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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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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洵阳县志》在描述移垦川陕楚山区的客民时说：“舍沃壤而趋硗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笔端流露的显然是一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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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的移民初入异乡，面对的是“邑境平田无几，又多沙碛石碎，余尽属荒山，土著者不能垦，则课之流寓”。13 他们在异乡能够得到一块土地，但山高土薄，长不出多少稻米菽麦。山地的贫瘠与移民的众多成为一种突出的矛盾。在移民与山地的结合过程中，由异域传入的玉米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广泛引入西南的山区。它是五谷之外的第六种粮食作物，高产耐旱，并可以在陡坡生长。这些优点，使它很快成为西南山地的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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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广泛种植，一面促成了山区人口容量骤然大增和他们在古木丛篁的深山穷谷中辛劳力作。《栈道山田》一诗说，“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从而“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土皆耕”。但另一面，越来越多的移民毁林垦荒，又大规模地破坏了自然生态。时人记述说：开荒之初，其“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14 所种包谷“高至一丈许”，可谓“种一收千，其利甚大”。15 而“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16 所种玉米便变成高仅二三尺，产量随之大减。严如熤的《棚民叹》写出了移民们的悲哀和愁苦：“远从楚黔蜀，来垦老林荒”，“指望收成好，满篝歌穰穰”，谁知山地薄，“一年肥于肪，三载五载后，硗确铦刀铓”；“玉黍两三尺，荞麦一尺强”；“荞落黍花萎，青风不升浆。磊磊紫洋芋，蒸馍当。籽种不能彀，借债几时量？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然后深叹曰：“地势本如此，丰歉宁能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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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旦恶化，所带来的便是一个人口迁移长久不定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移民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次。并非他们好动，而是他们托身于其间的自然不允许他们不动。千辛万苦垦出的山地，只要“偶被雨水冲刷”，便会一夜之间成为不能再耕的“石田荒山”，迫使种地人不得不另寻山地耕种。这种游耕式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快毁林开荒的速度和水土流失的程度，移垦者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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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背井离乡而来，又在频频的灾难中跌仆起落。背井离乡产生的困苦渴求群体之间的互助；灾难中的跌仆起落又渴求群体之间的精神慰抚。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为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而且多量的社会对象，作为流传于下层社会的秘密教门，白莲教能给人以物质互助，也能给人以精神慰藉。“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18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行天下。”19 并且，“煽惑山民，称将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20 对于困苦无靠中的移民来说，这些东西无疑都具有吸引力。由于惯用游耕抛荒的生产方式，山地移民有点近乎游民。与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相比，他们“或徙或居，若鸟兽之无羁缚者”。21 “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22 “呼朋招类，动称盟兄”，23 甚至连“姓亦子虚乌有之类”。24 对于地方当局来说，这些人“转移无定，来去不常，故地日辟而不能升科，民日增而不能编籍”，25 是一批国法难以管辖的人。“保正甲长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讵能朝夕稽查。”26 吏治不到的地方天然地为秘密会社留下了纵横驰骋的场所。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乾隆五十九年，短短数年之间，白莲教各支派就在川楚陕广大山区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可以轻易地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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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使散布于满山遍野的移民汇聚为一种组合的社会力量，这个过程又会汇聚移民们在长期困苦中滋生的愤懑和郁怒。当他们在神道的感召下聚为一团的时候，正好面对着乾嘉之交“山内连岁荒旱”的天灾。这次长久持续的灾荒，使开山的移民颗粒无收，又因粮价暴涨，使本来“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的移民“无资以生，嚣然不靖”。天灾使他们更紧地集聚起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只要“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众多的饥民便会“蚁附蜂起，无所畏忌”。27 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中久已存在着土著和客民的矛盾。土著中的痞棍常与差役勾结，“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而“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28 怨愤日积。这种矛盾因天灾带来的普遍贫困而激化。加上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廷以霸道治白莲教，对各地教徒厉行搜捕屠杀，而官吏乘机罗织，“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29 使天灾造成的社会动荡因人祸而益趋剧烈，终于逼成了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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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明显的山地特点和山民特点。时人谓之“川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山僻村庄，邪教尤多。”30 起事之后，“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人“为之向导负运”，而且一茬接一茬源源不绝。“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31 官兵常常眼睁睁地看着造反的白莲教徒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32 而趑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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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转战数省的农民武装来说，山地既提供了屏障，也造成了限制。提供屏障的东西同时也是造成限制的东西。在一个交通闭塞、地瘠物贫的环境里，自然界不可能为那么多武装的人群长期供给生存的物资。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这种因物资短缺而造成的困窘就会成为时时悬在头上的灾难。嘉庆四年（1799）大巴山区一战，白莲教中的人们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时人记叙说：“贼深入老林，无从觅食，饥死尤众。时久雨泥泞，老林冬雪未化，贼冻死者与饥死等。”33 这种困境曾把白莲教武装逼出山区，涌向江汉、关中与成都平原。其兵锋一度直指武昌、西安和成都。但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过剩的人口压力。