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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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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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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享有多种经济特权，这里不一一缕述了。我们选择赋役一项，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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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是现代国民的基本义务，文官也要承担，这里主要是指个人所得税（当然也包括间接税）。在中国古代，因官吏本人已在为国家服务了，他们不服徭役是理所应当、名正言顺的。但中国官僚往往拥有免税特权，其家庭成员往往拥有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对编户来说，赋役义务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59)。尤其是徭役，它不但重于赋税(60)，而且是适龄人口的身份标志。明朝有田必有役，军田出军役，民田当民差，灶田当灶差，匠田当匠差(61)。那么，“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62)。官僚在政府任职，本人自应免役，但其家人是否免役、免税，多大范围内可以免役、免税，历朝的政策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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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高爵拥有者，拥有免役权利。二十等爵的第4等爵名为“不更”，“不更”应即“不豫更卒之事也”的意思(63)。推测在秦，至少“不更”本人不用服更卒之役。高爵拥有封邑，当然更不会负担徭役了。汉高帝规定“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七大夫为第7级爵，其本人及家庭都不服徭役；吕后时“自公大夫以上，勿以为徭”，即第7级爵以上不服徭役，第6级爵以下要服徭役了。汉文帝时又变成了“民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第9级五大夫以上才能免役，低爵不能免；本人免役，其家庭不能免(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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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秩级方面看官吏，又是什么情况呢？按秦汉更赋之制，“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65)。在秦朝，连丞相的儿子都没有免役特权，照样被调发戍边，那么一般官吏可以类推。可见在帝制初期，官吏依秩级而获得的经济特权，相当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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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丞相一般都是列侯，列侯之子恐怕不会服役。所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秦法，在汉代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对拥有秩级的官吏，汉惠帝的政策就不同了：“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66)“军赋”当为算赋，即人头税；“他无有所与”的，应该包括更徭。那么，汉代六百石以上官的家庭同居者，可以免役了，算赋还是要交的。汉宣帝时有位盖宽饶，官至司隶校尉，“家贫，奉钱月数千”，“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67)。为什么盖宽饶的儿子要戍边呢？由“俸钱月数千”和“子常步行自戍北边”两点，我们推断当时司隶校尉秩比六百石。因其秩级不到六百石，所以享受不到“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的待遇。汉代官吏的经济特权，跟秦朝相比是增大了。但跟后代相比呢？六百石是县令的秩级，曹魏六百石县令是七品官。若比拟官品，汉代是七品以上官吏其家庭才能免役，但不免赋税。在此等级之下，其家庭赋、役皆不能免。这样看来，汉代官吏依秩级而取得的经济特权，仍然不太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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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实行品官占田制(68)，第一品依法占田50顷，依次而降，直到第九品10顷。查西晋户调之式，在叙述民户时，规定了占田与课田两种定额，占田是占有土地的限额，课田数则用来表示课税的额度；而在叙述官吏时，只规定了占田限额，却没规定课田的定额。这就表明，品官在限额之内的占田，不必承担田租之课。换言之，西晋官僚不纳田租。从占田额度看，九品官10顷的占田额度是民户（100亩）的10倍，远远超过了“禄以代耕”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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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官僚及其依附者不课不役的情况，日益普遍了。曹魏对公卿以下给予“租牛客户”，其人可以免役。孙吴正式实行“复客”之制，免除了公卿大臣一定数量依附人口的赋役。西晋颁布品官荫客制：“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官僚还可以“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所荫衣食客，六品以上3人，七八品2人，九品1人；所荫佃客，一二品15户，下至八九品1户。一二品官的荫复范围，学者推测至少也有数十百家。既称“荫”，则不服徭役、不出田租户调。在南朝，官僚依官品而占有的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数量又有增加，这些人同样“皆无课役”(69)。品官占田的规定，荫族、荫衣食客及佃客的规定，显示此期官僚的经济特权大幅度地扩张了。不但官僚的小家庭，而且其大家族，甚至其所荫庇的人户，全都没有课役。此期配置于官品的经济特权，远大于秦汉配置于秩级的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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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凡有品、爵者皆免课役(70)。唐朝的官僚家族，是不课户的主体。开元二十五年《户令》，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都列入了不课户。皇亲国戚和五品以上高官还可以荫其亲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及一品以上亲，三品以上职事官及郡王期亲、同居大功亲，五品以上及国公同居期亲，并免课役(71)。张泽咸先生评论说：“唐代，九品以上官吏，为数极多。复除包括期亲及大功亲，凡是从父兄弟之类也属复除之列。可见，唐代复除的范围是比汉代大大放宽了。”(72)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僚每升几品，就又有一群亲戚受惠不课了。