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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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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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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特权的等级分配，主要体现在学校制度上。国家学校的开放或封闭，入学资格的高峻与宽松，历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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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学在官府”，最高学府是国子学。“国子”的意思是“国之子弟”，亦即贵族子弟，他们拥有教育特权。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往往在幼年时，就有专任或兼任的师、傅、保，担任其教师和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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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私学事业，推动了“学下民间”，这是中国教育史的一大变革。汉代社会很富有平民性，文教制度也很富有平民性。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郡国的官学，都没有等级和身份的限制，足以为贫寒学子提供“知识改变命运”的通道。当然面向贵族子弟的学校，有时也有。东汉明帝曾为外戚专门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这种学校，有迫使纨绔子弟从师向学之功，却没有妨碍平民接受教育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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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由于分裂动荡，平民文教凋零，士族垄断文化，出现了“学在家族”的局面，同时国家学校等级化了。晋武帝创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这标志着中古学校制度的重大转折，向等级化、身份化的转折。国子学只接受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28)。在晋代，权贵子弟通常从六七品官起家，太学生毕业后只能担任八九品的吏员(29)。南朝一般只设一学，但所设的不是太学，而是“博延胄子”、“广延国胄”的国子学。北朝学校，优待鲜卑贵族和北方士族。魏齐国子寺“掌训教胄子”，下设国子学，有生72人；太学，有生200人；四门学，有生300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不是以教育程度区分的，而是以学生的父祖官品区分的，国子学“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30)。士族门阀政治和部落贵族政治，是此期学校发生身份化、等级化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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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朝，民间文教重新繁荣起来，科举制为贫寒士子提供了晋身之阶。但因前一时代的贵族化浪潮的残留影响，学校体制依然等级鲜明。唐朝最高等的两所学校，是弘文馆和崇文馆。弘文馆以贵臣子弟为学生。崇文馆原是皇太子和诸王的皇家私塾，后来也扩大到皇亲国戚和贵臣之子。二馆之下，依次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31)。从学生身份看，二馆六学可分五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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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学校的区别，仍不是教育程度，而是学生身份。甚至连学生的校服都不一样，国子、太学、四门学士及四门俊士，穿“黑介帻，簪导，深衣，青襟褾领，革带，袜履”；律、书、算学士及州县学士，穿“黑介帻，白裙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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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毕竟已进入了科举时代，六学体制虽然等级性浓厚，但其间已有流动的可能性了。“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34)诸学即律学、书学和算学，“俊士”即四门学中的800名八品以下子及庶人子弟，他们可以通过经书考试，而升入太学，甚至国子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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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学校，有国子监、太学、律学、四门学、小学等。国子学依然面向官僚子弟，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国子学的身份性、特权性，比唐朝继续下降。首先“七品”的身份限制，比起唐朝国子监“文武三品以上子孙”的规定，显已放宽。进而宋太宗、宋真宗时，又允许官僚的亲属游学京师者、举进士游学京师者附于国子学读书。国子学由此又开放一些了。宋仁宗创立太学，招收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这时候虽然国子学、太学分立并峙，但后者才是国家教育的重心所在(35)。国子学日趋衰落，官贵子弟无心向学，“学舍虽存，殊为湫隘，生徒至寡，仅至陵夷。贡部以乡举里选为先，诸生以两馆为耻”(36)。太学则一天天兴旺起来。最初太学生只有200人，宋神宗时三舍生便达到了2400人。宋徽宗崇宁年间兴学校、废科举，士子从州县学校升贡太学，再由太学出仕。这时候的太学生，有3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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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国子学，与太学完全合一了。明初的国子学旋改国子监，实即太学。清朝的国子监门上，用满汉文书“太学”，而门前两榜又用满汉文书“国子监”。国子监恢复了汉代太学的开放性。洪武三年（1370年）周循理奏请：凡民间子弟年在十五听入国学，并免除本人差役；京城品官子弟年十二以上，入国学读书。次年，令府州县学选拔学生进入国子学，其时有2728人应选。学者评价说：“这一事件，标志着明代的国学教育，由皇室和功臣子弟所享有，转而向各级官员和民众子弟展开。”(37)洪武三十年的国子监，民生有1826人，官生只有3人。明代宗到明英宗时，官生最少时2人，最多时7人，屈指可数。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北监有生992人，其中官生只有2人；成化二十二年北监有生731人，官生只有3人；成化二十三年北监有生1436人，官生只有4人(38)。可见来自门荫的官生，其比例微不足道。清朝虽有恩监，但国子监同样没有身份限制，向平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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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生”，就是来自荫叙者。自唐宋以来，荫叙者便要接受考试了。