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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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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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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职位”是本书的主要视角，至此为止，已有大量叙述是围绕二者关系而展开的。已能看到，“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只是个简化说法，实际上它们有多种形式，还存在着居间的形态。两种分等可能在同一王朝下并存，例如在秦汉，二十等爵是一种品位，秩级则有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两种分等有可能交融，比如这样的情况：在品秩的高端，品位薪俸的分量较重；在品秩的低端，职位薪俸的分量较重。有些时代能看到发达的品位性安排，而另一些时代就不是如此了。那么对品位序列和品位性官号，应如何分析与评估呢？下面就对品位的分析方法进行总结与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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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要素的配置 大多数王朝通常使用不止一种位阶，那么权责、资格、薪俸、特权及礼遇诸要素，就可能被配置在不同位阶之上。不妨想象：某朝有A、B、C三个等级序列，它们各有分工，有可能A序列配置了权责和薪俸，而B序列用于确定入仕迁转资格，C序列则更多附丽着特权与礼遇。秦汉二十等军功爵不构成任官资格，北朝隋唐的爵级就可以叙阶了。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梁武帝的十八班，所配置的主要是资格，但不涉权责、薪俸。有人认为，公、卿、大夫、士是汉朝最重要的身份等级。汉朝以六百石以上为大夫、以下为士，然而这种大夫、士的概念大多运用于礼制场合，用于比附礼书上的古礼。就是说这种大夫、士的上面主要配置礼遇而已，其重要性不能跟爵级、秩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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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通常附丽于职位，但也不能说与品位一点儿关系没有。比如爵可以看成一种品位，周朝的公侯伯子男爵，其拥有者是国君，拥有君权；其时的公、卿、大夫、士爵，存在着官、爵、职不分的情况；卿大夫还能在个人的采邑中行使领主之权。汉代前期列侯拥有议政权，参议军国大事；还拥有选举权，可以察举贤良、方正、秀才等(1)。汉代列侯的议政、选举之权，来自周爵的历史影响。在异族政权之下，统治部族的王公往往拥有较大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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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的效力 品位及一般品秩，都有效力大小的问题。品秩效力通常都处在变化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定其效力大小。唐代陆贽云：“故锡货财、列廪秩，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2)这番话中的所谓“虚”、“实”，就是对当时不同位阶的效力评价。“实”的，就是效力较大的等级；“虚”的，就是效力较小的等级。陆贽判断虚实时所着眼的，有“货财”、“廪秩”、“品列”、“服章”、“赋事”、“资荫”、“崇贵”、“功劳”等事项。决定品秩效力的，还不止这些因素。下面提示“度量效力”、“覆盖效力”、“比例效力”及“场合效力”4个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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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的效力，首先来自品秩上所附着的资格、薪俸、特权及礼遇的高下、丰薄。这些东西的高下、丰薄是可度量、可比较的，所以这种效力，可称“度量效力”。它们等于是品爵位阶的“含金量”，又好比是货币的面值，对官僚有实质意义，官僚也分外敏感。秦汉的二十等爵本来可以授田，但后来“授田”成了一纸空文，则二十等爵的度量效力下降了。唐初依本品领俸，五品以上散阶在无职事官时依然有俸，待遇可称丰厚；唐中期改向职事品发俸，散阶上的待遇大大减少，其度量效力也下降了。当然，唐后期的散阶仍残留着若干待遇，仍可以受田、免役、官当，维系官员服色，并用于计算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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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位阶所覆盖的层级与职类，是不相同的。为此，这里揭举“覆盖效力”。有的位阶通用于多个层级、多种职类，其纵向与横向的覆盖面大，就可以说它的覆盖效力大；另一些位阶只覆盖了少数层级或少数职类，其纵向与横向的覆盖面小，则可以说它覆盖效力小。在战国之时，禄秩只覆盖了中低级官员；到了汉代，其纵向在伸展，覆盖了从丞相到佐史的各级官职；其横向在扩张，覆盖了“宦皇帝者”、文学之官、掾属、国官及军吏；则其覆盖效力大大增加。秦汉的二十等爵超越了行政组织的边界，一直覆盖到了社会成员。后代面向医官、画师、天文官的位阶，只能覆盖本职类的官员。顾江龙君认为，北魏军号还不能看成官员的本阶，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后期军号的应用范围远未覆盖官僚主体”，只有部分而不是全体官员都拥有军号(3)。至于南朝军号，据陈奕玲君的统计及估算，约有30％的中央文官拥有军号(4)，军号的覆盖面也没达到100％。这两个论点，都算是就“覆盖效力”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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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覆盖效力”不同的是“比例效力”。它指的是相对于特定参考群体，名号拥有者所占比例。“覆盖效力”是覆盖面越大，则此位阶的效力越大；而“比例效力”则是反过来的，名号拥有者人数越少，则此名号的效力越大。假设一所大学，原有100名教授，现有200名教授，那么“教授”在这所大学贬值一半。