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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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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已经有人听说过泰西“康密尼人（Communist，共产主义者）”和他们主张的“欧罗巴大同之义”。1 但直至“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才源源流入时论，在四起的回声中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显学。其间，来自欧美和日本的众多流派曾引人注目地各标风采，又在潮起潮落之后相继沉寂。它们被那一代人引入，也被那一代人淘洗。当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武者小路实笃一类人物经簸扬淘洗渐次淡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样式而在中国获得了夥多的知音，借助于马克思的理论和苏俄的样式，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可以论证的题目。这个题目具有严肃的学理性，但对别有选择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题目又以学理挟风雷，显露出鲜明的党派性。由此触发的异议导致了以社会主义为对象的论辩。与那个时候专用肆口丑诋来对付“过激主义”的粗野不文者相比，论辩显示的则是理性。因此，健于作辩的陈独秀循乎其实地名之为“社会主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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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怀抱自觉的理论意识向社会主义公开立异的是张东荪。然而他又曾经是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社会主义的颇负时誉者。由于这种名声，代表第三国际的维经斯基 1920 年来华期间还与他“会谈了好几次”。2 白云须臾变苍狗，在一个多变的时代里，人常常会被自己和别人放错位置。张东荪是从研究系的圈子里走出来的。追溯历史，被称作研究系的知识群落本来发源于晚清的维新派和立宪派。虽说二十多年里世路曲折，人物代谢，但历史渊源会带来一种不易摆脱的惯性。作为近代中国最先出世的新党，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接纳新知的趣味和度量；作为近代中国资格最老的政治改良派，他们中的多数人又一以贯之地抵拒暴力与革命。两者嵌接在一起，合成了由来已久的群体特色。因此，维经斯基的一片热心决不会吸引张东荪，使他离社会主义更近；只会吓倒张东荪，使他离社会主义更远。几个月之后，张东荪相伴罗素游湖南，写成《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翻然转向，从社会主义者的朋友变成了异己。随后，在同一个论旨下陆续出手的还有数量更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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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是一个具有哲学素养的人。然而论辩社会主义却不能不从经济起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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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班（般）的缺乏。盖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决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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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并没有驳诘社会主义学说所内含的理论和逻辑。它强调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遥远距离。“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3 因此，“于此之际，苟目睹资本主义兴焉，Bourgeois（资产阶级分子）兴焉，皆当认为当然之阶级，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他认定中国社会的本病在“贫乏”，表病在“无知”、“兵匪”、“外力”，并相信产业资本主义既可以治本病，也可以治表病：一、“实业兴后，虽阶级分明而无求生不得之人，方有讲教育之余地”，于是可以医疗“无知病”；二、“将来必有一天资本主义与武力主义大斗法，而武力主义又必败在资本主义手里”。此起彼伏之间，会自然地消弭“兵匪病”；三、“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久成中国祸殃。但“中国物产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所以，“开发实业以增加物产”，正是用国内的资本主义排拒国外的资本主义，以中华物力逼退“外力病”的一种路径。4 张东荪的手里有许多具体性。他用这些道理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意在映衬社会主义者的“好高骛远”。5 然而他从经济入手解说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出路，本身又折射了社会主义学派影响下一时风气变趋的痕迹。这些道理兼有实测和臆说两个方面。实测和臆说，都是尚未在中国走完行程的资本主义为自己张扬历史的合理性。稍后，梁启超作《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与之桴鼓相应。若仅以旨趣衡量，其论说并不多见驾张东荪而上之的地方，但他文辞明丽畅达，意绪曲折多致，感染力则远远过于张东荪。因此，在当时和后来，他们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讨论中左袒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多自觉于天下国家之责，怀抱天下国家之责的知识分子又常常人以群分。张东荪以“救国”立议论；梁启超以“国家元气”为警句，时人称之为“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6 他们那些意在劝退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未必没有修辞立其诚的自信，然而在 20 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变迁以后浪翻过前浪之急速和急迫的特色。是以“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已经在更新的潮流面前变作了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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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以维新自命的知识分子群体曾是近代百年最早全面宣传“西法”，并因“西法”而涉入资本主义的人物。他们憬慕资本主义，是在“强邻四迫”的愤痛之下审量彼己，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致富致强的结果。天演论东来，最能影响人心的一面是物竞天择的严酷无情。所以，在那一代人身上，民族主义归结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倚傍于资本主义。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种观念贯连革命和改良，成为新陈代谢中的主流。