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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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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与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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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卖官风行之时，人们是把官职视为合法私产的，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继承。在传统中国，官职位阶也是官僚的既得利益，一旦拥有，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个人属性”。位阶的转让，就是其“个人属性”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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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贵族政治之下，爵号当然不能随意转让。汉朝的爵就可以出卖了。这不是说朝廷向民众卖爵，而是说民间自相买卖，老百姓卖、老百姓买，爵级进入市场，自由流通。汉惠帝、汉文帝都有“民得卖爵”之诏。史称“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遇到灾年没钱花了，老百姓除了卖儿子之外，还卖爵级，皇帝还下诏鼓励百姓卖爵，以作为一种救灾措施(27)。汉武帝时，因功而拥有爵级的人想转让、想出卖，但渠道不畅。为活跃爵级市场、拉动内需，汉武帝下诏：“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其议为令。”于是，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应劭解释说：“言军吏士斩首虏，爵级多无所移与。今为置武功赏官，爵多者分与父兄子弟，及卖与他人也。”颜师古注：“此诏言欲移、卖爵者，无有差次，不得流行，故为置官级也。”(28)按照应劭之说，武功赏官的办法，为爵位的“移”和“卖”提供了便利，“移”就是“分与父兄子弟”。颜师古解释说，朝廷为方便买卖，特意制定了“官级”。“官级”应是指导价格，以促进爵级的“流行”，即交易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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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称为“回授”的爵级转让方式，含有限制的意思。汉廷赐民爵的诏书中，往往规定“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29)，亦即爵级超过公乘的人，需要把超过的爵级回授给兄弟或儿子。公乘是第8级爵，此爵之上可以免役。高敏先生指出，强制回授，其目的就是“要解决民爵过公乘的矛盾，从而杜绝小农因赐爵而获得免役权利的渠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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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二十等爵，封爵也可以转让。随儒家思想影响日益增大，社会出现了以“让爵”为高的风气，有人就把应袭的封爵让给兄弟，以显示自己思想境界之崇高。西汉韦元成应袭爵，让与庶兄韦弘，汉宣帝赞赏他的高风亮节，许之。东汉邓彪把爵位让给异母弟，也得到了汉明帝的批准。此外又如刘恺把爵位让给其弟刘宪，桓郁把爵位让给其兄子桓泛，丁鸿把爵位让给其弟丁盛，徐防把爵位让给其弟徐崇，等等。范晔指责他们“激诡行生而取与妄”，即自我炒作、沽名钓誉；赵翼也批评说：“夫以应袭之爵而让以鸣高，即使遂其所让，而己收克让之名，使受之者蒙滥冒之诮。有以处己，无以处人，况让而不许，则先得高名，仍享厚实，此心尤不可问也。”(31)但范晔和赵翼忘记了，西汉的爵级本来就是可以“分与父兄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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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二十等爵“分与父兄子弟”，出自私人意愿；封爵的转让，则需要朝廷的批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封爵的转让成为正式制度了，朝廷建立制度协助转让。魏晋有“分邑推恩”之制，有爵者可以分割其所封食邑，封其子弟为列侯、关内侯。例如钟毓，继承了其父钟繇的定陵侯号及1800封户；而魏文帝分其户邑，封钟繇之弟钟演及其子钟劭、其孙钟豫为列侯。还有“回封制”，就是在立了新功而应增封、进封之时，同时封其子弟为侯；或者本人爵邑不变，把新增的爵号转封给子弟。竟陵侯王昶，有功当增其封，但不是增其本人之封，而是另封二子为亭侯、关内侯。魏晋南朝原则上是一人一爵，北朝又不一样，一人可以拥有多个爵号，所以把“别封”的爵号、户邑转给子弟的现象，在北朝非常普遍。正如顾江龙君的概括：秦汉封爵是面向个人的，魏晋南北朝的封爵则是面向家族的(32)。北朝是可以通过爵级获得起家位阶的，所以爵号在家族中转让，就等于起家位阶在家族中转让，那么起家位阶间接地变成了私人所有物，在家族内部进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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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位阶，还可以直接转让。有这么几个例子：一、北魏的侍中崔光出于友情，向皇帝上表，请求把自己的位阶降一阶，转让给张彝。由此，张彝由从二品的抚军将军升了一阶，进至正二品的征西将军。