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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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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位趋滥与职阶转化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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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位性官号，以上只是撮述而已，不是两千年中品位性官号的全部。中国古代到底出现过多少种品位，很难统计。因为，除了典型的品位序列和品位性官号之外，若把“偶或一用”也考虑在内，即把随机性的职位用如品位之事也都算上，那就不计其数了。现代学者把“职位”的内涵确定为一份事务与权责，这是很“单纯”的；而中国古代的官职，却往往含有丰富的品位意义。如果把前者比作产品包装，后者就是礼品包装，礼品很小，盒子却又大又华丽，附有各种装饰。从“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看，把职位用如品位，是一种不规范现象，职位中的品位功能是“冗余”成分，或用官僚制理论的术语说，属于“多余行为”；而从“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看，情况就不同了，千姿百态的品位手段，显示了中国王朝安排身份的高超技巧。这个王朝不但是一个“功能组织”，而且是一个“身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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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投入运行后，都必然发生变形。制度就像一个有机体，存在着演生、变迁、消亡的周期。官阶也是动态的，变动不居。下面来讨论三种经常性现象。为了方便，这里分别称之为品位趋滥律、职阶转化律和品位价值变化律。所谓“律”，是“经常性现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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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趋滥律 品位趋滥，是传统官僚政治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之一，在于“品位”不含权责要素，即便滥授，也不会马上影响行政。对这一点，汉朝政治家晁错说得特别直白：“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66)这话就说到了点子上。与职位不同，品位想授多少有多少，无穷无尽。原因之二，在于品位的颁授是刚性的，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官阶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若官僚消受某种品位利益已成习惯，想取消它们就很困难，有如“与虎谋皮”或“猴嘴里掏枣”，只能继续授下去，越授越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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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趋滥的情况，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时，晋文公俘获了曹伯，随即指责曹伯统治下“乘轩者三百人”。“轩”是大夫乘坐的车子。这话意思是曹国的大夫太滥，“无德居位者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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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军功爵制规定，斩一甲首者爵一级，“甲首”是军官的脑袋。斩军官的脑袋肯定比斩小兵的脑袋难，得爵难度是很大的。然而汉初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显示，其时连求盗、亭校长、发弩、狱史这样的走卒胥吏，都拥有了大夫、大庶长的爵位；一个案件的4位主犯，赫然拥有大庶长之爵。“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秦汉之际战事频仍，赐爵冗杂。”(68)大庶长是第18级爵，比商鞅的爵位大良造还高两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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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初创立足未稳，有必要广施名号以结人心。“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69)劝进的官员都提升了位阶，投效的百姓都给予“司徒吏”身份，从而有了选举资格。司徒吏原先二万多人，此时骤增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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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在汉代权势赫赫，位在九卿之上，“大夫”也相当清贵。魏晋以下，将军由军职变成了军阶，在南北朝后期明显趋滥。北魏后期“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70)。一块《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的碑阴上，列有太守、县令、别驾、治中、功曹、主簿、参军等63人，其中有军号的达35人之多(71)。尚书令史只是八九品吏员，但在东魏北齐，他们“皆加戎号”(72)。简直遍地都是“将军”了。“大夫”的滥授跟军号差不多少。在北魏末年，将士们“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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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武则天时出现了一个滥授的高峰。“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74)官儿多到了办公室装不下，宰相、御史、员外郎没地方坐的程度：“内外盈溢，居无廨署，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75)安史之乱开启了又一个滥授高峰，一发而不可收拾。例如散官：“唐自肃代以来，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76)勋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因“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77)。一份大将军的任命书，只值一顿酒钱。干杂活的僮仆，都穿着高干的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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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滥授滥封，当然也是其予取予夺能力的一种宣示。