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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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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官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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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贵族政治之下，实行世卿、世禄与世官制度。赵翼云：“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1)分封制与宗法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公侯伯子男爵、公卿大夫士爵，原则上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国君的长子做国君，其余子弟做大夫；卿大夫同样由嫡长子继承，余子为士。贵族的入仕特权，得到了政治社会传统的强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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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进入官僚政治时代，但依然存在着入仕特权。汉代实行任子制，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子弟一人为郎。除了父任、兄任外，实际上还有宗家任、族父任、外戚任、姊任、祖父任等多种情况。任子的范围，有时甚至扩大到了孙子和“门从”（同族子弟），经常突破“任一人”之限。如苏武就“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还有批量除拜的。汉安帝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各一人为郎、舍人。东汉任子，多由皇帝发特诏，称“诏除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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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际的任子范围经常比较宽泛，但制度上只限于“吏二千石”子弟。这个秩级，我们怀疑实际是“比二千石以上”。因为上引安帝任子诏中，可以任子的官职有校尉，而校尉比二千石；又，光禄大夫也能任子，此官也是比二千石(2)。二千石郡守国相约一百余人，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官职约三十多个。可任子者约一百数十人，满三年才能任子，则每年任子最多不过数十人。这就是汉代任子的大致规模。与唐宋的门荫、恩荫相比，任子数量并不太大。而且必须指出，郎官并不是吏职，只是皇帝近卫而已，需付出数年宿卫的辛苦，表现优秀，才有可能被选拔补吏。孝廉察举每年约二百余，这些“孝廉郎”的选官待遇，明显优于“诏除郎”，许多职位规定只任命孝廉郎，诏除郎不与其选；选拔各县的长、相、丞、尉时，往往也指明只取孝廉郎，诏除郎偶尔才能得到这种机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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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门阀的任官特权膨胀了，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以贵承贵，以贱袭贱”(4)的局面。若干所谓“清官”，如给事中、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庶子、尚书郎、著作郎、秘书郎等，成了高门子弟的起家之选、迁转之阶。九品中正制名义上以德才定品，实际却是依权势、门第定品的，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说的就是士族子弟都能获得任官资格。中古名族琅邪王氏，由晋至陈，保持显贵达300年，传十二世，史书有名者255人中，居官者205人，曾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者达43人(5)。在录尚书事、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等8种要职中，西晋世族占67％，东晋世族占85％，刘宋世族占64％，梁陈世族占61％(6)。北朝官贵的任官特权，也相当可观。据毛汉光对16种官职的统计，两晋南北朝士族所占比例，在57.3％到84.5％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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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官僚政治复兴，科举制为布衣才俊提供了晋身之阶，但依然存在着“门荫”、“品子”制度。门荫，是五品以上官僚子孙的起家特权。三品以上官竟然可以荫及曾孙，这大大超过了汉代的任子范围。门荫所给予的出身，由正七品上而至从八品下。品子，是给予六至九品（及勋官三至五品）子弟的任官特权。他们经分番服役或纳资而获得散阶，六七品子弟于从九品上叙阶，八九品子于从九品下叙阶。那么门荫与品子制度，就使流内九品以上官的子弟，全部获得了任官特权。这大大超过了汉代的任子范围。又，唐朝爵级、勋官都可以叙阶，汉朝则不能通过爵级得官；唐朝的皇亲国戚身份也可以叙阶，汉代则没有给皇族入仕开辟专门的通道，外戚当权居位只是政治现象，不是制度规定。再与科举叙阶加以比较：进士甲第不过授予从九品上，乙第不过授予从九品下(8)，只与品子相当，远不如门荫。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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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唐代135名士族出身的宰相中，门荫入仕者有25名，占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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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唐代门荫与南北朝士族的“平流进取”，还是有所不同的：门荫者出仕者仍要考试，要经过吏部试判，并不是只凭父祖官位就能得官的，考不过依然没官；至于升官进阶，更要经过考课。而且随科举制的发展，科名拥有者逐渐赢得了胜过门荫的仕途前景。那么唐朝官僚子弟的等级任官特权，小于魏晋南北朝。魏晋南朝的士族任官特权，很多是习惯性的选例，看上去不如唐朝的门荫、品子整齐清晰，但不能据此认为唐朝的门荫特权更大。正如宁欣先生的评论：唐朝依父祖官品用荫，“否定了门阀专政时期的门第高低作为享有世袭特权的原则”(10)。一个依据门第，一个依据官品；一个是门第特权，一个是官僚特权，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与唐朝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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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更繁荣了，然而恩荫依然大行其道。