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4801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
1703044802
1703044803
八旗制度在《清史稿》里被归入“兵志”一类，然而这一制度由“出则为兵，入则为民”3 而来，旗籍所包纳的其实是满族的全部人口，因此满人无不自称旗人。4
1703044804
1703044805
旗制是一道墙界。“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5 用“统”的办法来串管人口，则圈出来的总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二百六十多年来，包纳于八旗制度里的满族，都是身在被统之中的人，也都是栖止和生聚于墙界之内的人。八旗以京师为根本，“亲王不得出京师三十里外”。6 入仕的满人虽可远走四面八方，但解任之后皆须带着眷口“回旗”。所以督抚、两司、将军、都统，其子孙都在京城里生根结果。八旗中派出的部分称作“驻防”。驻防八旗布列于南北冲要之间，而“尤重都会”7 ，于是墙界也随之而被带到了冲要和都会。《荆州驻防志》说：“康熙二十二年旗兵设防于此，虑兵民之杂列也，因中画其城，自南纪门东，迄远安门西，缭以长垣，高不及城者半，名曰界城，其东则将军以下各官及旗兵居之，迁官舍、民廛于界城西。”8 这种专门修起来的“长垣”阻隔了“兵民”，也阻隔了满汉，而驻防所到的地方则必有“长垣”，由此划出的区域民间通称“满城”。“满城”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管，并自有一套司法系统，“所在地方官不得而约束之”。9 与国家官制里的督抚、司道、州县相比，显然是自成一派。旗籍既是兵籍，“满城”里的人们遂长在不可自由移动之中。除了出仕以得官禄之外，皆“坐食兵粮”10 而不能自为生业。因此，左宗棠论八旗，曾通谓之“不习行商服贾之业，不知服田力穑之劳，不谙匠作工师之技，于世之所谓四民者，仅可名之为士，而农与工商无与也”，11 他所说的“士”取自古义，主要是指兵。这些话显然不是好评。二百六十多年里，本来意义上的“兵食”在八旗不能成兵之后变成了用国赋养一个民族，其不在常理之中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吃“兵食”的八旗不入农工商之界，汉族人口中的多数则因之而在整体上同满人离得很远。满城里的兵丁不守规矩的事虽有时而有，但都不为王法所容。12 由于离得很远，满汉之间的民众与民众既不容易相往来而亲近，也不容易相劫斗而憎恶。所以 20 世纪初年汪东倡革命，犹曰：“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惟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13 在八旗退出生产的过程里，17 世纪后期满洲人入关所带来的那种遍地戾气和仇恨便被制度造出来的距离与墙界所隔断，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熄灭而且褪色。18 世纪和 19 世纪，平民社会里多见宗族械斗和民教争斗，与此相比，满汉之间则保留着一种不相熟识的陌生，也因之而安静得多。
1703044806
1703044807
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显示了满族君权本有的种族意识。墙界守护的都是满族从关外带来的种性和面目，诏书称作“期复旧俗，永保无疆”。14 然而满族的君权要成为中国的君权，则帝王不能不接受中国的文化。18 世纪的康、雍、乾三朝，一面是君权的种族意识与士人的种族意识相遇而引发出连年的文字狱；一面是帝王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步步儒化。于是，同文祸里的株连摧残相伴而生的，是帝王引用学来的儒学批判士人手中辨夷夏的儒学。雍正说：“《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辅之之理。”15 他以《书经》为理据说天命之所归，为的是把满族的君权融入中国的历史之中，融入了历史，便也融入了人心。这一类引述六经的话头乾隆用得更自如。虽说从六经里引出来的片断之词未必能够平释当日异视“东胡”的满汉之辨，但与四百多年之前蒙古人的君权始终漠视儒学，并因此而与读书人始终夹生的态度相比，则满族的君权向儒学讨法则，显然是归化了士人在精神上生死依托的同一种东西。读书人崇儒，帝王也崇儒，儒学涵化六合，重的是以文化别夷夏，满族君权既已自附于儒学，以遗民心结为源头的“种族大义”遂不容易在后起者的心里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乾嘉之学和乾嘉学人都不再追问明清之际的往事，并与遗民留下的精神日去日远。
