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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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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 12 月 3 日（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一月初十），三岁的溥仪在紫禁城太和殿成为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当天，诏书告天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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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行皇帝临宇天下三十有四年，宵衣旰食，勤求治理，上禀孝贞显皇后、大行太皇太后慈训，简任亲贤，抚绥区夏，维新政治，中外同钦。方期景祚延洪，及时布宪，乃圣躬弗豫，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龙驭上宾。钦奉遗诏，祗尊大行太皇太后懿旨，以朕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入承大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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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所表述的当然不是历史的细节。半个月之前，西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她七十四岁的生日，而后患痢疾卧病不起。十天之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下旨立嗣。接着，光绪和慈禧在两天中相继去世，留下了一个让后人久费猜详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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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崩殂之后，继位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而他们面对的则是越来越近的日落黄昏。时至光宣之交，两者的对比愈益鲜明，显然不会催生出人心中的憧憬。半个世纪之后，当日在啼哭声中登极做皇帝的溥仪，用一种自我调侃的笔意写出了登极的历史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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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后，照章先要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了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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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摄政王之间的对话使人听了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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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好象都发现了不祥之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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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虑本来出自附会和臆想，然而后来三年的历史似乎一步一步地应验了太和殿上的对话和太和殿下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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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644 年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逐鹿中原，底定东南算起，爱新觉罗氏君临中国已有二百六十四年了。18 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父子祖孙前后相继，以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烘托了“推校往古，无有伦比”的乾纲独断之局。自 19 世纪开始，天下渐入“四海变秋气”。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积六十余年之久由衰世演为乱世，并侷蹐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从中世纪走入近代。随后的同光两朝，当时称“中兴”，而本来属于皇帝的君权则被移入了珠帘背后，使西太后以一身执国家政柄垂五十年。五十年政潮起落铸造出来的积威是一种沉重的镇慑力，当这种镇慑力随西太后的疾终而突然消失之后，后起者所面对的便是权力构造中的一大片空白。被推出来填补这片空白的，是宣统皇帝的生父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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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以无上的权限。凡宪法纲要所规定的皇帝大权，自黜陟赏罚、军国政事，到聘使立盟、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一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事有须请皇太后懿旨者，则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3 这些设定的权力意在造出一种制断天下的态势。然而在王府中长大的载沣比不得铁马金戈中长大的多尔衮，他对一夜之间归他所有的那些权力其实非常陌生，因此，举手投足之间常常显得不内行。后来做了溥仪“师傅”的英国人庄士敦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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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载沣）真挚，力图以无力和无效的方式愉悦每个人，却难以达意。办事畏手畏脚，全无条理，完全缺乏能力、意志和勇气。有理由说明，他身心俱萎靡不振，对危急的局势无能为力。既无基本计划，又被琐事纠缠。在他成为摄政王之后，周围的阿谀者使其固执己见，而这又几乎总是错误的决断。在与醇亲王密切联系的几年当中，他那危及帝国和儿皇帝利益的办错事、走错路的致命脾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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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的庄士敦以一种包含着同情的责备描述了摄政王在权力丛中的手足无措。在他眼中，载沣显然是个被放错了地方的人。作为宣统皇帝的生父，庙堂内外期待着载沣踔厉专辄，威行四方；但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又是从小在谦退自敛的桎梏中被畏荏喂大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造出了一个庸懦的监国，而要追述这种矛盾，则需从上一代人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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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光的九个儿子当中，除第四子奕做了皇帝外，在晚清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六子奕和七子奕。恭王奕的痕迹在政事一面，醇王奕的痕迹却大半留在帝王的家事之中。当十八岁的同治“六脉俱脱”，龙驭上宾后，西太后选醇王子载湉为嗣皇帝，宣诏之日，奕惊惧交加，“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5 痛哭昏迷，都出自心悸。在西太后的手掌笼罩之下，以臣子而兼作皇帝的生父是一种祸福不由自主的事。因此，曾一度热心朝政，有意和六哥比身手的奕，一夕之间雄心全消，转以壮年之身哀词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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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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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罢一切任职”，自号“退潜居士”。他后来虽一度与闻军机处事务并总理海军衙门，而严畏殊常，“太后提用筹备海军之积款以大兴土木，（醇）王不敢违”，及“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7 留下的不是事功而是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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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写照了一种长久不弛的精神疲惫。