可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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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有“品官之家”概念，“谓品官父祖、子孙及与同居者”(73)。这“家”包括了祖孙四代，相当之大，而且连奶妈都算在内。“品官之家”又称“官户”，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古之贵者舍役，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74)王安石实行募役法，规定当役人户要出“免役钱”，官户的“助役钱”数额减半。宋徽宗又恢复了官户的免役权，还为官户的“科配”规定了免除额度。“科配”是一种无定时、无定类、无定量的重要税目(75)，与差役合称“差科”。《政和令格》：“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得免差科，一品一百顷，二品九十顷，下至八品二十顷，九品十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76)南宋数次改定官户免役之法。《田格》：“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免科差，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77)甚至在官僚死后，子孙仍可以用这位官僚生前的官职免科差，只不过田顷减半而已。若子孙已经分家，就由各家平分所免之额。比方说：父祖生前是一品官，子孙所免科差，就由其生前的50顷减半为25顷；假设子孙分成10家，则每家分享免科差额度的1/10，即2.5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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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制度，官员及其家户可以免役，但不得免粮，有田土就必须交纳租税(78)，而且没有荫子孙和荫族的规定。官僚的经济特权开始萎缩了。由于官贵们经常蒙混优免，弘治年间刘乔建议明确品官的优免额度，额度之外的丁田，悉照民间均派。嘉靖十年（1531年）颁布《优免则例》，二十四年又提高了优免额度，以为优惠。在京官员，一品免粮30石、免丁30人，二品免粮24石、免丁24人；下至九品官，免粮6石，免丁6人。在外官员各减一半，以礼致仕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免。万历十四年（1586年），“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每免粮三升折田一亩，称“优免田”，余田“与民一体编役”。例如，一品京官原先免粮30石，现在折为免田1000亩；仍免30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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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1648年）颁布《优免则例》，照搬嘉靖之制。然而顺治十四年（1657年）户部又重新议定：“自一品以下至杂职、生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将优免丁粮悉应停免，以充兵饷。”此举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压缩官绅特权，以苏民困：“绅衿优免，或一人而免数十丁，一户而免千百亩，甚至包揽姻亲，受人投靠，概入已户，竟不循例当差，贻累小民！”自此以后，官员免粮已不复存在，免役也只是免除自身丁徭而已(80)。十几个世纪的官僚优免特权，再次大幅度削减。在需要加税时，朝廷往往不加给平民，只加给官户。例如三藩之乱时，清廷为筹措军费，“加征宦户地亩银”。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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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免税和免役特权的历代变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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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官僚的特权较小。秦朝的丞相之子也要服徭役，汉朝六百石以上官员（约相当后代七品以上），本人及家庭可以免役，但不能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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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南北朝的官僚贵族，不但本人，其家族成员，以至其依法占有的依附人户，都在不课不役之列。其免役免税范围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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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宋九品官本人及亲属，享有较大的减免赋役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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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初曾剥夺官僚免粮权，把免役权限于本人及家庭；至清朝，官僚的免粮免丁特权再遭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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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观帝制时代，官僚经济特权变化趋势，与他们的任官特权、教育特权、法律特权的各期变化，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综合观察历代官僚的法定特权和习惯性特权，先秦很大，秦汉很小，魏晋南北朝很大，唐宋有所衰减，明清继续萎缩。官僚特权的历史变化，留下了一个“之”字形的轨迹和五阶段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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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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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高容在哀平间为光禄大夫。其子高诩“以父任为郎中”，见《后汉书》卷七九《儒林高诩传》。六百石尚书可以任子，属特殊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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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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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晋书》卷九二《王沈传》；《魏书》卷六十《韩显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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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祥光：《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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