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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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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一年，黄远庸说：“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曰，吾国立宪，则强盛可立致；革命党曰，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1 他以一个记者的观察和体验，写照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凄楚与失望。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政局和乱世群生相，同武昌起义之后“咸与维新”所带来过的希望成为一种强烈对比，逼使向往过共和立宪的人们在身与心交困中重究既往。由此形成的思想巨潮，催生了比上一代革命人物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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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 9 月陈独秀创办《青年》（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在声光和激情久已沉寂的舆论界首先以民主（人权）与科学并重立言，预示了行将来临的大海潮音。稍后，胡适、刘半农、易白沙、鲁迅、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吴虞、沈尹默、周作人等先后在同一宗旨下聚合于《新青年》，用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和猛烈性全面地掊击了以孔学为代表的旧文化。随之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给当时和后来的中国都留下过深刻的影响，但其勃然以兴却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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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古今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40 年代的中国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议论，表达的是炮口迫视下的久睡初醒；随后，开始于 60 年代的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着意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撷取与限制的同一，寄托了中国人借“西用”卫“中体”的苦心；70 年代开始露头的早期改良派和后来的维新派醉心的是“君民共主”；90 年代之后的革命派取法的是“民主共和”。七十多年里，这些命题的变换和嬗递反映了中国人移接西学的路迹和心迹，其前后相续与由表及里包含着艰难的层层深入。但是不同的命题所择取的东西虽说有器物与制度之分，却都是直观西方文化的结果，择取的具体性同时又意味着择取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后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民主和科学为命题，对西方近代文明作了更有宽度的概括。由择取到概括，表现了古今中西之争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一种飞跃。这个过程同时又在使科学和民主成为一种符号而可以笼罩四面八方，因此它们不仅统括了七十年西学东渐的累积，而且以一见多，成为当时人手里一种近代化的评判尺度而直面一切社会现象。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谨陈六义”，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正是在古今中西的对待中用这一尺度作出了多面的评判取舍。其特色便是大而化之。而后，新文化运动由评判取舍而攮及礼教、文体、文学、家族制度、偶像崇拜，不可阻遏地戳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一切方面。“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 由此划出的新旧界限具有整体和全盘性，比之上个世纪那些命题曾经引起过的社会反应和观念变化，新文化所内涵的这种以整体批判整体，必然会使它们向往中的社会启蒙变成思想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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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学（旧学）和西学（新学）所代表的不同时代内容而言，西学东渐过程里产生的每一个命题都曾间接或直接地带来过具有启蒙意义的影响。但启蒙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则开始于维新运动。谭嗣同由一腔愤痛发为激越呼号的“冲决网罗”；严复典雅而富有理致的众多译述与比较中西之论；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期间孜孜矻矻阐发的“新民”说，都是意在抉破蒙昧，以新学牖启国人之作。然而，当维新运动在时势的催逼下转向戊戌变法的时候，“君民共主”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治改革不能不比启蒙更突出地成为吸引多数人注意的中心，而改革在达到高峰之后的迅速失败，则使启蒙在政局的变动中成为没有知音的声调。随后，革命替代改良骎成时潮的中心，在它所带来的一连串武装起义里，由鲜血、枪炮和硝烟表达的排满共和呼啸又不会不以自己巨大的音响淹没笔墨叙写的议论。这种矛盾并不是那一代志在救国的人们主观抉择的结果，然而由此造成的态势却历史地使社会启蒙的进趋迟缓于政治革命，并使独步一时的政治革命不能穿透社会心理的深厚屏障而扎根于民众。继起于四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一开始就倾力以思想启蒙为己任，其直接的历史触发点正是目睹社会意识对于政治变革的疏离：“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益之感而有所取舍也。”但“立宪政治而不出多数国民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于是，新文化运动便急切地成为一种“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3 的运动。这个过程承续了上个世纪以来先行者的旧迹，前一代人从西方介绍过来的进化论、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他们曾经最早发抉而又浅尝辄止的“诗界革命”、“新文体”、“崇白话废文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等等主张，作为历史的先声和汇积都为后来者包容吸纳。然而，比之刚刚从旧式士大夫转变过来的上一代志士仁人，新文化运动中的众多群体已经代表着万千出自国内外近代学校的另一辈知识分子了。两代人之间，淀积着中国社会二十年新陈代谢留下的沧桑巨变和饱含挫折的反思内容。巨变和挫折都被简约化地归结到新与旧的不能两立，所以，作为另一种时势下的启蒙潮，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表现了远远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期“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4 两千多年来久被崇敬的孔学，这个时候已被当作残骸枯骨，当作与民主和科学相对待的另一种符号，第一次在备受猛击中变成了激进的知识界集中批判的目标。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反映了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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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就其与现实对应的一面来说，正是革命以后旧潮回澜刺戟的结果。时人说：“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固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5 当时人深信旧文化和旧政治之间的这种感应是可以由直观而见的。所以，“提倡孔学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非常自然地被新文化运动中的潮头健儿当作题中应有之义。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在民国以后的延伸、补足和深化。但是，反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当日更能冲击人心的一面还在于它以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观照指出“今”与“古”的截然对立：“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反观中国，则“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说为之也”。6 今与古的对待，被化约为民主自由、天赋人权与礼教的对待，这种比照，写出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快捷而且简单的理路。他们都相信：比之外在的政治专制，礼教的思想影响是一种更具惰力的内在禁锢，它使过去了的历史成为一张拖住今世的潜网，使半个多世纪的变革都没有换来一个近代化。吴虞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李大钊说：“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7 他们的言论里独断和意气多于学理，而后意气激昂遂成为一种历史特色。虽说与思辨相比，意气缺乏缜密性，但在那一代人激昂的意气中贲张是与血性连在一起的。他们期望以振聋发聩之吼破启传统结成的厚重禁锢，唤起“多数国民”舍古趋今，“自度度人”。正因为如此，随着猛烈的反孔，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潮流。尽管这一潮流的最后归宿未必在那一代人的预想之中，然而他们是历史的开闸者。两千多年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久成天经地义。思想解放之蔚成潮流，正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走出这种天经地义，于是而有后来的百家争鸣。这个过程，产生了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的另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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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礼教的排击，直接引来了文学革命。所谓“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8 最先向旧文学发难的是胡适经“年来研究”之后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说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些议论，虽然多半是就文体、形式、风格、语言而发的，因而很少火药气，但在当时却极有针对性地切中了从晚清一路传下来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弊。