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5608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83]

1703045609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革命家的良心：民生主义的历史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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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11 自中西交冲以来，富强之想便由议论而成思潮，支配了几代中国人。产生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民生主义虽由这种思潮孕育催生，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却是一种别立新义的东西。两者之间由递连而嬗蜕，折射了历史变迁中的沤浪相逐，也为后人留下了思考诠释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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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13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起点。但这个过程又带着两次民族战争失败的伤痛，是在西方人俯视的炮口下逼出来的。因此当其发轫之初，主持洋务事业的人们心力所注的都是“自强”。而后，制器练兵推及铁路、航运、开矿、织布，“自强”一词的旨义也延展为“富强”，并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时务中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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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15 由于“自强”是对西人逼迫的一种回应，因此，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以民族主义为源头和指归（其中既有夷夏之辨的延续，也有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蘖）。“富”和“强”既因中华与泰西的对峙对比而显，则“富”和“强”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同国家连在一起的。洋务运动为寻求这种与国家连在一起的富和强而向西方人“借法”，移来许多古所未有的东西，促成了传统中国的变化。这个过程为后来的历史造就了进化之势。然而这个过程又常常要顾此失彼，使国家的富强淹没社会和民生。光绪十四年（1888），礼部尚书奎润等因廷议修筑铁路而奏疏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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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17 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已多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此六万人中，以一家五口计之，已三十万人。平日赖此为生，上以养其父母，下以畜其妻子。铁路开行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将使码头运货，则码头一隅之地，所需之人力无多。将使分运乡村，则乡村偏僻之区，所用之车辆有几？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散于四方，凡此惨苦之情形，亦岂圣明之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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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19 因此，他们由铁路之争而总论洋务，统括言之曰：“今之谋国者，第知夺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1 这一类议论常常与固守旧物的意态交融在一起，使西方移来的物事不容易进入中国，并因之而在历史变局面前显得不识时务。但透过新旧之争，他们用民生反照富强的文字以矛攻盾，却是一种能够触到痛处的东西。儒学原典多以民本立论，经二千年逐层累积之后，传统中国的政治遂与民生连在了一起。所以，清代设置在东南的几个织造府，除了为皇家提供衣料之外，还要随时打听地方的民情、物候、收成、雨旸，在奏告中回答这些帝王挂心的问题。2 君臣之间的问答不惮细小，而显出来的则是重心所在。但自西潮东灌之后，中国人被外力拽入了一种无法用历史经验来比说的危势。由此形成的“海国环伺”逼扼日亟，不能不使国家的至上性在人心中放得很大。然而至上总是由舍弃来实现的。因此，为国家造富强的人们便常常会顾不到民生。由儒学原典传下来的政治传统在他们手里被弄断了。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洋务为范围的近代化每一步都会引发纷争。站出来为民请命的人，大半出自旧垒里面。虽然他们一弹再弹的都是老调，但由老调引出来的问题，却是为国家造富强的人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人非常明白地看到，外力逼迫下的近代化过程已经衍化为国家与社会相脱节的过程。在三十年洋务运动之后，顺次而起的维新变法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时序。“自强”的内涵也随之而演为立议会、改官制、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兴学会、开民智。议变法的维新人物从西方人那里移来了更多古所未有的东西，并常常以此非议上一代洋务人物“不知本原”。这些人更富进取的热心与热血，然而就国家和社会的脱节而言，他们与上一代洋务人物又是一脉相承的。康有为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 这些话表达了宗旨所托，于是，变法所广涉的议会、官制、科举、学堂、报馆、学会、民智都失其本义，融入了至上的国家观念之中。其间的“图霸”无疑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国家观念，但这种极端又使国家在观念里变得非常悬空。因此，其百日高亢和戛然而止都与尘世苍生离得很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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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21 当康有为用他那一套道理游说于京城的公卿之间，以言辞“摄力胜人”的时候，孙中山已在海外和南国结会谋革命了。作为一个 19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孙中山受过富强之想的乳育，由此形成的抱负，是他终身不能去怀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与图自强的洋务人物、谋变法的维新人物能够形成一种历史递进中的前后接续。然而在富强之说正骎骎乎激议论而动人心之际，孙中山的眼界已经越过国家的富强而触到人世间的“贫富不均”，并因之而“对于社会问题尤热心研究”。在筹划革命的同时，他常常上溯历史，注目于“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等等，5 想在中国寻出一条酌富济贫的路来。由此产生的民生主义，使久被至上的国家观念淹没的天下苍生重新回到了世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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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23 国家与社会的脱节是在效西法的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在四十年自强和维新之后，开新的中国人回头审视民生这个老题目，也是效西法的近代化过程促成的。