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0454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1703037848]
1703040455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对比分析
1703040456
1703040457
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论联合政府》（1945年）、《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等“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文件中，毛泽东对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做了十分精练、精准、精到的提炼与概括。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一大宣言所宣示的“三民主义”，是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唤起民众”并“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共同奋斗”的“三民主义”，可谓准确把握和发挥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灵魂与精髓。
1703040458
1703040459
第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现、贯彻了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孙中山构建“国族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对内，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对外，主张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换言之，“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共同奋斗”是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之所在。因是之故，孙中山反对任何诸如联邦制、联省自治、民族分治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政治主张，力图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解放”，这些无疑是孙中山“国族主义”中最积极、最进步、最科学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准确抓住、彻底贯彻了孙中山“团结”“共同奋斗”的思想精髓，在讲演、著述中多次、反复提到或引用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政治遗嘱[24]。
1703040460
1703040461
“一盘散沙”和“缺乏组织”的国情与现状，同样被毛泽东视为中国近代以降积贫积弱的根源；而“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共同奋斗”，则被他视为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认识到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25]，但中国的现实是“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使青年毛泽东不得不感慨“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26]。他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但只有“结成了团体”的人民，才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27]。在他看来，“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28]；革命的力量太弱，“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29]。因此，“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30]；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31]。他特别强调，“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的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32]；“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3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34]。在这篇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夜的文献中，他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组织起来”，“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35]——可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分量。
1703040462
1703040463
第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毛泽东并不讳言“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科学、更彻底，而且“新民主主义”最终指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孙中山“唤起民众”、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夙愿。
1703040464
1703040465
首先，“新民主主义”以“人民民主”替代了“国族/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担负着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政治使命。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是孙中山实现其“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政治目标的理论武器和推进革命动员的宣传机制。与辛亥革命期间的“旧民族主义”相比较，孙中山的“国族主义”虽然抛弃了“民族分治”的主张和立场，认为民族隔离、民族歧视“必为子孙之患”[36]，把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放弃其“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立场，认为构建“国族”就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37]，主张以汉人自决来实现中华民族自决。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在帝国列强面前既不能自保，也不能图强，只能依附于汉族才有出路（即所谓“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38]），虽然强调“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但同时要求“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39]。换言之，此时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虽然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国族主义”，但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国族主义”。这种以某一民族为“中心”进行革命动员、以某一民族为革命的倚靠力量，力图“同化”“融合”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做法，显然对增进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难以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1703040466
1703040467
“新民主主义”旗帜鲜明地宣告只有“人民”[40]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革命的倚靠力量。“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或“民众”，并不以“民族”划分，并不以某一民族为“主体”或“依靠力量”，而是以是否支持并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民生幸福”“人民民主”——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共同奋斗”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愿划分。毛泽东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41]，只有“人民”才是“中华民族求得自由平等底力量的源泉和保证”[42]。毛泽东所称的“唤起民众”，“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43]，从而最大限度地秉承并实现了孙中山“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政治遗愿。
1703040468
1703040469
其次，“新民主主义”以“共同利益”而不是“精神动员”来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论述，民族主义就是“自由”，民权主义就是“平等”，民生主义就是“博爱”[44]，“三民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45]。实行“民族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独立、解放，其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实行“民权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人民政治地位”之“平等”，其革命的对象是割据军阀；实行“民生主义”，是要实现“四万万人的幸福”，其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很显然，要实现“三民主义”需要打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主义三个敌人，但“国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间的体系性、关联性并不清晰、明确。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如何通过“民族主义”推进“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现，如何通过“民生主义”推进“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实现，以及如何通过“民权主义”推进“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实现，都没有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更没有分清主次（革命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区分强弱（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厘清先后（战略与策略的有机结合），显然不足以满足复杂、艰巨的中国革命的需要，也就无法肩负起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以“国族主义”为例，孙中山主张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那么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呢？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恢复国粹”：一是“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比如家族团体和宗教团体，由从小团结到大团结；二是恢复“固有的旧道德”，比如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三是恢复“固有的旧智能”，比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恢复一切的国粹之后”，还要“学习欧美之所长”[46]。换言之，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是极度依赖“旧组织”“旧文化”“旧道德”的“国族主义”，既体现了“三民主义”具有过于倚靠“精神力量”的“唯意志论”局限性，也说明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坚实可靠的革命力量，没有寻找到通过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来推进、实施、贯彻其国族主义的方略与办法。
1703040470
1703040471