1703044808
1703044809
满族君权自附于儒学，同时满族君权便成了中国文化规范和制束之下的君权。比之明代帝王，清代的君主更多一点民为邦本的自觉和警醒。康熙一朝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家常常要专门进奏密报地方时事，其中的题目之一便是民生。于是而有“夏季雨足米价如常折”、“镇江丹阳一带忽有飞蝗业经扑灭不致成灾折”、“请安并报稻禾收成折”、“苏州地方菜麦已经收割折”、“浙江各府县灾情折”、“扬州得雨折”，等等。而一旦奏报失时，则须另作“迟进晴雨录原因并请处分折”。16 农时、物候、米价、年成都是历史中的琐碎和细节，而彼时万千民生之所托即在于此。因此帝王不肯疏远细节，正说明了帝王之不敢懈怠民生。满人的本色在骑射，民生成为政治的重心显然不是从满洲“旧俗”里移过来的，而是儒学精神熏化帝王的结果。奏折和硃批以“晴雨录”为常课，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满族君权，其理路已皆在中国文化之中。因此，在 18 世纪的中国，与连年文祸同时出现的，是一个轻赋立国的盛世，满族君权造出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而其间的义理则取自于中国文化所蕴结的王道政治。当文字狱引发的凌厉和紧张使士人世界不得安宁的时候，盛世里的田夫耕氓正各安其业，在这个多数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会感受到来自那一头的冲击和窒迫。而后，盛世的规矩留给了后起的帝王，便成了祖宗家法，“历朝尊行不替”而“不敢逾定制一步”。因此孟森后来述清史，曾概论之曰：“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日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17
1703044810
1703044811
由于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满汉之间能够相往来的地方便只有官场。二百六十多年里，满人因入仕别有途径而曾经据有官场的优势，其“旧俗”里的粗陋遂容易转化为骄横。然而与科举制度相比，这种从满洲带来的优势并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当 19 世纪中叶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候，内忧外患都成为一种淘汰，满汉之间积久的失衡便在溃决中现出本相。当日肃顺以宗室秉政，任事果敢“暴悍”而“独敬礼汉人”，视八旗蔑如也，以为“后起皆竖子”。18 “敬礼”、蔑视皆反照出世运的淘洗磨括，其间的此消彼长都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因此，恭亲王奕与肃顺为政敌，而继起秉国政，走的依然是“敬礼汉人”一路。汉人之应当“敬礼”，正在于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敉平内乱和回应西潮的都是汉人。他们负天下之重，因此他们居天下之重。世运之变迁成就了满汉之嬗蜕，此后五十年里，虽然政潮有起伏，但才地、勋名、物望、知识、政略，从而对君权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则大半归于汉族官僚。其间虽有过像刚毅那样一身气焰的满人，而头重脚轻，结局都不能长久。与才地、勋名、物望、知识、政略相比，气焰已是一种立不起来的东西了。因此，同光以后，入官场的满人大半都不再有自负“从龙子弟”的别样意态。曾经久做部曹的何刚德，民国初年说春明旧梦，有一段文字专写当日京官中的满人：
1703044812
1703044813
满人在京，可分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19
1703044814
1703044815
满人以京师为聚汇之地，而十九年所见，多的是一团和气，少的是恢宏发舒。没有恢宏发舒的一团和气出处全在中气不足。因此满人论满人往往更苛薄。庚子之后行新政，王士珍以汉人补副都统，觐见之际，光绪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20 这是一种同悲哀融在一起的苛薄。而端方“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曾使酒骂座，肆口痛詈“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21 ，则苛薄之中又羼入了许多刻毒。与端方之开口就骂相比，其间还有满人为满人说来日，以为“吾满洲王气前人发泄已尽。今八旗之人但一着衣冠，则神志沮丧，不久当胥为隶役，质性已近之矣”。22 其刻毒兼有短气，犹自更深一层。以“敬礼”汉人为反衬，苛薄、悲哀、刻毒和短气都表现了满人看不起满人。光绪是君权的代表，端方后来做了疆吏，他们的话与肃顺的睥睨连在一起，描画了一时世风。显然，在一个满人看不起满人的时代里，聚八旗声势与汉人争一日之长短的意识一定不会成为茁长的东西。