唐朝由门荫出仕者，要经吏部试判。宋制：“凡补应出身求差遣者，须先于国学听读二年，满日具名牒，审官院试验。如年及二十五以上不愿在监听读者，依敕考试所业，具名以闻。”(39)由恩荫出仕者不但要考试，25岁以下者，还必须在国子监学习两年。考试最初是试判，后来改为铨试。元朝承荫者，需考一经一史，不通者发还复读；蒙古、色目愿意考试者，给予加一阶的优待(40)。明清国子监的官生或恩生，也都要考试。雍正规定，荫生、荫监生15岁以上送监读书；到部年20岁以上者，奏请考试引见。乾隆规定，考试内容为古论及时务策，钦派大臣阅卷，评定甲乙，进呈御览，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三年后重考(41)。荫叙也要考试，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精神，是非常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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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历代等级教育特权的变迁，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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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学在官府”，面向国子，其时教育体制最富贵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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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太学和郡国学的大门，全部向平民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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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国家学校等级化、身份化了，太学之外，出现了专容权贵子弟的国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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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中央学校依然具有身份性，入学资格有等级限制。同时这种等级限制在不断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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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学校，恢复了汉代太学和郡国学的开放性，官僚子弟的教育特权已经相当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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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等级教育特权的变迁波形，与前述任官特权的变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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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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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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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之下人人平等，总统也不能例外，违法照样起诉，贪腐照样受审。尼克松、克林顿等都是例子，普通公务员更不必说了。中国古代官僚们则应感谢朝廷的温暖，他们拥有各种法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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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挞笞之刑及残酷的肉刑，不施于大夫以上贵族，只对士以下使用，即“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义》：“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贾谊云：“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周礼》：“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42)拥有名位的贵族及其妻子，有罪不下狱，打官司不出场。命夫命妇的体面与尊严，是要用法律来保障的。尽管什么罪判什么刑也有惯例，但春秋以上“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即不制订成文法，发生了案子，由贵族们研究决定。这就便于其操纵法律，上下其手。“议”的内容包括“八议”，出自《周礼》，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给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以减免刑罚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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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本位”的传统，在秦汉还浓厚残留着，所以法律特权辐辏于二十等爵级的情况，相当突出。爵级可以用来赎罪减刑。《秦律杂抄》：“有故秦人出，削爵，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43)上造是第2级爵，公士是第1级爵，上造高于公士；鬼薪、城旦是刑名，鬼薪轻于城旦。对“故秦人出”之罪的惩罚，高爵轻于低爵。又张家山汉简《贼律》：“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列以下，罚金二两。”(44)低爵殴打高爵，罚金要加重二两。爵在五大夫以上、吏在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羁押时可以“颂系”，即不加械具、不入牢狱，而只用“软禁”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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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不考虑爵级，仅就拥有秩级的官吏来说，秦汉官僚的法律特权就不能说很大了。爵级可以减刑，秩级则不能减刑。论者把“先请权”视为汉代官僚的一种法律特权。所谓“先请”，指身份高贵者犯罪，例如六百石以上吏犯罪、郎中犯耐罪以上、宗室成员犯髡罪以上，有司在审讯量刑后，必须先向皇帝请示，由皇帝裁夺，然后才能定罪行刑(45)。若以现代法治衡量，“先请”表明行政、司法不分立，皇帝超越司法，当然含有特权意味；但六百石以上官的案件由君主终审，也可以理解为大案要案皇帝须亲自过问，但并不等于法外施恩。“先请”与“八议”是有区别的，“八议”明摆着要法外施恩，“先请”就不是了。又秦律规定：“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46)即，官吏不因同伍的人犯罪而连坐。有人把这个看成“一般人所不能享有的法律特权”。然而公务人员不在同伍连坐之列，自有其合理之处，似不能看成特权，至少不是太大的特权。总的说来，秦汉依爵位获得的法律特权是比较大的，而官吏依秩级获得的法律特权，并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