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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名士鼓荡与清末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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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流由式微而衰竭之日，士大夫里的名士正蓬蓬然起于人心和世路的动荡之中。《蜷庐随笔》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之朝议，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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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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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作《蜷庐随笔》的王伯恭也是翁同龢的门生。而同样的记叙还见于《国闻备乘》、《德宗遗事》、《中日兵事本末》、《世载堂杂忆》、《苌楚斋随笔》等等，各人说事笔法不同，指述翁张之间的关系皆同。张謇四十二岁中状元授修撰，官不过从五品，而之前则“倾动公卿已久”。107 自当时人看去，是虽状元，实名士也。108 因此，他在甲午年间以一己之识断影响翁同龢而左右庙堂和战之策，成为“名位不高，所关最重”的人，109 靠的不是新状元的一时荣耀，而是大名士的积久声望。是以由张謇“言于常熟”到“常熟韪之”，再由“常熟韪之，力主战”到李鸿章“奉旨切责”，其间的一环推演一环，正描画了一个名士干预国政的过程。后一年，京师与上海先后立“强学会”以“开风气，挽世变”，远近耸动。谭嗣同致信欧阳中鹄说：“康长素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110 比之当日规模，“千计”恐怕铺叙太过，但名士因强学会而能成群则是事实。名士成群，其志愿显然也是在干预国政。所以身在此中的文廷式被弹劾，罪名便是“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111 而后的戊戌年里，曾经七次作上皇帝书的康有为受光绪召见，遂于久做名士之后成了能用文字影响皇帝的人。与此相连的是百日新政暴起暴落。胡思敬事后记录这段历史，便以“康有为构乱始末”为题目。112 视维新为“构乱”，其中固有新旧之争的恩怨，但以一人之名总冠百日史事，显然是凸出新政中的名士不仅能干预国政，而且能掀天揭地。在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中，张謇和康有为都别成典型。而他们先后接踵起于甲午战争前后，正预示了行将到来的时代里，名士会重于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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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名士久为士人之一类。被归入这一类的人物大半能以才学秀出一时，又大半与官僚结构中的权力和腾达离得很远。前一面容易产生自负，后一面容易产生侘傺。因此他们既是一群处在士人社会下游的人，也是一群志度和气度常在不相对称之中的人，其间往往各成形相。《眉庐丛话》曾说到乾隆朝的名士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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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容甫先生经术湛深，文采炤烂，而恃才傲物，多所狎侮。灵严毕公抚陕时，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先生忽以尺书报之，书仅四句云：“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穷乏之理。”毕公阅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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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以汪中的自大与出格和毕沅的宽为优容相对比，说明旧日名士多依傍达官公卿，而天下尚文治，则达官公卿亦多以圈拢名士而噢咻之为常态。至嘉道间，“所谓名士派最足者，以龚定庵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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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庵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尝访宪曾之子元禄于京师七井胡同。时九月也，秋气肃然，侍者觳觫立，而定庵着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又谈次兴酣，每喜自击其腕。尝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饮，抗声高歌，花片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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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中比，龚自珍的名士相是深疾时俗“媕媚取容”，而“不觉矫枉过正也”，114 所以其“不羁”之中倔强应当多于自大。后来的岁月里，自大和倔强都不多见。咸丰年间王韬居上海，以名士论名士，目中所见竟一无可取：“至沪名士，岂真有真实本领？不过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之奴耳。求其能砥节砺行，气谊相孚，清操拔俗，一介不取者，岂可得乎？”但以此为尺度，王韬自己也是一个经不起衡量的人。咸丰八年岁末，他致书道台吴健彰打秋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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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节逢送腊，时值迎年，贾岛祭诗亦须枣脯，杜陵守岁尚办酒浆。酌邻款客，非空厨之可延；折券偿逋，必障簏之始举。凡此皆有待卢侔，而实深欣瞩。仰惟大人盼接之殷，凡士皆感，煦妪之被，与春俱融。减太仓一稊之米，已饱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即苏涸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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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然既雅且丽，而无掩其乞讨之辞卑气弱和理所当然。