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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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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被称作“新政”那个色彩斑驳的过程是从 1901 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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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最后一年，义和团起于华北，以灭洋为帜。刚刚扑杀了维新变法的西太后因新旧之争而仇洋，因仇洋而排外；利益在守旧一面的朝臣嚣嚣然群起附和，朝廷遂挟义和团为重，下诏杀洋人。等到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曾经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义和团又如同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退去。被枪炮逼赶着的西太后不得不拖着光绪仓惶西狩，从北京一路逃到西安。守旧的朝臣经此一劫大半都成了祸首，杀、戍、革职、圈禁之后，气焰俱熸。西太后既造其因，又食其果，千里踉跄于国将不国之际，身受的惊吓一面使她排外之心消而媚外之心长，一面又非常奇特地变成了一种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启蒙。而后的痛定思痛，使一个极顽梗者在危势的逼迫之下接受了本来不肯接受的东西。于是而有 1901 年初“预约变法”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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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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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题目放在食君之禄的人们面前，使他们无分主动被动都须以奏议作回应。此后诏书一道接着一道，皆以“振作”变法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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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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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诏书唤出了成批议论变法的奏章。而其中能够指划全局并影响当时的则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的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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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和张之洞都是洋务人物中的大魁，但他们的幕府中又养着许多与康有为、梁启超旨趣相近的新学家。在三十年洋务运动日趋衰败之后，他们常常能够听取身边的新学家说法，于宝雨缤纷、天花乱坠之际，每易心有会通，化去许多窒碍。当惯于因循的人们还在沿用“民心固结”一类旧说的时候，他们已知“近日民心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租界之整肃，而苦胥吏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也否隔，浸成涣散”。17 这种富有实际内容的清醒能化为惊惧。因此，当他们目睹庚子之变致“大局几危，其为我中国忧患者，可谓巨矣”，18 其议变法的奏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越出昔日的界限，向新学借取眼光和办法。两者会衔出奏的三折分别从“育才兴学”、“整顿中法”、“采用西法”为主题，广涉学堂、科举、游学、捐纳、官禄、差役、刑狱、选法、八旗生计、屯卫、绿营、军实、农工、律法、税务、邮政、兵政、交通等等，都三万五千余言。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种种改革议论经综贯而合为一体，在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名下被编为二十七条，成了为后来的新政立法式的东西。以维新为名的大部分主张因之而与以洋务为名的主张交相汇融，被疆吏中的强有力者带入了政府，成为当道者用来照路的东西。比较两年多以前以维新取祸的康、梁一群人，此一时与彼一时的不同既可以观世变之亟，也可以见朝野之间人心的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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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危亡与变迁常常为因果。自道咸至同光，积两次鸦片战争之痛，而后有旨在自强的洋务新政；经甲午战争的巨创，而后有呼号变法的百日维新。19 世纪最后一年的八国联军之役留下了比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更深的创痛。因此，20 世纪初年的新政便以“大加兴革”为自救之方。洋人的枪炮打破了新旧之间的扞格，四十年来为扞格所阻的种种纸上议论在后来十年里纷纷被搬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演为改制和改作。上个世纪末维新派所预言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在庚子国难以后已成了一种可以眼见的事实。这种逼出来的变法虽然既不自觉又不自愿，但它终究以诏书的力量造出了洋务新政和维新变法都没有的规模和速度，使传统中国的“文物制度”在急匆匆的除旧布新中变得面目大异。