改革开放之初，大学文凭就很被社会看重；而在今天，博士学位都不稀罕了，因为中国培养的博士太多了，都超过美国了。西汉丞相只有一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汉后期实行三公制，则丞相的名望由三人分割。西晋八公并置，再加上其他“位从公”的官儿，则“公”的实际位望贬值了，或说比例效力下降了。曾读过一份研究，文中对一个家族在北朝隋唐的任官品级进行了统计。然而在那位作者所考察的时段，不止一次出现名位猥滥的现象。这时若忽略了比例效力，其统计的价值就要打折扣：在名位猥滥时，此家族成员的官居高品，不足以证明其显赫，因为拥有同样品级者比比皆是。所以“比例效力”所指示的，是位阶与名号的“物以稀为贵”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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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等级安排，只在特定场合发挥作用，由此又出现“场合效力”的问题。春秋有这样的制度：“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5)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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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上中下卿及上下大夫，有5等之异，而大国、次国、小国之间，卿大夫有7等之差。5等通用于国内，7等只用于外交场合，后者的效力是有限的。7等的架构，只在外交场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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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效力”的问题，在等级礼制方面比较明显。例如冕服礼制。周礼，卿大夫以上服冕，所以“冠冕”成了卿大夫的代称。战国秦汉间冕服衰落了。汉明帝搞复古，起用冕服，但只用于天地明堂祭祀而已。较之先秦，可以说冕服的“场合效力”下降了。南北朝时，随着“周礼”的影响不断上升，冕服的使用场合不断增加。除祭祀外，皇帝正旦、朔望和临轩，也用衮冕。隋朝皇帝祀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雩、蜡、封禅、朝日、夕月、宗庙、社稷、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用衮冕。李唐六冕，周锡保先生列举了其44种用途(6)。连官僚子弟的冠礼、婚礼，都用古冕。冕服已不只是祭服，还成了隆重的礼服(7)。而宋朝以下，冕服的使用场合越来越少，只在祭祀时用。明朝只有皇帝及皇子服冕，官僚在祭祀时也不能服冕。等级冕服的场合效力，大大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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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导致品秩效力下降的可能性 有些时候，品秩很为官僚看重，有些时候就看得轻一些。这都有其具体的情况。品秩效力是可以分解开来的。比如出现滥授现象时，度量效力、比例效力通常会下降，但覆盖效力反而增大。造成品秩效力下降的，有各种可能性，例如非正式身份强化，灰黑收入增加，以及迁转路线与一般品秩脱节等，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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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式身份强化造成的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由于传统政治的个人性和不确定性，正式品秩经常不能反映职位或人员的实际地位。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8)。君主周围可能有一些宠幸，地位不高但权势炙手可热。在政治形态较为原始，或非正常情况下，就容易发生正式品秩与非正式身份的脱节。周朝的膳夫只是给天子做饭的，在《周礼》中也不过是上士而已，然而一度权势煊赫，能跟卿士、司徒齿列，甚至能使用七鼎、九鼎(9)。西晋石崇是三品卫尉，贾谧是三品秘书监，看上去俩人平起平坐，但因贾谧恃宠弄权，故石崇谄事之，竟至望尘而拜(10)。南朝宋齐有“寒人掌机要”之事。中书舍人茹法良、吕文度等“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11)这都是非正式身份强化，而导致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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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灰黑收入增加造成的品秩效力下降。若实际收入中，灰黑收入所占比例上升，就会改变官场对职位等级的评价，导致品秩效力下降，因为品秩只能反映合法收入。明清官僚评价“肥缺”、“美缺”的标准，就是灰黑收入。“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规较多之地，岁例所入，人人预筹分润。”(12)知县都是七品官，然而“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13)。苏州七县，人称“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言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也”(14)。太仓有“困十万”之称，意思是说，不用特意搜括，只要卧床懒睡，就能到手雪花银子十万两。中央六部也有类似情况。清朝“旧之六部，户曹管财政，最为膏腴之地。吏部掌铨衡外省官员，谒选入觐者奉为神明。刑部操生杀之权，兵部典戎政。礼部事简，最为清贫。工部多杂流，所与接近者，木厂商人而已，颇为士流所轻。故时人之喻六部者，曰：富、贵、威、武、贫、贱”(15)。“肥瘠”这个令人作呕的字眼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文书中，成为正式用语。1898年黄思永建议发行“自强股票”，其拟定的办法，就是“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数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16)。“缺之肥瘠”，都成了派购股票的标准了。