然而起家买办的吴健彰不比毕沅，“书去，仍复杳然”。王韬怅恚交集，在日记中发抒说“贬节以谋利，吾诚过矣。沪城赭寇之乱，酿之者实吴君也”。又说“将来邑志中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115 以此为泄愤之词，显然比乞讨更多地表现了穷境中的短气。可见时逢衰世，则名士也等而下之。王闿运后来说：“凡当名士的，必带几分秋气”，116 比诸名士各色形相可谓洞达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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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起于甲午战争前后而被称作名士的那些人并不是从这一路里走出来的。与旧日的名士相比，他们之能够得名全都源自于他们之直入时务和标张时务，其间的嬗蜕正显示了一种名士的政治化。除了张謇和康有为，当日汤寿潜以“中式文字，竟破程式，放言时事，海内诵之”；郑孝胥以“平日留心时务”而识见迈出时流，被目为“名士之冠冕也”。117 皆肯用功夫于大题目，而后出人丛而为一世所注目的。这些人立起于庙堂之外，已经明显地不同于清流。然而溯其渊源，则后起的名士大半都与清流一脉曾相延接。瞿兑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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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甲午事起，鸿章大被卖国名，而清流亦知旧法不足图存，当变国是。于是有康有为公车士人伏阙上书之举，而翁、李之隙成，新旧之党判。有为以部曹名过卿相，皆清流鼓吹以成之。其时朝士大夫慷慨有志节者，无不相与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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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总括而言之曰“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118 这是一种用粗线白描说历史代谢，而康有为与清流一时聚合的其来有自遂显得非常分明。与这种一时聚合比，张謇出翁同龢门下，本自久与清流为伍，其渊源当然更深一层。而和张謇常往来相交游的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丁立钧、王仁堪、袁昶、梁鼎芬等等，又都是与郑孝胥引为同类而沆瀣一气的人。可见彼时之名士曾因清流而联结成群。在这些人中，汤寿潜曾为翁同龢激赏而不常与都中胜流相往还，但戊戌年间行新政，他与郑孝胥一同列在奉旨“由部带领引见”的名单里，被当作朝廷期望中的新人才。显然，依士林的眼光和庙堂的眼光，他都应当归入这一群。这种种人际之间的牵结构成了那一代士人的依存状态、进取状态和演化状态，而历史中的关联和因果便存在于这些地方。因此，从甲午到戊戌清流和名士此消彼长，但由关联和因果说历史，则蓬蓬然而起的名士却曾经是以清流为源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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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名士曾经以清流为源头，所以名士初起常常会仿效清流。但清流以庙堂为立身之地，由仿效而最容易催生的便是炽热的庙堂意识。一则记载说：“（康）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119 正是心头的炽热一为发露。是以当其不得志之日能以布衣上书一挫再挫而不肯歇手。通籍之后又游走于台谏和公卿之间一谒再谒而不肯止步。迨戊戌年间奉旨专折奏事，遂大量制作，大量进呈。由此产生的文字，时人指为“逞厥横议”，120 却常能使人君“阅之甚喜”、“皆深然之”、“为之唏嘘感动”。121 而所谓“以得君为重”，本来的意思也正在于此。与康有为相仿佛，甲午后一年郑孝胥曾有京师之行。其日记中的要目是“谒合肥”、“谒常熟”，进言变法度，与朝士议政事，为朝士草奏章，等等，122 做的也是游走于台谏和公卿之间的事。可见名士志在庙堂曾是一种共相。然而就士大夫自身的历史嬗递而言，名士之能够与清流相区别，并在后来的岁月里自成一局，根本的地方却是他们的立身之地不在庙堂之内而在庙堂之外。因此与康有为孜孜矻矻写出来的奏议相比，更多地体现了那一代名士本相和品格的，其实是在《时务报》做主笔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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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由汪康年经营而起于上海，原本并不在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筹算之内。然而一旦风行，其汪洋恣肆则能歆动一时人心而致回声起于四面八方。当日湖南士人邹代钧致书报馆，盛赞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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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由俞确士送到报百分，阅之令人狂喜，理识文兼具，而采择之精，雕印之雅，犹为余事，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三代以下赖有此举，为吾党幸，为天下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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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京师供职的毛慈望说：“《时务报》按时立论，畅所欲言，为中国今日对症发药，起痼扶衰之妙剂；兴利除弊，变法致强之初桄，凡关心大局者，无不亟思寓目。”皆出自心服口服，而意所不足则在到手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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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递寄太迟滞，不免美犹有憾，未厌人意。即如第十四五册，系去岁冬月出报，直至本月初始到都门，其迟滞可想。嗣后寄报，如能设法求速，则更善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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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之外更兼有读报的饥渴。