其间最引人注目并牵动万千官绅的是扩编新军、废止科举、筹备立宪、改革官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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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效西法练兵便成了时务中的要目。而后每经一次失败的民族战争，这个题目都会在人心中放大。庚辛之交，朝廷刚刚经历了枪炮下的颠沛流离，因此，在议变法续安危的时候，不能不先及“时事多艰，练兵实为急务”。于是，甲午战争后因“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19 而别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20 的新军，便蓬蓬然而起，以恢张之势取代了半新半旧的湘军和淮军。由于更多地移用“西法”，新军汇步、骑、枪、炮、工程、辎重多兵种为一体，构造大变。这个过程，又把专业军事技术和军事知识放到了将弁和士兵面前，使军人的尺度亦随之而变。所以，新军军官多取自各类武备学堂和留学生；而士兵则以年龄、体格作取舍外，还另有识字程度一说，较之当年曾国藩取“朴实山农”为湘军，李鸿章集皖北团练为淮军，20 世纪初年的新军显然在成分上已起了变化。由此产生的新式军人群体，在新学家所鼓荡的“尚武”之风中是一种备受推崇的东西。后来做了文学家的周作人，这个时候曾在《绍兴公报》上专论“军人之尊贵”，以为“我国以外侮频仍，败于英、败于法、败于日、败于英法德美、败于八国联军，习知募卒不足恃，改募为征，数年于兹矣。今皇帝日自居于元帅之职矣，亦足见启导国民尚武之心。我国民曷亦深思，天下之子孰若天子之贵，降其九五之尊，下列干城之选。尊者不因是而见卑，卑者且因是而致尊。其名誉至荣，其地位至高，为社会之所欢迎，国家之所优视”。21 另一种以“武学”为名的杂志则更热烈地倡言，“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帜。”22 这些舆论表达的都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其结果却是用文字改铸了军人的形象。在社会的另一头，科举制度的声光正因万千议论的挞伐而日趋灰暗，并最终成了被废止的东西。原本与之系结的成群读书人便被抛到了旧轨外面，由愕然而茫然。于是，半是“尚武”的推崇，半是生计的逼迫，许多文场中的人们纷纷弃去笔墨生活，由书生而成为武夫。1905 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九十六名，其中有廪生二十人，秀才二十四人。23 这些都是本来的读书种子。秀才当兵，说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长。由此折射出来的，是新旧代谢之下的价值易位和人心变动。在同一个时间里，从各类武备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和留日回国的军事人材，也各抱“以铁血扬武烈”之心，一批一批地进入了南北军界。朝廷为强兵而编练新军，但这个过程却与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分化与重组胶连在一起，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富有活力的人们由分散而聚合，在新军里结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体。在而后的历史动荡中，这些人又成了社会变迁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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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制的改作相比，由育才兴学引发的一系列变革曾更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起，积四十年中西交冲的创痛和警悟，国人由器物而见及人才，渐信“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24 即使是戊戌年间酷烈的新旧之争，新法什九倏起倏落，而初兴的学堂却大半没有被卷走。这种政潮来去中沉淀下来的东西，显然包含着积久而来的人所共识。因此，在 20 世纪的新政中，“兴学”始终被当成是一种救时之策。1901 年，朝廷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5 国家用行政力量为新式教育机构助产，遂使天下学堂日多一日。两年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定各级学堂章程，以界定和绾连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通儒院，中国近代教育至此而有了一种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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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与选官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曾概括而言之曰：“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26 由童生而成生员（秀才），称作“进学”，然而身列庠序又是一种功名。此后的读书、应试都在科举制度的笼罩之中，教育和仕途成了剥离不开的东西。因此，以“肄习西学”为目的的育才兴学虽以改革教育为宗旨，而一旦施行，则不能不与选官的科举制度相牴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科举与学校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是以“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就难？”27 这种矛盾在上个世纪的戊戌变法期间已引发过开新之士的滔滔议论，至 20 世纪力行新政而广开学堂，则科举制度已成为兴学的一种直接阻力，两者之间不能相容。主持新政的廷臣和疆吏们虽大半由科举起家，这个时候却纷纷成了力倡“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的人物。他们的奏议一次比一次急迫，至 1905 年，遂有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于是，自隋唐以来行之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在“时局多艰、储才为急”的催逼下，被一纸诏书所废。乡试、会试、科考、岁考都随之“一律停止”。