总之，若灰黑收入增大，则正式品秩效力下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清吏胥通为“流外”而已，不设流外九品：吏胥的生计全赖灰黑收入，“品级”对他们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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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转路线与品秩脱节造成的品秩效力下降。迁转路线，指特定职位构成的迁转次序或方式（例如超迁），须特定资格者才能进入。迁转路线有可能与正式品秩不一致。如果同一品级的不同职位，被赋予了不同的迁转前景，或品秩相同但出身不同的人，被给予了不同的迁转前景，则一般品秩的效力将会下降。详见第九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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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的获得方式与占有状态 这个指标，包括如下两点：第一，品位获得方式的开放或封闭程度；第二，品位占有的变动或稳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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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二十等爵、唐代的勋官之类，据军功而授予；唐宋明清的科举学历，来自考试。可见古代有一些品位，其获得途径是开放的，没有身份限制。而且这类品位是可变动的，即可晋升的，如从低爵晋升到高爵，从低级勋官晋升到高级勋官，或生员经考试而成为举人，举人经考试而成为进士。而周朝的卿、大夫、士爵，依宗法贵族身份获致，一旦拥有就不大变动了。中正品在魏晋还时有升降之事，到东晋南朝，其升降就相当罕见了，因为中正品与士族门第的对应关系已凝固化了，高门照例上品，“吏门”照例下品，“役门”即平民无品。开放性或封闭性，变动性或稳定性，是一个与身份和阶层相关的问题。当官员固定来自某个特定阶层时，品位的封闭性、稳定性必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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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安排的发达和重要程度 在区分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时，我们会做出“某时代品位安排比较发达”或“不发达”、“重要”或“不重要”的判断。在这时候，“发达”、“重要”是指什么？这里提供两个评估指标：第一，品位待遇的优厚或微薄程度；第二，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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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是待遇厚薄。若某时代由品位而获得的待遇优厚，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较发达；若某时代由品位而获得的待遇微薄，而且待遇更多附丽于职位，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不发达。与之类似，若某一位阶上配置的品秩要素比较丰厚，则可以认为它比较重要；如果某一位阶上配置的品秩要素不够丰厚，则可以说它不算重要。所谓待遇，包括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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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项指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参考第二项，即制度简繁。一般说来，复杂的制度总比简单的制度发展程度更高。有些时代存在着繁复的品位序列，另一些时代的品位安排却简单得多。这种区别，不是无关紧要的。所谓“复杂”，包括两个方面：一、位阶结构的复杂程度，例如某一位阶的繁密整齐，多种位阶的并存与配合，等等；二、位阶运用规则的复杂程度，包括升降、转改、回授、承袭等方面的复杂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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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厚薄与制度简繁，在逻辑上能排出4种不同组合：待遇优厚与制度复杂，待遇优厚与制度简单，待遇微薄与制度复杂，待遇微薄与制度简单。那么各种组合的不同意义，就将提供新的研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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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厚的品位待遇，在政治组织还很粗糙原始的时候，照样能够出现，因为其在技术上相当简单，很容易做到。但复杂的位阶体制就不同了，它是精致化了的行政管理手段，只能出现在官僚制度充分发展的时代。品位的结构样式与运用规则的复杂性，也就是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若政治体制还很粗糙原始，就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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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以“世袭”和“采邑”为内容的爵级特权，是非常优厚的。然而其时位阶却很简单，只是公、卿、大夫、士而已。另一个极端是唐宋，其时品、阶、勋、爵，及各种品位性官号，繁复多端而琳琅满目，还有细密冗杂的条文规定其如何使用。官僚的品阶衔号叠床架屋、升降频繁。这是因为，唐宋官僚政治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周朝政权了。当然，品位安排的复杂程度，并不总与官僚体制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明清位阶的复杂程度，比唐宋就有所下降；但明清政府的复杂精致程度，却不逊色于唐宋，还超过之。更不必说，美国政府组织之发达超过明清，然而却采用职位分等，不为文官设置个人品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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