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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俸高低差与薪俸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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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最直观的丰薄与级差开始,讨论薪俸的高低之差,并进及薪俸与民生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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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高低差 《孟子·万章下》、《礼记·王制》讨论周室爵禄,对大国、次国和小国的君、卿、大夫、士之禄,提出了看法。其推算的起点则是庶人农夫的生计,“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然后再向上推,如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一夫百亩,据说能养活5人到9人。下士之禄若按养活9人计(12),则可制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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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君排除不计,最高的官就是“大国之卿”了。“大国之卿”的爵禄大约能养活288人,是下士和上农夫的32倍;卿、大夫,分别是下士及农夫的24倍至8倍,上士是其4倍,中士是其2倍。《孟子》、《王制》的估算,大概是有实际参照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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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官俸,丞相及东汉的大将军、三公月俸350斛,最低的佐史月俸8斛,高低差为43.75倍,超过了孟子的设想。佐史的地位过于卑微。为便于跟后代的官品相比,不妨再选取百石一秩作为下限。因为百石与魏晋第九品约略相当,九品官恰好被认为是“下士”。百石月俸16斛,与丞相的高低差为21.9倍。这就低于孟子与《礼记》的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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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许多政权,没有完整的俸额记录。北齐、北周薪俸尚较完整,其级差明显偏高。北齐的一品官岁禄800匹,从九品岁禄24匹,高低差为33.3倍;北周的一命下士125石,九命之公10000石。高低差竟达80倍。隋朝俸禄,京官正一品900石,从八品50石,九品无禄。高低差为18倍。又隋朝的职田是一品500亩,九品100亩,相差只有5倍,这对俸禄的较大级差有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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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薪俸有多种形态,各形态的高低差并不一样。唐高祖时的官俸,正一品年俸700石,从九品30石,高低差为23.4倍。其时职田,一品1200亩,九品200亩,高低差为6倍。唐前期京官一品官的月俸、食料和杂用合计11贯,手力之课钱20贯,合计33贯;九品官月俸、食料、杂用合计1.5贯,手力之课钱为0.417贯,合计1.917贯。在这两项上,高低差为17.2倍。叶炜君综合禄、月俸、防阁、职田、食料诸项进行估算,其结果是,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以前的中央职事官,一品官的总收入约569.84贯,九品官的总收入约19.7贯(14)。以此计算,其高低差为28.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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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制度,俸禄、职钱为官员薪俸的两大项目。宰相、枢密使的俸禄定例是300贯,承务郎是7贯,相差达42.9倍。官员的另一收入是职钱。元丰制度,职钱最高者100贯,最低者16贯,相差6.25倍。职钱的高低差相对较小,对俸禄起到了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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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翼有“宋制禄之厚”之论(15),但宋朝官僚依然经常抱怨俸禄微薄。研究显示,若不考虑物价因素,这主要跟宋代盛行家族制有关。宋朝的官员一家往往数十口,还有百口以上的,他们往往不事生产而完全仰食官俸(16)。那么,纳税民众应以一家5口为准向官僚提供俸禄,还是以一家数十口为准向之提供俸禄呢?这就是个观念问题了。苗书梅先生认为:“这几十口人愿意跟这些官员生活在一起,说明这些官员还是有能力养活他们的。因家属众多之累,造成了官员赡养的困难,似不足说明宋代俸给不厚。”(17)宋朝的基本国策就是优待士大夫,尽管财力不足,仍然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低官和非现任官入不敷出,并不奇怪,不足以说明官僚待遇微薄(18)。就连今人,对公务员之薪俸也有偏高与偏低两种相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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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一品官月俸87石,从九品5石。高低相差17.4倍。清朝京官月俸银,一品180两,从九品31.5两,相差仅仅5.7倍。如果只看九品官,清朝的薪俸高低差相当之小,已达到现代水平了。然而再把养廉银考虑在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山东、河南巡抚高达20000两,仅此一项,就是从九品官的635倍。云南巡抚养廉银曾达17000两,后来减至10550两,数额仍极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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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唐宋品官的薪俸高低差,看来相对较大;明清品官的薪俸高低差,若不考虑养廉银,就小得多了。当然不能认为明清朝廷有意寻求平等,这应是薄俸政策造成的。法定薪俸相当微薄。明朝实行俸禄折色之后,正七品知县月俸只有米1石,银2.3两、钞30贯。银钞合计,约可置办一桌酒席。清朝监察御史赵璟曾经抱怨说:“知县四十五两,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19)薄俸政策缩短了薪俸高端与低端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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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1912年颁布《中央行政官官俸法》,简任第一等月俸600元,委任第9等50元(20),高低差为12倍。但若考虑大总统月俸24000元,总理1500元,各部总长1000元,高低差又不一样了。以大总统计,高低差达480倍;以总理计,为30倍,以各部总长计,为20倍。