当此之际，君臣都相信“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中国兴贤育才之隆轨。即东西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本于学堂”。28 被西学理想化了的“三代以前”与“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联在一起，助成了新学堂战胜旧科举。就近代中国新陈代谢而言，这是一个汇数十年变革之势，如悬崖转石，不达于地不止的过程。然而当中国人为了回应西潮而一步步抛弃科举制度的时候，最先挟西潮汹汹而来的英国人，却已接受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此量彼，可谓因果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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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既废，则利禄之途便移到了学堂之中。自分科大学、高等学堂至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朝廷皆明悬章程，以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岁贡分等差，奖励出身；并各授编修、检讨、庶吉士、主事、中书、知州、知县、州判、府经、主簿、教授、教谕、训导”。时人谓之“既予以科举之虚名，又重以职官之实利”。29 有此诱导，此后的五六年里，学堂与学生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茁长于东西南北。官家办学以外，还有许多私人斥资兴办的学堂。据《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所列，至 1909 年，各省的学堂及教育处所合计已达 58896 所。30 比之 1905 年的 8277 所，所增过六倍。而集聚在这些学堂中的学生已多达 1626720 人。与学堂之盛相对应的，还有“游学”之旺。由于新政旨在以“西法”整顿“中法”，是以晚清最后十年中，“疆吏之奏新政者无不以游学为言”，并竞以仕路捷径相酬。31 1903 年，《游学译编》已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谆谆开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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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举，作为三届裁完。已中式之进士，须入大学堂卒业，然后选官。向之极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我父老试思：与其以家居求之也，较之航洋求学者之进取为何如？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金以买举人者，不得则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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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因之而成为一种能够兼得新知与实利的事业。由此促成的留日高潮，曾在五六年间造出了万余名到日本学新法的留学生。遂使彼邦中人目击“清人纷纷负笈来学”而踌躇满志：“昔日我学于彼，而今日地位逆转，此实我国之荣誉。”33 在兴学过程里作育出来的众多学堂中人和游学之士大半刚刚从传统士人转化而来。然而与传统士人相比，百万学生因求学而聚合，由聚合而呼应，显然正在形成另一种社会群体。他们学到的新知识常常很快地化为评判时代的激扬文字，并由议论而演生出大大小小的宗派和团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都成了官界控驭不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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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兴学的时潮急匆匆地移掉了科举制度的时候，日俄战争的刺激正在把新政的兴革引向国家的政体。时人说：“日俄一战，其胜负之原，千因万果，殆非常智所能窥，而以至简单之言断之，则惟可谓之专制不敌立宪已耳。自有此说，而言者益坚，听者益悚。”34 虽说立宪之说在上个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之中，但在当道的眼里最初却是“肆为簧鼓”的东西。迨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俄国，报章论列率多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之理诠说两者政体，往往倾动官界中人。“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奉使法国的孙宝琦“首以更革政体为请”，随后，疆吏之有力者以立宪入奏，“而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35 当权的官僚先后奏疏敷陈立宪，形成了一种以臣子议君权的局面，比之江楚会奏三折里的主张，更多地显示了“时局阽危”之下变法的炙急和亟迫。立宪的魔力在官场之纷然应和中被越放越大。于是而有 1905 年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 1906 年夏秋之交诏书宣告“仿行宪政”。官界立宪言论哄哄然起于一时，然而能够真知立宪本义的人们其实并不多。考察过西洋政治的载泽是亲贵中的热心言宪政者，他曾作《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力言“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有利有最重要者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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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为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之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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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说的都不是立宪的道理，而是内忧外患交迫之下取舍抉择的利与害。