同时，以“八不主义”竖看历史，则不能不引出亵渎经典之论：“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9 以“八不主义”付之实行，则最终导致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因此，胡适称为“改良刍议”的东西，陈独秀却名之为“文学革命”，并以淋漓的元气起而呼应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 他在声援之中同时把文学革命由形式推到了内容。就新文学后来实际发展的路向而言，“三大主义”所描画的不过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空泛构想，其中模糊性实多于确定性。但在新文学的出生期，这一类慷慨议论却以自己的凌厉声势起过极大的助产作用。在他们之后，周作人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并直指新文学为“人的文学”。11 他的见解明显地带有 20 世纪初期日本文学潮流影响的痕迹，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最有深度地从理论上标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因此，方文学新潮初起之时，其主张便与白话文一起成为支配潮流的“中心理论”。12 由民主和科学接引来的新文学所孵生的第一批作品，常常表现出为民主和科学呐喊的自觉。出自鲁迅之手的《狂人日记》，虽是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却在当时和后来久负盛名。因为他以逼人的冷峭写出了礼教吃人的主题；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描述，旧文化里鬼气森森的一面成为一种须眉毕现的东西。由此产生的感召力，曾比逻辑思维的论说打动过更多的人心。新文学的这一品格，使文学革命的涌起必然会促成新文化运动的渗开和扩大。《文学改良刍议》刊出两年又数个月之后，“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还有许多日报的副刊也都改登白话作品，较为重要的，北方有《晨报副刊》，南方有《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对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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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思想力量汇聚社会力量的过程。由启蒙唤起的青年知识群体在民主和科学的导引下本已呼之欲出，而“一战”后的时潮鼓荡和日本的咄咄相逼，终于使他们在国难的刺激下急迫地走向社会。曾经是这个群体一员的恽代英后来说：“有人心、有血性的北京各校学生，因为他们受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思想的影响，亦因为不忍看见中国四万万同胞与他们自己，屈服于日本及甘心卖国的亲日派政府之下，于是在五月四日举行了二千余人的游行示威，这是中国以前不曾有的伟大运动。”14 民主和科学与“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在同一代人身上合流，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与世运的濡沫相依。在这里，曾经激烈地批判过传统文化的人们同时又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强烈地显示了得自传统文化的关注世运和担当世运的意识。由是，以启蒙为开端的事业在 1919 年走向高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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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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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之后，走向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19 年 12 月，《新青年》杂志以全体社员“公共意见”的名义发表了“新青年宣言”，其中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5 “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分别指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比照四年以前《敬告青年》一文中热情讴歌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言辞，其前后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同，深刻地现露了欧战及其结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现露了由此而来的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察与认识的变化。据蔡和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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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未影响，帝国主义以前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势力完全为美国的势力，既［即］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换言之，为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实验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校课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分是很多的。这个影响正有力的时候，全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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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陈独秀在用民主和科学概括欧洲近代文明的时候常常以“法兰西文明”作同义语，但那个时候美国的一派“公理”形象和来自彼邦的实验主义却使国人更容易把民主和科学与它直接对应起来。于是而有 1919 年 5 月 4 日游行学生在烈日暴晒下向美国公使馆陈词，吁请“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17 的事实。因此，标举美国思想的影响，适可以测度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在“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中所曾经达到的潮位。就新文化运动的初旨而言，欧西资本主义文化的滚滚东来本是选择和追求的结果，但欧战造成的破败相与苦难相，却使选择和追求过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了：“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数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18 因此，置身于潮头的大批对现状“非常不满”而怀抱“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渐渐“都不再相信 18 世纪法国式革命能够挽救中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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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追求资本主义到批评资本主义，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发展中的矛盾和嬗递。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为新文化运动所裹挟的人们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日益急切地“谋求社会之改造”：“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得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两者的交相为用，历史地推动着那个时候激进的中国人去追求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于是，社会主义思潮澎湃涌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当时人描述说：“大西洋的新潮流，一天一天的由太平洋流到中国来，在东洋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什么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学说，都印入吾人的脑子里；吾人于此亦恍然大悟，晓得阶级制度，是不可存留的，资本观念，是不可久持的，将从前鄙陋的思想，去了大半。”20 社会群体的进趋路向在短时间的变换，明显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自身在世界历史翻然巨变中的新陈代谢。几年之后，蔡和森以《新青年》为代表，把这种新陈代谢概述为由“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的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21 就其本义而言，社会主义应当包含民主和科学，但当它们分别地连接于不同社会形态时，中国人更多地注意和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不同。在这里，以“俄国思想”称社会主义，用意在于指出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是向俄国学习的结果。同一个意思，毛泽东后来表述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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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新思潮名义下开始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都是代表“俄国思想”的。其间还有来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同派别和学说的异流。由此汇成的舛错多态曾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历史奇观。瞿秋白追叙当日感受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23 在“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主义、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一起被中国人统称为社会主义而接纳过来。虽说主义与主义之间往往相去很远，但对于“五四”以后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同样有过吸引人心的力量。