但时至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人的眼界与心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民主和科学引导下走向社会的另一代知识分子曾直面日本的虎视鹰瞵联袂群起，他们汇成的爱国巨潮表现了与上一代人同样炽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然而，这一潮流向前延展，却以“谋社会改造”为主题，极其分明地表达了上一代人没有思考过的另一种观念。与国家主义相比，改造社会具有显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于是，过去在世人眼中惯见不惊的种种社会弊象，这个时候却次第成为时论剥绎研讨、反复探究的东西了。出现在众多刊物上的劳工问题、人力车问题、平民经济问题、平民教育问题、人口问题、自杀问题、无业问题、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游民问题、兵匪问题、面包问题、人生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废娼问题、婚姻问题、服装问题、国语问题、币制问题、学徒解放问题，等等，纷披多态地合成了思想史上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景观，急速地走出了富国强兵的范围之外。虽说其间曾有过胡适借“问题与主义”别抒怀抱的议论，但这种议论与诸多问题的本来面目是分得开来的。丛聚于国人面前的种种“问题”，触目生哀地写照了中国社会在百病交作之下的“阴气沉沉”和“穷窟龌龊”。其中既有腐熟已久的传统制度留下的旧疾，也有初起未久的资本主义关系造成的新病。所以，19 世纪的通达之士为了致富致强而向资本主义新学执弟子礼；20 世纪的通达之士却在改造社会的宗旨下不仅掊击封建主义，而且笔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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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敢谓现代社会所以发生贫民，由于经济组织不正当，不合理。经济组织之所以不正当，不合理，则资本主义之作祟也。故资本家者社会之虎狼也，平民者犬羊也。犬羊与虎狼遇，乌得免吞噬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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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出来的思索，对于上一代人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信念和理想是一种直白的发问和质疑：“人人能得其所应得，何必再求强国？强国而仍不能得其所应得，强了也有何用？”是以“不平不均，富强都与平民无益，而且有害”。8 与八十年西学东渐过程里先后出现过的种种思想命题相比，他们富有新意的言论以追求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为标帜而别开一层境界。这种分异醒人眼目地说明：以社会为思考对象的观念已经从上个世纪空濛的国家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更能影响人心的东西了。社会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嬗递，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旧有的论题和论域，并在承先启后之交引导了社会思想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摩荡，一面表现为批判，一面表现为寻求。当批判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的时候，寻求一定会超越资本主义。从 1920 年返视戊戌、辛亥，则二十多年之间，新曲弹奏未久就已成了旧调。这种后浪逐前浪的急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特点。张东荪和梁启超为资本主义立说本多驰辩之辞，但是，用资本主义来答复正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潮流，却成了一种文不对题的隔膜之论。他们自信言之成理，却又始终被人目为不合时宜，其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身在历史时序的变换之中，为资本主义作辩的人们瞻前顾后，也会看到资本主义关系已被剥开的不合理，并因此而发生牴牾趑趄。流质多变的梁启超曾以迂曲的笔路写出过一种苍凉的低首徘徊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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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生产事业，倘长此终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若祝祷彼辈之成功耶？则是颂扬彼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与吾辈素心大相剌谬，以吾之愚蒙，对于此一问题利害冲突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苦闷，莫过是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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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留下了一种“意态由来画不成”的迷离。迷离之中含结着那个时候抵御社会主义的人们内心特有的矛盾和复杂，因此，迷离也反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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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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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东荪、梁启超论辩的那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多半有过追求资本主义文明的个人历史。然而他们在新学理的旗帜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显目的高亢和锐利。来自移译的“自由竞争”、“工银制度”、“剩余价值”、“生产过剩”、“经济恐慌”等等语汇和句述在极短的时间里便融入了他们的论说之中，以一种兼有逻辑和情感的力量剥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这个过程复述了马克思学说中的要义，也掺入中国人的理解和感受。10 陈独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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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底结果，国际资本阶级底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底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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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的用意当然在于引发国人思考自己的国运。由于中国土生的资本主义迟迟而起，发育不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会在中国显得发育不全。所以，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取来的理论未必全部都能够由直观而得到体验。缺乏直观体验的东西本来容易产生隔膜，但那个时候有心改造社会的人们大半相信资本主义的盛衰起落并不是一种以国度为界的现象。