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71540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1703071541
1703071542
同样出身湘军集团，同样位高权重，同样晚年参与洋务的左宗棠，居官风格与李鸿章截然不同，却与曾国藩不谋而合。
1703071543
1703071544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举人出身。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后，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故于福州，赠“太傅”，谥“文襄”。
1703071545
1703071546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在出山入幕之初，就曾立誓“不以一钱自污”。在辅佐数任湖南巡抚的过程中，左宗棠掌握着巨大财源，“抚幕八年，筹兵筹饷，办厘减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1]。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他的薪饷更为优厚，但是他坚持每年只寄二百两回家。
1703071547
1703071548
同治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解释原因：“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澹泊为妙，不在多钱也。”[2]
1703071549
1703071550
军中收入所余，他都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等事业。左宗棠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家信中说：“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3]
1703071551
1703071552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左宗棠独特的家庭教育理念。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初四，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4]。这也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曾左二人都从自身成长经验中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他们都主张不给家里寄过多银钱。
1703071553
1703071554
治理地方期间，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从不收属下的贵重礼品，只收价值菲薄之物。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顶、人参等贵重礼物，左宗棠只留下了一些食物，其余物品全部退回，并且回赠了一些甘肃的土产。[5]
1703071555
1703071556
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左宗棠非常重视对下属的廉政教育。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十八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6]
1703071557
1703071558
左宗棠还不厌其烦地在对属员的批答中进行训谕，比如他在批复临潼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知县伊令“允桢禀接印视事情形由”的批札中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7]
1703071559
1703071560
这些批语，从用语到文风，与曾国藩的批牍都高度相似。
1703071561
1703071562
和曾国藩一样，做地方大员期间，左宗棠也没忘了对自己的家人严格要求。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他说：“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而上膺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尝用为惧。一则先世艰苦太甚，吾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尝有先世所不逮者，惧累叶余庆将自吾而止也。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袴之习将自此而开也。”[8]
1703071563
1703071564
他要求儿子在官属中不可摆少爷排场：“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9]
1703071565
1703071566
左宗棠不愿“营田宅以为子孙计”，因为儿子没经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责孝威：“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见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料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禀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10]
1703071567
1703071568
正因为不想“遗子孙以银钱”，所以左宗棠在督抚生涯中，廉俸所余大都“随手散去”，捐给了地方慈善或者其他公用开支。同治八年（1869年），湘阴水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今岁湖南水灾过重，灾异叠见，吾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吾以寒生为此，人以为义可也；……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谨谢之”[11]。光绪三年（1877年），陕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带头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刘典去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拿出六千两薪俸，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至其身后一切费用，……共六千两，均由我廉项划给，不动公款，恐累克翁清德。”[12]
1703071569
1703071570
这类资助记录，在左宗棠家书中随手皆是，不妨再录几条：
1703071571
1703071572
“丁果臣先生两次书来，并寄示《秩老易学》《篁村遗事》，意欲索三百金为刻书之赀。此老志节甚高，读书有得，不尚声称，不求荣利，实亦当时所仅见。到老穷窘可念，当划廉银畀之。”[13]
1703071573
1703071574
“下第公车多苦寒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恻然。吾当三次不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平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一忆及，如在目前。……再以千金交儿分赠同乡寒士为归途川费，或搭轮船，或俟秋间车马价贱再作归计，均听其便。”[14]
1703071575
1703071576
“贺仲肃居官清洁，身后萧条，应致赙二百两交其世兄，并问慈谿交代清楚否。”[15]
1703071577
1703071578
“周文荆来营，询其在长沙开小碓行，失本欠债至二三百千，而所分家产仅田一石数斗，子女又多，无以为生。此子老实可怜，具其先世谨厚有余，应有以恤之。大约除此间给盘川外，应由家中付银百两与之。”[16]
1703071579
1703071580
“吾同年唐慈陔讳萱庆，身后两子俱故，不知有孙否，可详询以告。又有同年金季亭讳有成，家贫而持介节。寒饿所迫，遂以早殒，数子亦相继亡。闻袁克卿说，其家仅剩一寡媳、一孤孙，不能存活，竟至流为乞丐，可伤之至。……由家中取银百两恤其孤寡。……切切。”[17]
1703071581
1703071582
左宗棠任总督多年，遗产只有两万五千两。在家书当中，左宗棠这样谈及自己身后的分家计划：“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18]
1703071583
1703071584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为人治学均深受倔强自强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经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学风影响。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19]。受这种学风熏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种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大气。左宗棠虽然屡试不第，但并不以个人境遇为忧，而是时时为将来有功于天下做准备：“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20]曾国藩也认为，立志之时，不必谋及个人利益：“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21]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这两个人身上都有理学家气质，所以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质条件为念，精神专注于大事。
1703071585
1703071586
和李鸿章一样，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务运动。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创建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同治十一年，他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光绪六年（1880年），他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此外，他还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情况，多次托人在上海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运到甘肃，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可以说，洋务运动中，他和李鸿章一样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参股其中以谋私利的记载。同样，曾国藩督两江时，如果想发财，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过批盐票一项，就可以成为巨富。然而他却严格要求家人不得领取盐票。
1703071587
1703071588
与之相比，李鸿章身上的“江淮气质”则与“湖湘性格”颇有不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处皖北地区，川原平旷，为南北要冲，历代大的战乱多涉及此地，“安危治乱，与时升降”。地方上土匪横行，社会治安条件极差，所以民众尚武，“民情好斗”。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独滨淮郡邑，当南北之交，风气慓急，其俗好挟轻死，侠刃报仇，承平时已然。”曾官居淮北知县多年的查揆曾感慨：“安徽省介江淮间，其俗之悍戾狠斗，凤阳、颍州、泗州为尤甚……”[22]
[
上一页 ]
[ :1.7030715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