二、北齐的卫尉少卿长孙子裕，在历次泛阶中累计得到了17阶，于是申请把这些阶转让给儿子长孙义贞。经当局批准，长孙义贞直接做了三品左将军。三、宋游道上表为李奖请求赠官，“回己考一泛阶以益之”，把自己的泛阶所得拿出一阶，回授给李奖，以提高李奖的赠官官品(33)。在这时候，“阶”是作为个人所有物而被转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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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回授制度，被唐宋继承下来了。爵级依然可以转让。唐制：“至郡公有余爵，听回授子孙。”(34)在封爵超过郡公时，应把超过的部分回授给子孙。官阶也可以转让。唐朝的李大亮，曾蒙贼帅张弼不杀之恩，后来自己显贵了，就向唐太宗请求“臣有今日之荣，张弼力也。所有官爵请回授”。唐太宗深为感动，随即任命张弼为中郎将，满足了李大亮的美好心愿(35)。甚至还有女子向父兄、丈夫、儿子转让官位的。郑希甫的女儿不到10岁，因系皇亲国戚，担任了皇后的斋郎，在祭祀典礼上表现甚佳，由此得到了赐官。其他女子把赐官转让给丈夫或儿子，郑小姐则把赐官转让给了祖父。这个鹤立鸡群之举，赢得了一片喝彩：“故我大父有华省之拜，阖门荣被，中外称多。”(36)北宋的赵概，因郊祀大礼而获得了恩荫、进阶、加爵的恩惠，他便“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把得到的阶、爵回授给母亲，让母亲得到了“郡太君”的封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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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实行的回授制度，也含有限制的意思。唐中期以来，因品位滥授而进入三品、五品以上者，与日俱增。在这时候，当局开始提高准入的门槛，对进入三品、五品两个层次，严格控制。这种限制，使官僚在滥授中获得的位阶打了折扣，用不上了，那么就得有补偿措施，补偿措施就是“回授”与“回充”。所谓“回授”，就是把超过的阶品回授给子孙；所谓“回充”又称“回赐”，就是把超过的阶品改换为爵号或勋官。唐中宗敕：“若制敕四阶，先是三品已上者，每阶回赐爵一级。如及郡公外，亦许回授。即计阶至正六品上及正四品上，准格例未合入五品、三品，每一阶回赐勋一转”；唐文宗五月规定，凡因考数不及三十考而未能进入三品阶者，每阶可以回充勋官一转(38)。比如你在泛阶中得到了四阶，若累加已超过三品，就不能进阶了，多余的阶就要改换为爵级，一阶换成一级爵；但若爵级因此而超过了郡公，又不能晋爵了，你还得把多余的阶回授给子孙。总之，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你的阶超过三品、不让你的爵超过郡公。多余的阶也可以改换为勋官，一阶回充勋官一转。可见不同的位阶是相通的，具有共同的性质，有如不同币种，可以互相兑换，若某个币种的持有超过了限额，那么允许你兑换为其他币种，以使你的总财富不至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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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资也可以“回授”。文武臣僚及内侍迁转有“止法”：在循资进阶中，官阶到了一定阶位，就停止磨勘，不能继续升阶了，除非又获得了特殊条件。例如武臣转至武功大夫为止，非有军功不得转行。文臣寄禄官，自承务郎以上应迁官者，至中大夫为止；若要再转为太中大夫，非侍从官不可。执政官转至金紫光禄大夫为止，在拜相之后才能转特进。捧香（宗室外戚以恩荫得官者）只能转至训武郎。吏人年劳出职，只能转至承直郎。内侍官，只能转至遥郡观察使(39)。然而与此同时，朝廷又网开一面，允许官僚把超出的那部分“资”转授弟侄、子孙、亲属，供他们入仕迁官：“合转官而碍止法者，许回授与弟、侄、子、孙入仕或转行。”(40)有个叫李定的官僚，家族观念特别重，不但拿钱财赈赡宗族，弄得自己“家无余赀”，而且“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把得到的恩荫机会，全都回授给了哥哥的儿子们，结果到临死，自家的亲儿子反倒一个都没当上“干部”，全是布衣(41)。除了把官职回授给亲属，还有把官职回授给门客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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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阶可以回授给父母的制度，在明清变成了“移封”，即把所获散阶转给父祖。这时的散阶虽没多少实惠，但儿子的孝心仍能换来父祖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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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之所得品衔，一定程度上可以流通。《官场现形记》中的随凤占，只是个从九品的吏目，“上任之后，轿子跟着只能打把蓝伞，乡下人不懂得，还说这轿子里的老爷是穿服的。心想蓝伞实在不好看”，齐巧有人抵押给他一张空白五品翎顶奖札，他“非凡之喜，立刻穿戴起来，手本上居然加了‘蓝翎五品顶戴’六个小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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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与回授制度表明，官僚所得品位勋爵具有一定个人财产的属性，这一点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大致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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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贵族政治之下，不存在官爵的流通与转让制度，但官爵的私有属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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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的爵级可以流通与转让，说明此期爵级的私有属性很强。