究其底里，正是西迁的移民把这个地区的压力带到了川陕楚山区，因此当川陕楚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社会矛盾却远远没有突破界度。白莲教造反者在这个地区找不到像山地里那么多的响应者，所以他们只能在优势的官军面前迭连失败，终至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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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川陕楚山区的大规模移民也从此日渐低落。因为镇压了起义的朝廷并不能恢复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道光以后，“高山棚民一往而空”，“山内连年饥荒，地主流徙他方”。34 “川楚客民之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35 与曾经出现过的移民潮相比，显出来的是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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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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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川陕楚白莲教同时轰然而起的，还有湘黔苗民起义。自改土归流以来，外来的汉族客民曾先后移居被称作“苗疆”的地域。至乾隆中叶，移民益多。这个过程带来的苗汉杂处，造成显著的社会变动，与生产技术传播同时产生的，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化与尖锐化。这种错综化与尖锐化会普遍地导致矛盾的激化，当日而言，尤以湘西镇筸道直辖的凤凰、乾州、承绥三厅为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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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筸三厅是湘西苗族集中聚居的地区，曾长久地被一道数百里长的边墙隔离。处在封闭之中的苗人社会“有族属，无君长”，进化相当缓慢。因此，外来客民大批迁入，输来的不仅仅是人口，而且与改土归流交叉在一起，带入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由此引起的震荡是不容易平息的，对于朝廷委派的流官来说，客民来自内地，久沐王化，比之陌生的苗人当然更易沟通。因此，他们常常自觉地鼓励客民深入苗疆落户，并且委之以甲长、保正、百户、寨长之任，以期呼应之效。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偏斜，由此派生出来的，是地方当局在苗汉之间的两失其平：“一任客民肆意欺凌置之不问，以致苗民仇激生事。”36 不仅如此，流官与客民中的痞棍人物还常常借保甲连坐法株连罗织土著苗民，使之冤抑莫伸。客民借助官方权力而势张，其结果则是苗汉之间的感情日益恶化，仇恨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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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交往和经济活动中，苗汉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又常常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并因此而越益激化。这主要表现在客民中的一部分凭借自己的优势，用汉族社会经营方式掠取苗民手中的土地。归纳起来，其常用的办法主要有：（一）代办田赋。即运用充当保正、寨长的利权之便，与官府结纳，倍加苗民之赋，并通过代办田赋，使苗民与国家的纳税关系转变为苗民与自己的债务关系，这种债务关系以土地为抵押，一旦债务逾期，就马上收取土地。这种方法，明显地表现了政治利益向经济利益的转化。（二）商品交易。即利用苗民不谙交易之道的弱点，事前将日用什物高价赊卖给苗民，令秋后还谷并以土地作押。秋后无力还谷的人遂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方法则具有显目的欺诈性。（三）放高利贷。自然经济下的天灾人祸永远会制造出困苦无告的借方和残酷盘剥的贷方。苗民一经举债，便难以摆脱高利的无情剥削：“往往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37 用这种方法勒取土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掠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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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客民因此而致富，成为移民中的地主阶级。时人以承绥厅为例，记载过这个过程：“居民自内地迁入者，家计淡泊者多，历数十年来，或买土开垦，或贸易经营，渐觉充裕。”38 而众多的苗民却在同一个过程中沦为佃农。承绥“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39 “是以苗众转至失业，贫难无度者日多”。40 “在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而“苗疆田地日见其少”。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但由此产生的苗汉“积忿相仇”，却首先表现为民族矛盾。曾经用暴烈手段对付汉族移民的苗人后来说：“实因苗子的田地都被客民占了去，小的们不服，因此起事烧杀客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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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之前，苗族聚居区久被视为化外之地，苗民“居住深山穷谷之中”，时需“打牲防兽”，“比户皆藏”刀矛火铳。一面是不讲王道只讲霸道的官府；一面是人人习武而不喜以口舌争是非的苗人。酿积已久的民族矛盾遂不能不发展为武力与武力之间的冲突。于是而有乾隆六十年（1795）湘西镇筸三厅与黔东松桃一厅的苗民暴动。随之，“穷苗闻讯，无不攘臂相从”。42 很快聚合了近十万人之众。从初起到扑灭，前后历时十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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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之间的湘黔苗民起义被扑灭后，苗族人口一时锐减。镇筸三厅的苗寨数量从四千减至一千二百，人口从近四十万降为十一万五千，减幅达百分之七十以上。43 苗族聚居区的范围也从近两万平方公里压缩到四千平方公里左右，减少了百分之八十。44 当局在胜利之后用赶苗夺地的残酷手段，在湘西苗族聚居的七个厅县安置了十万余户流民，为外来人口的迁入腾出了空间。这个事实，表现了人口西迁中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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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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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后，东南的移民潮流转入了广西、云南、贵州。西南边陲，素称地瘠民贫，夷多汉少，本不是一块移民的乐土。嘉道年间，东南各省过剩的人口却数量越来越多，时人谓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45 因此，涌动的移民潮流老是息不下来。而潮流一旦涌动，总会千方百计地寻求一个宣泄的空间。于是，向西南边陲迁移的人口既带着很多希望，也带着很多盲目。以贵州为例，虽然那里“已无不垦之山”，“且地多烟瘴，新徙之民不服水土，辄多死亡”，但外省“极贫之户仍多搬往，终岁不绝”。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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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桂滇黔三省而论，云贵两地是中国山地面积最大的区域（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山地限制了农田面积的扩展，也限制了移民人口的增加。相比之下，广西的山地少一些，平地多一些，而且有西江湘江与湘粤贯通。因此，迁入广西的客民便非常自然地要比云贵两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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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前，广西本是地广人稀的宽乡，从那个时候起，来自广东的移民便源源不断地迁入。他们“男女俱勤农事，不惮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他田倍利，有田者咸愿佃与耕种”，造出了一片繁荣。除了务农之外，还有以经商为业的，当时的桂林，“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梧州也是“商贾辏集，类多东人”。47 一时称为“无东不成市”，其间的一部分正出身迁来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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