身历其境者后来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24 于是，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成群成群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信仰宽泛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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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崛起的一代以改造社会为怀抱的人们，这一事实，反射了世界潮流的变动，同时又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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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熟识的思想中介，沟通了中国人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礼记·礼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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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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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托名于孔夫子的记述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但它刻画的互爱互助和没有争斗的世景，却长久地延续于中国文化的变迁之中，成为最易唤人向往之情的东西。“五四”前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多以痛击旧文化而成名，然而他们大半又保留了熟知的大同理想。1919 年 2 月，曾经以《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诚挚地召唤那个时候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25 他以改造农村立论，但笔下却隐约地透露了古代大同理想的遥远回声。正是这种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使众多中国人面对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驰神往。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者常常以此度彼，非常自然地相信“‘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26 当然，比之近代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原始大同理想毕竟是一种空泛而缺乏内在规定性的东西。但空泛的东西恰恰正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曾是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特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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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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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在中国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入准备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和影响，曾经与 19 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和 20 世纪初的武装革命相感应，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无情地造成“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的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张目四顾，“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人们因久睹这些事实而不能不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28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罪恶的道义愤怒，曾是孕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相比之下，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完整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中国，却更早地显示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忧虑。20 世纪初，致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就说过：“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展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29 他的话明显地反映了追求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希望限制资本主义那样一种矛盾。虽说怀抱这类见识的人在那个时候并不多，但这种矛盾丛集于民主革命领袖人物的言论之中，则引人注目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在中国的早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中国人集中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一面，由欧洲比照本国，无疑会使种种弊象益见醒目。于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众多先觉的中国人寄托未来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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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派社会主义合流的新思潮虽以自己的涌来之势汇成过浑然共鸣，它们彼此之间的分异却终究是浑然共鸣所不可淹没的。由此产生的百家争鸣，表现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以自己的面目来影响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努力。比之先秦土生土长的“百家”，它们是外来之物。外来之物可以转化为内在之物，但这个过程的实现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群起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相互牴牾中曾显现了一时的多姿多彩，又因自己的理论破绽和设计漏洞而先后色泽褪尽；它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短短的一阵潮头过去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与“俄国思想”同义的马克思主义扎入了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召聚新的阶级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局面掀开了百年新陈代谢的另一页。由杂多的新思潮到马克思主义的一枝独秀，饱含着那一代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求索中付出的比较、尝试、论辩和思考，他们在比较、尝试、论辩和思考之后的选择正体现了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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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及其失败。1919 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以他们所标张的“工读互助主义”而在那个时候的知识界有过广泛的声誉。组合于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他们期望用“平和的经济革命”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并相信“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所有一切简单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30 其宗旨虽以“工读互助”为名称，但包含于其中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内容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并熔一炉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曾经备受时人的注目，并远远地影响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南京、长沙的学生群体。然而试验一旦开始，实践就会用事实打破空想。被“工读互助主义”所漠视的现存经济关系最先成为不可绕越的难关：“因为现在社会制度的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所以，“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31 继之而来的是空泛理想导致的团体精神涣散：“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也都很高兴地去做，不感着什么痛苦。直到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极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刚刚这时食堂里发生经济危险，万难支持，而其他工作也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就有人主张索性破坏。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出一二人外，都不愿去维持他。”32 在外来的经济压力和内在的精神溃散交作之下，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运动仅仅支撑了半年之久即在山穷水尽中归于沉寂。对于曾经热心其事的那一代人来说，这个结局无疑会带来幻灭的痛苦，然而认识的深化也往往开始于此。从“工读互助团”里走出来的施存统在饱尝苦辛之后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33 比之“工读互助团”初起时的憧憬，这是一种彻悟。在当日曾经信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与之相类的由憧憬而彻悟者远不是个别的。就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本来含义而言，他们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之后的转向不会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感应。其时，中国人已经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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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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