1703044816
1703044817
满汉之间的此消彼长，是一个满人在整体上衰弱化的过程。而官场之外，则是长久的豢养生息之后，满人在整体上的贫苦化。光绪初年，御史英震曾专折说宗室穷迫状：
1703044818
1703044819
宗室文武仕途，设立员缺无几，且多系京职。以前人数尚少，似觉道路甚宽，今则人数日盛，有志上进者每因入仕艰难，不能不退而思转其闲散。宗室养赡钱粮，年至十岁始食二两，年至二十岁始食三两。后复改为十五岁始食二两。当初食饷者有限，各府之甲亦足分赡宗族；今则红名不下数千余人，钱粮按现放章程，食二、三两者仅得一两有余，虽养一身不足，何能仰事俯畜。况谁无父母，谁无妻子，更何所赖。是以宗室案件层出不穷。23
1703044820
1703044821
因“人数日盛”造成的仕路拥挤满汉都一样。宗室的困顿在于入不了仕路的人又走不出墙界。于是“人数日盛”则“养赡钱粮”日少，天潢贵胄久苦窘迫之后，便常常要出格。胡思敬作《国闻备乘》列“宗人贫乏”一条，叙述说：“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坐宾，即侑酒者也。”24 “侑酒”是贱业，因此宗室女眷操“侑酒”之业，“遍拜坐宾”之际，已经卖掉了皇家的颜面。与此可以比类的，还有“手托粉团叫卖于市”的宗人，穿走于京城之中为人驾车的宗人，以及“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金枝玉叶因此而化为满脸风尘的市井面目。等而下之的，则腰间缚着黄带子在下层社会里做痞棍做“老太爷”，25 而后有“宗室案件”之“层出不穷”。宗室生来就有四品顶戴，所以别贵贱也。然而生来的顶戴不能充衣食，遂使贵贱之界因“养赡钱粮”的不足而倒塌，留下的便是一种久经败落的麻木。
1703044822
1703044823
都中的宗人为贫所苦，京营里的旗兵和驻防于京师之外的旗兵更贫更苦。毓贤署江宁将军之日曾奏告说：“察看各兵丁及其家口，多属蓝缕异常，情形窘苦”，有如“乞丐”。26 这种没有兵气的营盘已是一个触目成愁的地方。由江宁一隅而通天下论之，“京旗及各省驻防人口不下数百万，兵额不下数十万”。以“数十万”比“数百万”，则“额兵之外，尚有许多非兵非民之人，虽不在民籍而有兵籍，然又非兵也。若问生计之由来，则无论是兵非兵，而皆仰食于俸饷。非不在兵额亦有兵饷也，乃以此区区兵饷之数，直接被养者为充兵之旗人，间接被养者为不充兵之旗人”。27 这些“间接被养者”便是“家口”。显然，以“数十万”人的兵食作“数百万”人的生计，而又“饷项屡经扣减”，28 满城里的男女老幼在艰难竭蹶之后，不能不一群一群地现出讨饭相。时人以此入诗而皆成叹息：“计臣折扣余，一兵钱一串。饮泣持还家，当差赎弓箭。乞食不宿饱，弊衣那敝骭。壮夫犹可说，市门娇女叹。”29 咏叹之中都在写实。由于“生齿日繁，甲分有定”，所以八旗制度注定是一种“以有限之钱粮养无限之丁口”的制度，30 其不能站稳正是理所当然。由此产生的矛盾曾在“雍乾两朝”被“屡谋之”，至 19 世纪则积久积重而牵动朝野，于时务之中自成一局。道光间魏源助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已以“八旗生计”为要目立第三十五卷；而后郑观应“求富强之本”，康有为倡维新变法都曾以“旗籍之生未遂”为题目做过策论。31 八旗之生计日窘，为八旗筹生计的议论也越多。等到清末最后十年，立宪之说由学界绅界传入庙堂，而后以宪政为准尺广议八旗制度不合时宜的言论纷纷然起于官场人物和舆论界里的新学家之中。行之二百六十多年的八旗制度虽经“屡谋”而不改本色，在东西洋立宪成法的部勒下却成了不得不废的东西。然而当日以八旗制度为不合时宜，最能言之有物的仍然是“生计日蹙，无可为谋”，32 而热心为旗人求出路的则大半都是汉人。杨度说：
1703044824
1703044825
向者旗人因世袭终身充兵，致夺生计自由，尚有一种特别官吏权，可以为其损害赔偿之万一。然因屡次改革官制之结果，亦既废止此特权矣。今日旗人之所余者，惟世袭终身兵役之义务耳，营业、转移、财产所有权之不自由耳。齐民之不能平等于旗人者略已尽去，旗人之不平等于齐民者尚如此其重。举全国国民而比较之，其最被压抑束缚者，莫如八旗之人。是则今日中国国民之憔悴可哀者，实无可与旗人并举者矣。33
1703044826
1703044827