但官职与秩级不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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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唐宋的爵级可以转让。北朝唐宋的官阶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转让，说明此期“阶”的私有属性，也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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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的移封制度，所转让的只是一个虚衔，其私有属性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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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衔的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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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宝山公墓，王小波面对碑上各种头衔，不由得回忆美国之所见了：“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44)杰斐逊的墓志铭只三行字：“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对他当过国务卿和总统的事情，只字未提。西方的葬礼致辞往往是一篇散文(45)。此间所见讣告，则多半要罗列历任职衔，如同干部履历表。据说美国华人特别喜欢成立社团，而且一人参加好几个社团，由此名片上就可以印上很多头衔了。头衔如何开列也很有趣。某名人有一百多个兼职，若全都印在名片上，只能印成那种折叠式的。也有反面的例子。据闻，某名人的名片只有三字：某某某。那就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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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众多的头衔，在中国古代，也是被视为能力、地位与成功的标志的。官员在获得各种职阶勋爵之后，就将在各种场合把它们一一开列。结衔是一种展示和夸耀，如有可能就尽量不遗漏，以期物尽其用，以免暴殄天物。在品位繁复的朝代，官员的结衔就会非常漂亮，叠床架屋而琳琅满目，若非历史专业出身，往往很难弄清其为何官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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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爵与职 当然，在古代早期尚不如此。周朝的贵族官员，有爵级、有职名，前者如公卿大夫士，后者如司徒、司马、司空之类，但没有爵、职两衔并列的习惯。孔子曾为司寇，然而他的头衔，不会是“大夫、司寇孔丘”。这是因为，当时的官阶制仍较原始，爵、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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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职并列现象，以战国为始。《秦右庶长歜封邑陶券》上，有秦惠文王时的一位“大良造、庶长游”，和一位“司御、不更”(46)。铜兵器上还有“大良造、庶长鞅”的铭文，“鞅”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47)。以上结衔，必定一个是爵号、一个是职名。在《史记》的记载里，商鞅是先做左庶长、后做大良造的，二者都是爵号；铭文所显示的，却是两衔同时拥有，一爵一职，足证《史记》之疏。这样就形成了“复式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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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当一段时间里，爵、职并列仍不普遍。陈直先生云：“秦代爵重于官。……秦代武臣所称皆为爵名，此外并无官名，是官爵合一之特征。汉代则官重于爵，有官者书官，无官者书爵。”(48)在琅邪刻石上，秦始皇的随从官员是这样列衔的：“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49)文官列职名，武官列爵号；有职者书职，无职者书爵。汉朝官员通常都有一爵一职（封爵或二十等爵），但爵、职不并书。西汉霍光率群臣上书太后，仍是有职者书职、无职者书爵的(50)。这与拜占庭帝国的习惯相反。在拜占庭，头衔用以标志身份，终身不变；习惯上先称头衔，官职则可以称也可以不称(51)。霍光加号“大司马”，王莽加号“安汉公”，只是少数权贵的特例，由《史记》、《汉书》可知，汉代的官衔相当简练，习惯于“单一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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