孙中山后来追叙伦敦蒙难脱险之后，在欧洲“考察其政治风俗”，而思想由此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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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25 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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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27 在 19 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里，洋务人物是带着委屈效西法的，维新人物是带着惊羡效西法的。虽说委屈与惊羡情态各别，而两者反映的却都是以中国的弱势看西方的强势。在他们眼里，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物力厚富和制度昌明是一片亮色。孙中山也留意物力厚富和制度昌明，但他又从那一片亮色的阴面里看到过贫富“悬绝”之下的种种“惨境”。7 因此，他不再会有“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8 的那种一厢情愿的独面亢进。孙中山相信“世界潮流”，然而在“世界潮流”的引照下由欧西返视中国，则不能不催生怀想将来的忧思：“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9 由于“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凸出于怀想将来的忧思之中，四十年来被富强之想弄得非常悬空的国家观念便不再具有唯一性。比之“惟企强中国”的“近时志士”，孙中山更多一重为社会谋“平均”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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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29 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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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31 于是，民生能够成为一种“主义”而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连缀为一体。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仁者”和“志士”都是使人起敬的人物。然而志士不知不觉地把国家与社会掰开来，仁者自觉自愿地把国家与社会接起来，两者的历史活动留下来的痕迹，又成为一种久耐咀嚼而意味深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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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33 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民生这个题目曾久被旧垒里的人据为守护传统之物。但在民生主义里，这个古老的题目已融入图改革的开新之中。孙中山回答了洋务人物和维新人物都没有回答过的问题，也使民生的旧义在时代的变迁之中发生了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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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35 在重农的传统中国里，民生是与自然经济连在一起的。近代化的过程分解了自然经济，哀民生的议论遂纷纷然而起。但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面前，这种议论留下的大半是单面的愤怅和叹息。与他们比，则孙中山立民生为主义，抱负在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其理路的来源和出路都在近代化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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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37 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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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39 这些主张刊布于《军政府宣言》，当时被概括地名之为“平均地权”。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都与土地连在一起。因此，孙中山关注民生，不能不以土地问题为要目。这是一个几乎与中国历史同样长久的题目。围绕这个题目，他曾纵论古今中西，想过种种方案。12 而心念所往，则“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是以产生于这个过程的“平均地权”酌取“亨利·佐治学说而自成一家”。13 旨在借用西学的新办法来解决二千年来中国的老问题，由于引入了“文明之福祉”，本与自然经济相连接的土地便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之中。所以，在当日议民生的一派愤怅叹息之后，孙中山的论说遂以远视将来的乐观与宏达显示出独有的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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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41 这种预想的“平均地权”，为中国人描述了一种能够唤起神往的境界。但在接下来的历史变迁中，这种预想的境界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因此，它们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常常受到探究剥绎，引起了许多见仁见智而辨析细微的评说。然而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化嬗蜕而言，“平均地权”中内含的意义其实并不止于它所规划的土地制度。透过不太周密的土地制度那一层外壳，后人可以从“平均地权”中读出推引国家回归社会和民本的自觉意识。这种用文字写出来的思考突起于历史发展的前段和后段之交，在时光与岁月的流逝中是不容易磨灭的。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寄托民生主义，其设定的驿路开始于“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而归宿则在于“肇造社会的国家”。出现在起点和归宿之间的土地“公有”、土地“限制”、土地“报价”14 等等案议和后来标立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在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谋一条脱出旧日窠穴的捷径。虽说这一类改造土地关系的案议以先出与后起分异同，而贯穿于其间的则是归宿所在的“肇造社会的国家”。“肇造社会的国家”是一个新命题。这个命题不仅把国家与社会榫接为一体，而且以词位的旨义切直地表述了社会对于国家的制约。由于这种制约，国家的重心遂从“自强”转向“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这些道理虽由“平均地权”说起，但在重新诠释国家观念的过程中，其论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平均地权”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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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43 孙中山说：“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 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5 时当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正蓬蓬然吸引一批一批健儿弄潮之际，他看得更远一些。因此，他掀动了用革命重造中国的潮流，而心头则长怀一派悲天悯人之情。在反满共和的声浪之中，轰鸣的枪炮是强音。但能够以富有深度的思想昭示后人的，却是“肇造社会的国家”。