这两段话南北呼应，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时务报》在士人世界里的山呼海啸之势。所以梁启超能挟其自负和自信断言：“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125 在以四民分人口的社会里，士大夫是唯一据有议论并以议论为天职的社会群体。而议论能够影响一时，总是在化为奏折进入庙堂之后。因此，二千年士议起伏，重心都在庙堂里。以此为常态，《时务报》的出现便是一种异态。一方面，士大夫办报纸显然是承续和延伸了这个群体据有议论并以议论为天职的传统，所以《时务报》取法的不是重新闻的《申报》，而是布道理的《万国公报》，而由此形成的“按时立论，畅所欲言”在那个时候都是士人写而且士人读的东西。另一方面，士大夫办报纸又显然是前所未有地别开一种立说的空间，使产生于这个群体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与奏折体例相比，后起的报章文字更少顾忌，因此更多恢宏洞达和词艳气雄，援此以入论说，则皆能用作感染与牵引，换来跟从和附和。而后是名士的报纸与清流的奏折相代谢，与之对应，天下士议的重心也由庙堂之内移到了庙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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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士营造报纸的过程里，报纸也在营造名士。李肖聃有一段文字说梁启超与《时务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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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为（《时务报》）主撰述，作《变法通议》数十万言，其文出入魏晋，工丽大类范蔚宗，亦效龚自珍为幼眇自喜之词，旁出陈同甫、叶水心、马贵与诸人之风，指陈世要，一归平实，间杂激宕之词，老师宿儒，新学小生，交口称之。岳麓院长王祭酒先谦，令诸生购阅此报，称为忧时君子发愤而作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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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十七岁中举，此后六年之内四应会试，皆连战连败而不能成进士。因此，当他入《时务报》做主笔的时候，以科目论功名，不过是一个屡次落第的举子。然而自《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先后出，《时务报》为万人瞩目，梁启超也为万人瞩目，笔风所到，一时名流几乎望风惊羡。陈三立说：“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又说：“公度书言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127 叶瀚说：“梁卓如先生，大才抒张，论著日富，出门人问余之言，救天下童蒙之稚，敢（甘）拜下风，愿处北面。”128 夏循垍说：“卓如文字惊心动魄，足以开守旧之蔽，至佩至佩。”129 尤其显目的例子，还有张元济说的：“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130 与这种望风惊羡相对应的，是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极短的时间内腾越而起，成为士人世界里的显达。当时张之洞开府武昌，而致书梁启超，则以“卓老”为敬称。131 至戊戌年维新变法呼风唤雨，天下人无分开新守旧已皆以“康梁”并称为当然，而此日上距《时务报》创始不过一年有余。随后是一个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的时代。梁启超笔底才力固自横绝一时，但使他由一个寻常举人蜕变而出，据有百丈光焰而身负天下重望的，却是《时务报》所提供的那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务报》造就了梁启超。与科举造就士人相比，这是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时务报》之后连类而起的，还有南方的《知新报》，北方的《国闻报》，以及《湘学报》、《农学报》、《富强报》、《经世报》、《实学报》、《蜀学报》、《无锡白话报》、《东亚报》、《昌言报》等等六十多种报纸，132 大半都以立说为宗旨。与之相牵连而且成因果的，是成群士人都在纷纷舔笔磨墨热衷于作“撰述”。其间韩文举、徐勤、何树龄、康广仁、欧榘甲、陈炽、林旭、严复、王修植、夏曾佑、唐才常、罗振玉、谭嗣同、陈虬、章太炎、宋恕、陈季同、陈衍、宋育仁、廖平、裘廷梁等等，多是当时的名士和后来的名士。这种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的过程既已另开一种范式，则一定不会自为消歇。因此，当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翻过去之后，晚清最后十年里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是更多的报纸与更多的名士。和《时务报》蝉联一线，而越益作其汪洋恣肆的先后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民丛报》笔战不休而声势相迫的有《民报》；其间以文字起风波而致健笔入牢狱的还有《苏报》。若用数量写照规模，则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的报纸已有 239 种之多，其中的 66 种都在上海。133 以 20 世纪初比 19 世纪末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同一个时间里，科举制度正经历着末期的光色晦冥到终被废止。所以，士人之后起新进而“求用世之学”者，大半都在向报纸寻路径。在那一代人里，杨度是梁启超之外另一个被称作“旷世逸才”的人。戊戌年间他置身湖南一隅远望京师，曾心波屡动而强为自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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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上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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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与报纸结缘，所以报纸也没有给他声光。至 20 世纪初年杨度“游学日本”，而后主办《中国新报》以扬其焰，则生涯因此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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