把握和发挥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灵魂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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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现、贯彻了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孙中山构建“国族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对内，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对外，主张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换言之，“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共同奋斗”是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之所在。因是之故，孙中山反对任何诸如联邦制、联省自治、民族分治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政治主张，力图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解放”，这些无疑是孙中山“国族主义”中最积极、最进步、最科学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准确抓住、彻底贯彻了孙中山“团结”“共同奋斗”的思想精髓，在讲演、著述中多次、反复提到或引用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政治遗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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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散沙”和“缺乏组织”的国情与现状，同样被毛泽东视为中国近代以降积贫积弱的根源；而“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共同奋斗”，则被他视为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认识到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25]，但中国的现实是“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使青年毛泽东不得不感慨“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26]。他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但只有“结成了团体”的人民，才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27]。在他看来，“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28]；革命的力量太弱，“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29]。因此，“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30]；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31]。他特别强调，“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的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32]；“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3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34]。在这篇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夜的文献中，他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组织起来”，“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35]——可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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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毛泽东并不讳言“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科学、更彻底，而且“新民主主义”最终指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孙中山“唤起民众”、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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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民主主义”以“人民民主”替代了“国族/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担负着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政治使命。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是孙中山实现其“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政治目标的理论武器和推进革命动员的宣传机制。与辛亥革命期间的“旧民族主义”相比较，孙中山的“国族主义”虽然抛弃了“民族分治”的主张和立场，认为民族隔离、民族歧视“必为子孙之患”[36]，把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放弃其“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立场，认为构建“国族”就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37]，主张以汉人自决来实现中华民族自决。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在帝国列强面前既不能自保，也不能图强，只能依附于汉族才有出路（即所谓“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38]），虽然强调“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但同时要求“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39]。换言之，此时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虽然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国族主义”，但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国族主义”。这种以某一民族为“中心”进行革命动员、以某一民族为革命的倚靠力量，力图“同化”“融合”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做法，显然对增进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难以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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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旗帜鲜明地宣告只有“人民”[40]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革命的倚靠力量。“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或“民众”，并不以“民族”划分，并不以某一民族为“主体”或“依靠力量”，而是以是否支持并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民生幸福”“人民民主”——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共同奋斗”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愿划分。毛泽东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41]，只有“人民”才是“中华民族求得自由平等底力量的源泉和保证”[42]。毛泽东所称的“唤起民众”，“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43]，从而最大限度地秉承并实现了孙中山“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政治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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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民主主义”以“共同利益”而不是“精神动员”来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论述，民族主义就是“自由”，民权主义就是“平等”，民生主义就是“博爱”[44]，“三民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45]。实行“民族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独立、解放，其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实行“民权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人民政治地位”之“平等”，其革命的对象是割据军阀；实行“民生主义”，是要实现“四万万人的幸福”，其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很显然，要实现“三民主义”需要打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主义三个敌人，但“国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间的体系性、关联性并不清晰、明确。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如何通过“民族主义”推进“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现，如何通过“民生主义”推进“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实现，以及如何通过“民权主义”推进“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实现，都没有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更没有分清主次（革命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区分强弱（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厘清先后（战略与策略的有机结合），显然不足以满足复杂、艰巨的中国革命的需要，也就无法肩负起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以“国族主义”为例，孙中山主张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那么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呢？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恢复国粹”：一是“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比如家族团体和宗教团体，由从小团结到大团结；二是恢复“固有的旧道德”，比如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三是恢复“固有的旧智能”，比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恢复一切的国粹之后”，还要“学习欧美之所长”[46]。换言之，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是极度依赖“旧组织”“旧文化”“旧道德”的“国族主义”，既体现了“三民主义”具有过于倚靠“精神力量”的“唯意志论”局限性，也说明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坚实可靠的革命力量，没有寻找到通过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来推进、实施、贯彻其国族主义的方略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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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也认为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入手[47]，“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48]，但联合的基础是“共同利益”而不是精神力量。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利益才可以成立许多的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成立为大联合”[49]，然后才有可能“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50]。他认为，只有通过一定的步骤和政策，讲究一定的方式和方法，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让人民大众认识到革命目的与其“根本利益”（人民民主、民生幸福、民族解放）密切相关，才能够实现“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唤起民众”和“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不是“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更不是国民党所倡导所谓“精神动员”。由是观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加体系化、系统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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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组织上不断成熟壮大，成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的领导核心。就理论而言，毛泽东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并且要反对“两个敌人”（各民族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反对“两种倾向”（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51]。也就是说，“各民族内部的公敌”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这是敌我矛盾），各民族内部也不允许“两种倾向”的存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各族人民的意志、各族人民的利益、各族人民的前途为出发点，坚定不移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地以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宗旨，才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最终以人民的解放实现民族的解放。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之上，民族的意志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民族的权利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民族的前途就不再是少数人决定的前途而是大多数人民所决定的前途。无论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的各种同化、融合政策，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的各种分离、分裂运动，在“人民民主”的天平之上，无不显露出其政治虚伪性和理论欺骗性。“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旗帜鲜明地宣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一体”而非“一个”，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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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组织而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早期领导人曾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一系列错误认识。诸如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是个民族革命的党”[52]，而中国共产党是“阶级革命的党”，主张中国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53]。“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党的组织性质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54]；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底政党”，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55]，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56]。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面对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是“外国搬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诘难，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宣告“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中国共产党“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57]，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58]，“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59]，“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并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60]。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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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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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对“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的理论源流与历史背景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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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长期就“什么是‘三民主义’”“要不要信仰‘三民主义’”“如何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政治论战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形成的，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精华，摈弃了其糟粕，逾越了其理论缺陷与历史局限。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相比较，“新民主主义”同样以“唤起民众”和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为目标，同样具有“团结”“共同”的思想基因；但团结的方法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国族构建”，团结的基础是“平等”而不是“同化”，动员的方式是“共同命运”而不是所谓的“民族精神”，倚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所谓的“汉族”，组织的核心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所谓的“宗族”“会党”等“旧组织”。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进步，这是“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重大理论飞跃和伟大政治贡献。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飞跃和贡献的理论地位和历史影响，应当绝不亚于中国共产党走出共产国际“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的束缚与阴影，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地位和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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