二百六十多年来，汉人以国赋为兵食养满人，从而维持了八旗制度。端方说，“汉人无不纳税，满人则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有分利之人，而无生利之人”，34 正是山穷水尽之后满族的达官对于满人寄生的一种反思。然而“无生利之人”本原在于无生利之业，寄生的满人以剥离生利之业换来“坐领饷糈”，而当“一甲之粮不足以赡此数十百倍之人”的时候，以“分利”为生业便成了一个长在穷愁之中的过程。时人以吃“兵食”的满人比纳国赋的汉人，熟见“满人唯累世贵显，席履丰厚。其闲散宗室，直省驻防，困苦情形较之汉人有过之无不及”。35 因此，论八旗生计，其制度中内含的寄生一面便常常会被众生的穷愁所盖没，由果说因，“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36 杨度那一段话正是以此为主旨，深论满人因“优待”而剥离生利之业，遂因“优待”而失掉了更多的东西。彼时他正在东京作报章文字，以“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怀著”37 为一己之抱负，显然不肯从小处着眼。虽说他为满人争生计的言论激昂犹且过于满人，而“压抑束缚”和“憔悴可哀”则都是沿 19 世纪的士论一路而来，其间以汉人的同情回应满人的穷愁，正表达了两个世纪以来读书人共有的悲悯。这种以同情回应穷愁的心路和端方对满人“坐领饷糈”的反思都因八旗生计而起，但由此记录的却是当日满汉之间曾经有过的真实关系和真实情感。
1703044828
1703044829
由于弱化和贫化，时至 20 世纪初年，满人已全失二百六十多年之前的本来面目。章太炎说：“满人于中国语言文字既同化矣，而职业犹不。”其“贵人惟逐倡优，歌二簧，弹琵琶以终日月。驻防之军日提雀笼嬉游街市，寒则拥裘而出，两臂结胸腹间持熏炉以取暖，行过饼家见有美食则张口而唼食之，不以指取。此人人所共睹者。彼其呰窳偷生，不知民业，又三荒服（回部、西藏、蒙古）之不若”。38 他有意描画满人群体的猥琐，而使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满人群体的衰颓。猥琐以形相见，衰颓以精神见，两者都是贫化和弱化的结果。失去了本来面目的满人以“呰窳偷生”为社会相，与之相陪衬的，一面是由弱化而生的满人看不起满人；一面是因贫化而生的士论以同情回应穷愁。满人和汉人都在被历史改变，满汉之间的种族之见和种族之界遂不能不日趋日弛。曾经名列清流的盛昱是宗室里肯一辈子读书的人，晚年作诗说时事，向往的是“大破旗汉界”，以“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为心声。39 他向黄帝认祖归宗，意愿之中正有着一种满人趋同于汉人的自觉。而后，光绪朝的最后几年里，庙堂议论无分上谕奏疏，都已经以“化除满汉畛域”为公论和通论。与前朝帝王“期复旧俗，永保无疆”的苦心比，“化除满汉畛域”的取向和归向全在破“旧俗”。以满汉之间人口比例的悬殊为前提，其预想中显然也有着一种满人趋同于汉人的自觉。
1703044830
1703044831
曾经剽悍的满人在八旗制度的墙界里贫化而且弱化，又因积贫积弱而不得不走出墙界，归向汉人久居的那个世界。然而与这个过程相交逢的，却是久蛰的反满意识勃然涌起于中国社会的另一头，在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唤来满天风雨。反满意识唤来满天风雨，但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四十年之后，在中国社会以新旧论是非的思想潮流里，反满意识又是一种突兀而起的东西。曾在上个世纪末做过新党领袖的康有为不能识“类族”之说的来路，既惊且疑地向“后生新进爱国之士”发问说：“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40 彼时他正被“政府”指为“逆党”而身在逋逃之中。其惊疑发问显然出于利害好恶之外，因此其惊疑发问应当不会没有一点可以思索的价值。
1703044832
1703044833
1703044834
1703044835
1703044837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
1703044838
1703044839
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反满，被“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41 扑杀。而五十年之后，章太炎因“政府不道”而反满；秦力山愤于自立军溃败而反满；吴敬恒从日本被“流逐返国”而反满；蔡元培由办学而趋反满；章士钊由退学而趋反满。在种族革命的文字潮里，书生成了反满的主体。所以章太炎当日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42 19 世纪的读书人作《讨粤匪檄》，20 世纪的读书人作《讨满洲檄》。在彼一时和此一时之间，是世路的剧变和心路的剧变。