与孙中山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也认为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入手[47]，“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48]，但联合的基础是“共同利益”而不是精神力量。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利益才可以成立许多的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成立为大联合”[49]，然后才有可能“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50]。他认为，只有通过一定的步骤和政策，讲究一定的方式和方法，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让人民大众认识到革命目的与其“根本利益”（人民民主、民生幸福、民族解放）密切相关，才能够实现“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唤起民众”和“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不是“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更不是国民党所倡导所谓“精神动员”。由是观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加体系化、系统化、科学化。
1703040472
1703040473
最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组织上不断成熟壮大，成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的领导核心。就理论而言，毛泽东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并且要反对“两个敌人”（各民族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反对“两种倾向”（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51]。也就是说，“各民族内部的公敌”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这是敌我矛盾），各民族内部也不允许“两种倾向”的存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各族人民的意志、各族人民的利益、各族人民的前途为出发点，坚定不移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地以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宗旨，才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最终以人民的解放实现民族的解放。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之上，民族的意志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民族的权利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民族的前途就不再是少数人决定的前途而是大多数人民所决定的前途。无论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的各种同化、融合政策，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进行的各种分离、分裂运动，在“人民民主”的天平之上，无不显露出其政治虚伪性和理论欺骗性。“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旗帜鲜明地宣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一体”而非“一个”，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宏伟目标。
1703040474
1703040475
就组织而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早期领导人曾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一系列错误认识。诸如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是个民族革命的党”[52]，而中国共产党是“阶级革命的党”，主张中国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53]。“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党的组织性质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54]；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底政党”，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55]，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56]。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面对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是“外国搬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诘难，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宣告“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中国共产党“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57]，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58]，“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59]，“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并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60]。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61]。
1703040476
1703040477
1703040478
1703040479
1703040480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1703037849]
1703040481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1703040482
1703040483
通过前文对“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的理论源流与历史背景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703040484
1703040485
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长期就“什么是‘三民主义’”“要不要信仰‘三民主义’”“如何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政治论战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形成的，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精华，摈弃了其糟粕，逾越了其理论缺陷与历史局限。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相比较，“新民主主义”同样以“唤起民众”和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为目标，同样具有“团结”“共同”的思想基因；但团结的方法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国族构建”，团结的基础是“平等”而不是“同化”，动员的方式是“共同命运”而不是所谓的“民族精神”，倚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所谓的“汉族”，组织的核心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所谓的“宗族”“会党”等“旧组织”。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进步，这是“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重大理论飞跃和伟大政治贡献。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飞跃和贡献的理论地位和历史影响，应当绝不亚于中国共产党走出共产国际“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的束缚与阴影，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地位和历史影响。
1703040486
1703040487
第二，“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道路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人民共和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所主导的、旨在促使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相互斗争”的“民族自决”路线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已失败和破产；是在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团结”和“共同”路线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断歪曲、伪篡、抛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经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不断凝聚“团结一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共识等一系列宏大的背景下孕育、成长、成熟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顺应了时代要求，顺应了民心所向，奠定了新中国民族政治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格局。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路径，充分显示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一看似枯燥、生硬、古板的宏大叙事背后，还隐藏着丰满、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与思想宝藏，值得深入挖掘并细细品味。显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认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还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理性地看待一些诸如“照搬”“照抄”所谓“苏联模式”的误解和非议。
1703040488
1703040489
第三，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人民国家”而不是所谓的“民族国家”。“新民主主义”以“人民共和”替代了“国族构建”，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家”和“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一体”，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复数”的争议。强化“民族国家”建构、推进“国族建设”的言论和观点，自始至终违背甚至抛弃了新中国缔造者的初衷和本意。“人民共和”和“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也是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和广大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政治基础，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1703040490
1703040491
[1]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1703040492
1703040493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载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1页。
1703040494
1703040495
[3] 李维汉、周恩来、胡乔木等人先后参与了《纲领》的起草、修订工作。在起草过程中，《纲领》曾一度被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12～13页。
1703040496
1703040497
[4] 学界目前还有“毛泽东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观”“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等诸多表述，并未统一。
1703040498
1703040499
[5] 无论是李维汉还是周恩来，他们对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的作用和贡献显然不应被过度夸大。
1703040500
1703040501
[6] 参见杨荆楚主编《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杨启辰等主编《毛泽东民族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1703040502
1703040503
[7] 孙振玉：《中华民族理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上一页 ]
[ :1.70304045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