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里，劳工问题、人力车问题、平民经济问题、平民教育问题、人口问题、自杀问题、无业问题、游民问题、兵匪问题、面包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废娼问题、币制问题、学徒解放问题等等曾倏然涌起于四面八方，汇成了以中国社会为全景的思想潮流。孙中山所预言的“民生主义跃跃然动”因之而成为一种可见的事实。这个潮流席卷一时并产生了自己的思想领袖，然而就思想发展的历史足迹而言，他们的议论和思考都是沿着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嬗蜕向前延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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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45 民生主义依托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但被依托的近代文明又是一种“有善果，也有恶果”16 的东西。“善果”和“恶果”粘连在一起，使艳动人心的“文明之福祉”在福兮祸所倚的因果迁移之中常常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倡民生的中国人便不得不在相悖的两面之间穿行：一面要借近代文明的“物质发舒”以实现“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一面又要提防与“物质发舒”连生的“贫富斗绝”。由此形成的“节制资本”继起于“平均地权”之后，成为民生主义中富有特色的内容，并在 20 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深远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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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47 洋务运动效西法“制器”，在造船造炮织布开矿的过程里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维新变法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7 志在用“变政”的办法为这些中国原来所没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助长。由催生到助长，表现了对于以欧西为样式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自觉的期待。孙中山比他们更熟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来路与去径。从上书李鸿章“指陈时事”到《建国方略》中筹议的《实业计划》，都留下了追蹑欧美以图中国工业化的心路。与孙中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辛亥革命用暴力打散了旧的国家构架，而后重筑的构架（南京临时政府）为“实业”（工商）的发煌做过种种铺垫。18 辛亥后一年，孙中山已辞职南下，而一路讲演，大半都在宣述“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19 。以今日的眼光读历史，这种“兴实业”的过程都是与资本主义缠绕在一起的。20 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在中国体现的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化，因此，孙中山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能够长久地受到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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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49 然而与“全变则强”那一派道理不同的是，自觉追求资本主义的孙中山，同时又是近代中国最早自觉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人物之一。其初期以学理论是非，已力申“敢有以垄断制国民生命者，与众弃之”。据欧西经济之重心的“资本家”因之而成为不祥之物。民国肇兴之后，则学理之中每多融入情感，言论常常更见亢激，他曾以美国为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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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51 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帜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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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53 由此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辞旨鲜明的痛恶。这些话由一个以美国为榜样缔造了共和国的人说出来，在当时和后来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孙中山推倒了皇帝，就改造中国一面而言，他比康有为做得更加激烈。但以中国视欧西，他并不崇尚“全变”。其间的区别，大半系于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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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55 追求资本主义而又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明显的矛盾。然而在民生主义的理路中，矛盾的两面却能够置于同一之中。孙中山说：“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这是一个源于历史的必然过程，但这个过程的“自然演进”又会带来太多人世间的苦痛。因此，“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21 孔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孙中山既患贫又患不均。他想用“节制资本”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家”剥离开来。其理路和心迹都昭示了一个革命家的良心。资本主义言利，民生主义言义，孙中山半生锲而不舍于用近代文明造民生主义，走的正是一条化利为义的路。由于化利为义，求索民生主义的过程又使孙中山成为一个能够同情和理解社会主义的人。然而，持筹握算的“资本家”其实已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在“兴实业”的经济活动中，两者实在是难分难割的。因此，当资本主义的行程还没有在中国走完的时候，民生主义始终面对着一种无法从心所欲的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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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657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迟生的东西。它从 19 世纪进入 20 世纪，一路穿过的是许多坎坷。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为它打碎了许多旧的桎梏，但随着思想潮流移向社会，它又成了一种应当被限制的东西。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容易长大。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折射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曲折和复杂，也折射了历史进程中义与利之间的难于圆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所以久耐释读诠说，正在于他思考过的许多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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