自载湉入继大统，做了光绪皇帝以后，奕为“避本生擅权之嫌”而活得非常谦卑谨慎。他在战战兢兢中过了十六年，死的时候只有五十一岁。然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君权委实贴得太近，因此在死后还有过一场风波。王照作《方家园杂咏纪事》，叙述说：“内务大臣有英年者，兼步军总兵，素讲堪舆，尝为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急谋升官，乘间献媚太后曰：醇贤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荫数亩，罩墓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白果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是皇字，于大宗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曰：我即此命尔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上也。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未敢轻动，同往奏闻于上。上不允，并严敕曰：尔等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诸臣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一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环十余丈挖成大池，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虑其复生芽蘖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斫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8 这个故事一定会给醇王府人的心头留下一种沉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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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死的时候，载沣还只有八岁。在后来的日子里，一面是外侮逼迫启新旧之争，一面是西太后与光绪母子失和致宫闱之争，两者纠缠而搅动政潮起伏。“始于宫庭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雠，因雠生杀。恶而雠，故有戊戌之变；雠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雠帝雠小臣，卒雠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9 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失败以后，西太后蓄意废立，光绪遂犹如囚人。这个过程对醇王府中的人们无疑是一种长久的折磨。其间，府中循例向太后“贡食品”的小太监曾受命“顺路往皇上宫叩安”，结果被西太后派人从府中捉去，“交慎刑司拷问，遂杖毙之”。10 其毕露的猜狠酷鸷不会不使人惊心动魄。而八岁的载沣正是在“宫庭一二离异之心”由猜生嫌，由嫌生恶之中长大成人的，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可谓久在畏惕之中。因此，自小走的便不会是才智发煌一路。奕乞骸骨之际，曾以“庸钝无才”自况。其实，他在利害之间看得非常分明，并非全无慧根一流。但对载沣一代来说，外在的束制和内在的敛抑都是自幼便能消磨英气的东西，而英气消磨殆尽之后，留下的便不能不是“庸钝无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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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砍掉奕墓上那棵白果树，显然是不愿意醇王府中再出一个皇帝。她后来因新旧之争而痛恶光绪，立端王子溥儁为“大阿哥”，欲行禅让。所以，“自溥儁入宫，宫中诸人心目中皆以儁为宗主”，光绪则被看成了“赘旈”。11 然而庚子之变造成的震荡很快截断了西太后的废立之想。悍于戕杀的端王载漪既被洋人指为祸首，已在储位的溥儁不能不跟着被牵出了皇宫。权力和意志都拗不过时势。八年后，光绪和西太后接踵谢世，这种“命属天公不可猜”的结局使帝位的交替成了一件非常仓促的事。还没有断乳的溥仪仓促地做了嗣皇帝，才具不足的载沣也因之而仓促地做了监国摄政王。载沣的使命是替儿子代管君权，但他的臂力太小，常常握不住君权。时人记叙说：“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案，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归西洋，欲借国债，大张海陆军，并主张剪辫，廷议大哗。载涛呶呶不休，监国避居三舍，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监国本是天下权威之所在，但在载沣身上却蜕变为一种畏葸了。与畏葸相表里的，还有心智的暗昧：“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以疆事同时入见，召对时则寻常劳慰，无他语。瑞澂欲有所陈，监国曰：‘汝痰病尚未愈平？’盖厌其烦盱也。出使日本大使汪大燮屡疏密陈日本阴谋，皆不报。驰驿径归，请面对，词极警动。监国默无语，徐以时辰表示大燮：‘已十钟矣！’麾之退。其倏来倏去，听其自便，不问也。”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两参粤督袁树勋，皆不省。末一折指山东、上海两赃款，引载泽为证。次日，召载泽入见，以折示之，载泽不敢隐。监国曰：‘既确有此事，则不必交查可矣。’载泽出，以为必有处分，越数日寂然，折仍留中”。12 畏葸则没有制断，暗昧则没有是非。由是，西太后五十年王政一统之局遂在载沣手里被肢解掉了。宫中的隆裕、府中的老福晋，以及身为皇帝叔父的载洵、载涛都成了各据重心的一方。而后“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13 这是一个乱纷纷的局面，这个局面里的每一个人都与爱新觉罗氏的君权息息相关，但每个人都不把爱新觉罗氏的君权放在眼里。旧日曾为醇王府饲马的张翼，“庚子乱时，盗卖开平矿产，为袁世凯所参，入英涉讼经年，久之始议赎回。至是持监国宠，与英商勾结为奸，力护前非，主中外合办。直隶士绅联名力争，监国不能诘，卒从老福晋言，徇翼谋，悉依前约。”14 赎回来的矿产遂又被卖掉了。张翼本是一个小人物，但得“老福晋”之助，却能使监国摄政王受他的摆布，把祖宗的天下送掉一块。“尽出专政”的亲贵们多为一群所簇拥，热衷的都是刲割公室，这个过程把社稷的利益分解得七零八落，爱新觉罗氏的君权因之而日趋式微。其间的因果，遂成了不可言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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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亲王、贝勒、福晋与监国摄政王共管朝政，其济济一堂映衬出来的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序。在西太后五十年积威之后，接踵而来是一个庙堂来不及再造权威的时代。然而，从庙堂里望出去，面对的则是一派天下滔滔。长久积累的社会矛盾与迟来的新政正交缠在一起，在新陈代谢的过程里演为“官乱于上，民乱于下”，使旧制纷纷解体。这个过程既触发了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激成了理想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种种冲突都在汇为惊涛拍天的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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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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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被称作“新政”那个色彩斑驳的过程是从 1901 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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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最后一年，义和团起于华北，以灭洋为帜。刚刚扑杀了维新变法的西太后因新旧之争而仇洋，因仇洋而排外；利益在守旧一面的朝臣嚣嚣然群起附和，朝廷遂挟义和团为重，下诏杀洋人。等到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曾经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义和团又如同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退去。被枪炮逼赶着的西太后不得不拖着光绪仓惶西狩，从北京一路逃到西安。守旧的朝臣经此一劫大半都成了祸首，杀、戍、革职、圈禁之后，气焰俱熸。西太后既造其因，又食其果，千里踉跄于国将不国之际，身受的惊吓一面使她排外之心消而媚外之心长，一面又非常奇特地变成了一种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启蒙。而后的痛定思痛，使一个极顽梗者在危势的逼迫之下接受了本来不肯接受的东西。于是而有 1901 年初“预约变法”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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