但除非昏主，统治者一般也都晓得滥授不能过分。所以滥授往往出于特殊需要。政局剧变或王朝易代之时，容易出现官爵大派送，因为送出一顶官帽子，政权就多了一位拥戴者。而太平年份的名位滥授，则反映了当时官僚具有更强的“自利取向”，被滥授的品位，是官僚在与皇权博弈时赢得的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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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位趋滥”和“品位趋繁”，还要略作区别。前者指授予的猥滥，后者指结构的繁密。“滥”不一定“繁”，但二者又是相关的。品位趋繁，往往出于官僚占有禄位的压力。魏晋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因受权贵子弟青睐，于是在正任之外，又设员外常侍、员外侍郎、通直常侍、通直侍郎，由此其等级趋繁了。当然，品位加繁也可能有限制的意思，即以此来延长品位阶梯、增加晋升难度。陈苏镇先生指出，梁武帝在三品将军和四品将军间插入了十六班共160个将军号，目的就是增大寒人、军人升到三品以上的难度(78)。宋神宗重新起用唐式散官做阶官，最初只有25阶。但宋哲宗感觉阶数太少、官员迁转过快，便把若干阶分出左右，由此京朝官增至45阶，迁转速度被压低了。但即令如此，我们依然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仍是王朝无力从根本上整饬名器，不得不屈服于官僚之品位要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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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趋滥与冗官冗吏，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比如有100个人，但只有50份职事，假如这皇帝不敢让官僚“失业”，他可以在两种办法间二中择一：一是让50个人做职事官，另50个人用品位供起来；二是把50份职事分给100个人做，每人“减负”一半，把职事“稀释”了。两种办法往往同时运用，因为它们是同一原因造成的。在现代中国，设置巡视员、调研员之类，属于前一种办法；某市设有9位副市长、20位副秘书长，属于后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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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指出：“诸设官者，憙废置旧名不用，而有作于新名。新名既成，则旧名不为最尊，必为冗散矣。”(79)一种位阶滥到无可再滥，往往就有新的位阶取而代之。好比旧币贬值了，就得用新币取而代之。那么新的位阶是从哪儿来的呢？下面来看“职阶转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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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阶转化律 位阶的来源有各种情况。英国中世纪的五等爵，是在13—15世纪逐渐定型的。伯爵的原意是“方伯”，男爵的原意是“自由者”或“国王的臣仆”，公爵一般授予守疆拓土的指挥官，侯爵原指边疆的领主，子爵源于法国的郡守(80)。可见英国五等爵，主要来自地方长官、领主。18世纪俄罗斯的文官14品，最初只是职位等级；但后来不升职时也能升品了，于是14品就变成了个人级别；再后，俄罗斯政府又用官号给14品命名，例如名之为大臣、特级秘密参议、秘密参议、特级文职参议等，这些官号由此变成阶名(81)。这又是一种品位来源，是由职位等级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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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能看到很多官号，最初是职位，后来却变成了品位。很多品位序列，起源于职事官的阶官化。从职到阶的转化，从而呈现为普遍现象。兹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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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使用的爵称，有侯、甸、男、卫等。裘锡圭先生认为，它们原先都是职官之名。侯的本职是为王斥候，甸的本职是为王治田，卫的本职是为王捍卫，男的本职是为王任事。“后来，这些称号好像就只有区分等级的作用了”，变成诸侯之名了(82)。换言之，商爵经历了一个由“职”而“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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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二十等爵，来自军职。魏人刘劭《爵制》一文，就是用军职来解释二十等爵名的来源的(83)。那些爵名，本来是步卒、军吏、军将的职名；在频繁战争中，它们被当成衔号来奖励军功；商鞅变法时，再把那些有名无实的衔号变成爵号，另以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将、国尉、大将等职名来编制军队。由此，军职就完成了“军爵化”的过程，与军职分离开来了。这种“职”转化为位阶，然后另行设“职”的过程，参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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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间战事频繁，将军号因不断繁衍、普授，而向军阶演化；军队之中，则另外形成了都督、军主、幢主、队主的军职体制(84)。若以图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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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勋官，是从西魏府兵制度发源的。府兵的军职，最初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体制，其下有开府，及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和子都督(85)。没多久，统治者就开始滥授府兵官号。周武帝重新排定了上柱国到仪同大将军的名号。在隋朝，形成了11等“散实官”，进而在唐初演变为十二转勋官，并被沿用至宋。其变化过程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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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府兵军职发生了阶官化之后，为避免阶、职混淆，隋朝把府兵军职改名，改为大将军、将军、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又，大都督改校尉，帅都督改旅帅，都督改队正。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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