因此，自诏书告天下以“仿行宪政”之后，晚清最后的五年岁月里，一面是朝廷改旧官制，开资政院，设咨议局，办地方自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仿制出立宪国家中的许多构造，“凡政府一举一动，皆纳入于筹备宪政之范围中。”37 一面是朝廷以利害制约宪政的内涵和外延，力申“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38 这种包办立宪之势使仿制出来的东西常常要在权力的勒限中走样，“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39 骎骎乎因果相悖，“北辙求南，愈趋愈远”。40 前一面以改作旧制移来了种种君权的异体，使二千年来的乾纲独断之局和外洋传来的天演公理同处于一室之中而相互颉颃。由此促成的变化一定会动员社会，于是，“民气日益发舒，舆论亦渐成立。比年以来，政府举措有不当于民意者，舆论得挟其所见，起而与之抗争。虽以政府之腐败，官吏之专横，亦且慑于众议，不能不屈己以从众。”41 与雷霆雨露皆天恩的时代相比，其进化之迹是确然可睹的。然而后一面则执守“采列邦之法规，仍须存本国之礼教”，自上而下地为变政立界，“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下陵上替，纲纪荡然。”由此产生的“民情不可不达，而民气断不可使嚣”，42 对自下而上的“民气日益发舒”，又正是一种直截的阻遏。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前所未有的社会进化与前所未有的社会争斗交相舛错，于是，清末新政因筹备立宪而达到高峰，也在筹备立宪的过程中放出了决堤的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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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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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与辛丑之后，张之洞曾说过：“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43 “残局”一词写照了民族危机压迫下的困厄，而与之相对待的“变西法”一语则意在借社会改革作图存之计。但为“救残局”而“变西法”，则融旧铸新之际牵动的都是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诏书和奏议所预想的图存之计，常常在施为政事的时候被一层一层私欲截补增删而面目大异，演为利益与利益的冲突。致“百改革而百无功，万事并作，而亦旋堕于冥昧”，往往“民穷财尽，上下交乏”。44 因此，催发于民族矛盾的十年新政，反过来又成了促生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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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江苏巡抚陈夔龙作奏议，由“民气日嚣”说到“民生日困”，而后以“征敛无度”为忧：“慨自甲午而后，继以庚子之役，偿款数钜期迫，财力竭于外输，其原因一也。内外亟图自强，百度同时并举。他不具论，即练兵、兴学两大端，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其原因二也。各省筹款之法，不必尽同，要以征榷为宗，说者每谓征榷取之于商，固胜取之于农，不知商人重利，断不肯坐受亏耗，于是加其售价以取偿，而四民胥受其累矣。”新政以变西法图自强，然而当纸面上的议论转化实际过程的时候，则“悉索之物力有限，而推广之经费无穷”，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要用大笔银子铺出来，“多更一制，即多一耗财之地，多设一官，转多一倖进之门，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45 在甲午、庚子两次赔款之后，移植西法以行新政的开销便与外输的白银交织在一起，化成了压在穷民背上的种种捐税。统括各地征榷的名目，大约言之，计有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这些税目编成了一张天罗地网，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与上流社会里倡议和发令的人们相比，下层社会同诏书和奏议中述新政的那些道理其实隔得非常遥远。而“上之人且嗷嗷焉，朝下一令，曰为尔开学堂；暮下一令，曰为尔兴商务，彼民者未见丝发加益于吾事，而徒见符檄之惊怛，征敛之无已”，46 这个过程当然不会产生心悦诚服，辜鸿铭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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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太后万寿。各署衙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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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虽从“万寿”说起，但举《爱民歌》与《爱国歌》相对待，则显然是意在抉示两者在那个时候的相悖。张之洞由 19 世纪的洋务领袖演为 20 世纪的新政领袖，其半生事业都在致富致强。然而由此产生的国家观念却是一种不恤民生的东西。主持十年新政的人们大半以这种国家观念推行社会进化，“爱国”与“爱民”遂不能不截为两节。辜鸿铭是个自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由冷眼旁观发为议论之际往往能够引出许多思索，比陈虁龙陈述事状的奏报更多些尖锐性和深刻性。这种矛盾，使“救时”的新政不能不异化为民间怨苦，并常常激生以下反上的民变。1910 年，御史陈善同“据实纠参”河南长葛县“苛捐激变”，叙其始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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