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9月颁布《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其最高薪是特任1级政府主席的月薪800元,其最低薪是委任16级的月薪55元(21),相差约1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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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1956年的国家工作人员30级工资制,高低差为28倍。为此,有学者认为其高低差大于国民政府(22)。不过若这么直接比较,在方法上是有瑕疵的。先看低端,30级的最低几等是工勤人员,而国民政府的官俸,其最低等却是科员。再看高端,30级的最高等是国家主席和委员长,而国民政府的官俸,其特任最高级是部长级。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就部长到科员这个段落进行比较。在30级工资制下,部长的最高工资为4级,在1类地区是400元;县属科员为24级,工资37.5元。二者相差10.7倍。这样看来,30级工资制的高低差,是小于,而不是大于南京国民政府及北洋政府的官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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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民生比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发布了《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规定公社委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最高年薪为6000法郎(23)。为此,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一个“廉价政府”。官俸与公众收入的比例,不是一个简单的按劳取酬问题。官僚总是渴望高薪的。在现代民主国家,“较高等级的官员薪金受到抑制的原因在于,议员们不想让他们的报酬超过自己,而选民们会对投票给自己增薪的议员怒不可遏”(24)。官员的薪俸厚薄,还跟权力大小和腐败成本相关。假设一个官员权力的市场价值是100万元,而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0.2,那么要使其不腐败,其年薪必须不小于500万元;但若将其权力缩小,使其市场价值变为10万元,则只付50万元的年薪就可以了(25)。可见,薪俸也是官僚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博弈平衡点,官僚权力越大,其收入越高。古代的公众没有政治权利,官僚的雇主是皇帝,压低雇员薪水以增加利润,也是雇主的本能。皇帝要在降低行政成本与笼络官僚之间求得平衡。所以薪俸民生比,主要取决于官僚与皇权的博弈能力,取决于皇帝愿意给多少,官僚能令皇帝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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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农民一家的年收入,以150斛计,则每月收入为12.5斛。丞相月俸350斛,相当于28家农民的收入之和。若一家以5口计,丞相月俸能以农民一般消费水平养活140人。这还没有考虑赏赐及丞相凭侯爵之封而享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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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宰相每月俸料300贯。据研究,以20口计,一个生活节俭的官员之家,每月开销在20000文以上(26),推知每人每月消费约1000文,即1贯,那么300贯俸料能养活300人。这还没算衣赐(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罗1匹)、禄粟(月100石)和各种补贴;也没算上“兼俸”,宋朝高官往往通过兼职领取多份薪俸。在宋朝,至少高官没有理由抱怨待遇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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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品官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官130两。但从乾隆元年(1736年)起实行双俸制,大部分京官是“双俸单米”,但也有部分高级京官如六部尚书侍郎“双俸双米”。大学士兼管部务者俸、米双支,不兼部则双俸单米。此外试用官不支双俸。清朝劳工的年收入是5—10两(27)。从俸银说,一品官年俸180两,双俸则是360两,这一项是劳工的高端年收入10两的36倍,低端年收入5两的72倍。如把巨额的养廉银考虑在内,则比例惊人。如山东、河南巡抚的养廉银高达20000两,仅此一项,就是劳工的高端年收入10两的2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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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的官俸,简任第1等1级工资600元,委任第9等12级工资50元(28)。1919年中国普通工人的月薪,男工约为6—20元,女工约为3—10元(29),若以平均10元计,则简任第1等1级工资为工人的60倍,委任第9等12级的工资为工人的5倍。若把政务官考虑在内,则差距急剧拉大。大总统月俸24000元,相当普通工人的2400倍;国务总理月俸1500元,相当普通工人的150倍;各部总长月俸1000元,相当普通工人的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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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国国民的平均收入,仅为46元(30)。根据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在其高端,特任1级政府主席的月薪为800元,年薪为9600元,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08.7倍;在其低端,委任16级月薪55元,年薪660元,为人均国民收入的1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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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居民人均收入约为103.1元(31),平均月收入为8.59元。1类地区的干部最高月工资560元,是居民的65.2倍;1类地区24级科员的月工资为37.5元,是居民的4.37倍。11类地区最高月工资728元,是居民的84.73倍,11类地区24级科员的月工资49元,是居民的5.7倍。又,1957年人均GDP约为168元(32),月均14元。最高干部工资728元,相当于52个人均GDP;最低工勤人员工资20元,相当于1.43个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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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论品秩高低差及官俸民生比,只是举例提示问题的存在;至于比例数据的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由于灰黑收入的存在,正式薪俸不能代表中国官僚的真实收入,也不代表与民生的真实差距。然而正式薪俸的高低差与民生比,仍是有意义的,可以反映统治者对薪俸的态度,进而是皇帝、官僚与民众三者关系。实行薄俸的明清统治者,在必须给予官僚高官厚禄一点上,似乎没有感到太大压力。你想发财享乐,自己去找辙。另一些王朝就不是如此了,不敢太亏待了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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