“太祖受禅，文武五品以上皆得荫子弟。”(11)子弟恩荫资格的认定，与父祖的寄禄官、差遣及职同时相关。参看下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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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恩荫之滥，历来为史家诟病。有常荫、致仕荫补、遗表荫补、后妃荫补、宗室荫补、宦官养子荫补、先贤及勋臣后裔恩荫，殁于王事者恩荫等(13)。科举取士年均360人左右，以恩荫为官者每年不下500人(14)。范仲淹抨击恩荫：“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者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15)赵翼有言：“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16)官贵子弟幼年就能得到恩荫，自己还没娶媳妇生子，就又有了荫子权利了，“未应娶妇，已得任子”。当然，恩荫出官也要经吏部铨试，不能例外(17)。恩荫入仕者的仕途前景，也没法跟科举相比。“其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族世袭制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在选官体系中世袭的重心下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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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承荫，一般是从嫡长子、同母弟到其他子孙依次旁推。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的承荫资格，参看下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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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级看，唐朝一品子出身正七品上，二品子出身正七品下；而元成宗制度，正一品官荫子以正五品叙，正二品荫子由正六品叙，似乎比唐代优越。但承荫只限一人，范围却比唐宋大为缩小。元世祖规定：“诸官品正从分等，职官用荫各止一名。”而且“诸职官荫子之后，若有余子，不得于诸官府自求职事，诸官府亦不许任用”。就是说，若已荫一子入官，余子不但不能承荫，甚至以其他方式谋官，也在禁止之例。元朝承荫只限一人，看来是向汉朝的“得任子弟一人”回归了。而且承荫要经严格审批，需要考试一经一史。“诸荫子入品职，循其资考，流转升迁”，承荫之后要按劳考升进(20)。当然，这些规定主要用于汉官，蒙古贵族另有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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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规定：“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用荫范围是一至七品。但洪武荫制，学者认为就没有全面实行过(21)。不久门荫范围就缩小到了三品以上。永乐年间“乃渐为限制，京官三品以上，考满著绩，始荫一子曰官生，其出自特恩者曰恩生”(22)。用荫只限于京官三品以上，还需要“考满著绩”。这与汉朝“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的规定，差不多少了。二千石比官品三品略低，“考满著迹”也类似于汉代的“视事满三年”。进而，所谓“门荫”实际是做“官生”。名义上依然称“荫”，实际只是一个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这与汉代任子郎的宿卫候选，多少也有可比之处。官生并不是平白入学，“恒必验其材质，试其文理之可教者，而后许之。仍令勉学，务从科举出身”(23)。入监须经考试，并被要求在将来参加科举。还有，元明清荫子与汉代任子相同，只限一人，与唐宋一大家孩子都能荫补的情况，也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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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荫叙，分恩荫、难荫、特荫。难荫是优待“殁于王事者”之子的，特荫是酬奖元老名臣的；恩荫之法略近于明，只能荫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候铨(24)。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诏“原品解任食俸者准荫”，这样若干经过特批可以食俸的解任原品官，也能用荫了(25)。据统计，从顺治到光绪，大学士有5％出身荫生，六部尚书有14％出身荫生、世职，总督有11％，巡抚有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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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代任官特权的变迁轮廓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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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的任官特权最大，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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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朝的官吏队伍富于流动性，官贵的任子特权不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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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和部落贵族的任官特权，明显上升，并采取了门第特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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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代门荫和宋朝恩荫，仍给官贵任官特权以很大保障。但不依门第而依官品，进阶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考，已不同于前一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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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的荫叙范围大为缩小，而且变成了官生、荫监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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