他们常常从战火烧过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残破衰败想见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到来的风雨黄昏，并直入地以彼律此：“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哪）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12 这种联比用简约性造出了直捷性，在中国人的社会现实与浩荡涌涨的世界新潮之间提供了一种能够榫接的同一，这个过程化掉了许多具体性。从上个世纪开始，倡言革新的舆论家们就乐于引述世界潮流以论证改良和革命。虽说改良和革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世界潮流一词却成为与普遍性和必然性等义的东西，深深地印入了中国人的心中。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世界潮流为背景来演证中国“资本制度”的“崩溃”，像是后人在思想方法上对于前人的沿用。然而由外观探究内里，则可以看到其间自有种种历史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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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法关系不无温情的一面相比照，资本主义制度显露出更多赤裸的冷酷无情。由此激生的义愤，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批判资本主义的直接导因之一。但义愤半是情感和意气，它们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说明未来。以新思潮初起时的激越与朦胧为反衬，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深邃。它从剖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开始，不仅显露了这个过程里的血污，而且指述了这个过程为社会主义的出现所提供的种种物质前提。于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的直接催生物。由批判开始的理论脉络以一种法则的形式井然有序地描画出人类社会在进化中的代谢。因此，它不仅能够说明历史，而且能够说明未来。社会主义用进化连接了历史和未来，对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呼吸于进化论氤氲里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正是熟闻已久、容易理解的东西。他们常常从这里引发推理和思考。陈独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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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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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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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做人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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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金时代”比称社会主义，无疑是借用形象的色彩写出了进化的理想境界。虽说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之后，曾以阶级论的出场宣告了进化论时代的终结，但方其初始，由进化论派生的观念和影响却真实地充当过中国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介物。由于先行思想形成的中介提供了渡筏，后起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才能够富有顺序感地接续近代思想的历史发展，成为有过民主主义经历的激进知识分子们的拳拳服膺之义。在思想与思想的接续中，有着八十年西学东渐的过程为社会主义传来预作铺垫的痕迹。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立论，这无疑是一种矛盾。然而，在一个自然经济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里，这种矛盾的思想现象又独异地助成过社会主义由外来向内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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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化相类的另一个观念是科学。1919 年冬，杨匏安作《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赞叹“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15 此后，这一类文字日见增多。恩格斯叙述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这些内容渐次传入中国之后，就形成了倾心于新学理的知识分子们以科学名社会主义的热烈议论。比之社会主义，科学本是更早地渗入和影响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观念。它以自己的渗入和影响改变了古旧的社会思想，又在这个过程中被多方衍发而成为舆论界的熟识之物。胡适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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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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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是一个约数。其间的高峰应当开始于科学以“赛先生”之名掀动天下的时代里。由于新文化运动扬沙卷沫，波潮漫溢，被涌举着的科学已骎骎乎越出了声光化电的范围，先后与“国故”、“宗教”、“神道”、“美学”、“小说”、“哲学”、“文学建设”、“美术”、“人生观”、“诗”、“方法论”、“文化运动”、“现今社会”、“革命思潮”、“东西文化”、“实际生活”等等联结为种种富有创意的论题，多方面地为中国人评判是非、真假、善恶。由此发生的广义化，促成了以知识体系为本义的科学向价值体系的演变。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是传统的精神权威因排孔巨潮的撞击而分崩离析；一方面是广义化的科学观念迅速地走入前者留下的思想空隙。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里，科学几乎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近代中国最先倾慕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多半是刚刚接受过“赛先生”洗礼的新文化运动前驱者，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科学之间既有着时间上的继起性，又有着学理上的并存性。两者的连接，不仅仅移入了一个欧洲传来的现成概念，而且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培育出来的全部体验。他们常常带着这种体验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陈独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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