1703044840
1703044841
太平天国以上帝教为主义造人间的“小天堂”，并因此而“奉天讨胡”：
1703044842
1703044843
上帝为天下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苟不认得生我养我之天父，而反拜邪神、行邪事，虽是天生天养之人已变妖矣，已有罪矣，而况本出自胡地者乎？43
1703044844
1703044845
在满人的君权下造反不能不反满。然而经西教别为解说，则反满本有的种族之义变成了一种“真神”同“妖魔”的打斗：“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44 这些从宗教世界里演释出来的道理，自尘世中的人看去已是非常稀奇古怪之论。而以上帝教为主义造人世间的天堂，反满并不是止境。用来扫除“鞑靼妖胡”的东西同时又正在摧锄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西教内含着“独一性”，并因其独一性而成太平天国的排他性。所以在“耶苏之说”和“《新约》之书”所到的地方，与精神世界相联结的书籍、学宫、庙宇、社坛总是先受荼毒，常在一炬中化为灰烬。而由此撼动的则是人心中的文化和历史。“天父爷火华”的宗教世界不肯容忍中国人本有的精神世界，儒学和佛道便一体成了上帝踩在脚下的物事，而后四民都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曾国藩谓之“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章一旦扫地荡尽”。太平天国带来的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因此太平天国走不进读书的士人之中。在已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满族君权与正在摧锄中国文化的上帝教之间，后者显然更异己。于是，“鞑靼妖胡”与“蛇魔阎罗妖”的种种说辞没有激起反满的种族意识，而“礼义人伦”和“诗书典章”的“扫地荡尽”却逼出了“赫然奋怒，以卫吾道”45 的八方激越，使那一代读孔孟之书的章句之儒整体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章太炎后来说，“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王，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46 说的正是此中因果。而后中国人的“名教”与西来的“天父天兄之教”便苦相撑拒于血色和杀气之中。
1703044846
1703044847
读书人整体地成为太平天国的反对者，说明了时当中西交冲之初，读书人的自信仍然在于传统和文化。“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正因为“吾道”是可以托命的地方。太平天国把满人的君权同名教连在一起作扫除，那一代被内战召出来的读书人则因守护名教而守护了既有的君统。用西教的神权释反满，反满意识便异化为一种外来的东西。在 19 世纪的中国，它们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结果的东西。然而五十年之后的另一代读书人已经与名教日去日远。他们不是被内战召出来的，而是被变法召出来的。章太炎后来说：“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创是说，窃幸吾道不孤。”47 这种由读书得来的“逐满之志”使他在追述既往的时候能够引为自矜，而示人以上智和下愚的本自不同。但溯其始末，真正把他从治经生涯里牵引出来的，其实不是“逐满之志”，而是以“变法图强”作风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变法图强”作风潮，造成的也是八方激越：
1703044848
1703044849
（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赞助，余亦赠币焉。至是（1896），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集资就上海作《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48
[
上一页 ]
[ :1.70304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