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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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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曾指出若干传统国家存在“双重衔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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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拜占庭和中国，各自都有双重的衔号制度。一种衔号确认其拥有者具有从属于某一特定阶级的一般标志，例如，罗马的元老阶层和骑士阶层，拜占庭的诸如“克拉利希米”一类衔号，以及中国官员的品阶。另一类衔号则确认其拥有者的职能和官位，例如一个部门或一个军事单位的长官地位，或一个行省的长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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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这种制度的盛行似乎是从汉代开始的。但晚唐之后则肯定就是如此。显贵与贵族的衔号，逐渐更多地只限于皇族了，其拥有者逐渐被取消了实际的政治权力。尽管中国的品级制度远比拜占庭的制度更具持久性和系统性，然而它也具有对一般品阶和职能性官位称号加以区分和对衔号的世袭性转让加以某些限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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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专制时期的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由统治者来分配衔号的政策十分鲜明。这表现于王室的如下企图之中：创置新的衔号与官位，对世袭性称号和职能性官位加以区分，通过卖官一类方法输入‘新鲜血液’，限制或预防新设地位的世袭性转让的可能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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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重衔号”之说，其中一类用作“某一特定阶级的一般标志”，另一类用来“确认其拥有者的职能”。在本书的“品位—职位”的视角中，“确定拥有者的职能”的衔号，首先是职位的名称及职位的等级；而用作“某一特定阶级的一般标志”的衔号，因其是人的等级，所以在“品位”的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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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官阶制的了解，当然比艾森斯塔得所见更为复杂。这里不止有“双重衔号”，甚至还有多重衔号，多种位阶并存互补，形成了“复式结构”。但无论如何，“双重衔号”之说提示人们，在等级安排上有“职能”和“身份”两个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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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功能与人员身份的二元性，由此成为我们推演的出发点。这个推演，将沿三个方面展开：规划官阶的目的，等级组织的特性，官僚群体的特性。问题将被这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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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治者将出于什么考虑来规划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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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等级组织的基本特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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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官僚的基本行为取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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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问题，这里提供“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一组概念；针对第二个问题，这里提供“功能组织”和“身份组织”一组概念；针对第三个问题，这里提供“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一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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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 统治者在为官职和人员分等分类时，会有各种不同考虑，由此造成不同的等级样式及运用规则。在各种各样的考虑中，我们重点讨论“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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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即行政机器的正常运作。这是以“事”为本的，是一种技术考虑，即根据技术的需要，来规划科层结构与人员等级。其目的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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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职位之间的科层关系，即指挥、统属和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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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示职位的重要程度，把较重要的职位置于较高品级，通常以权力、责任及事务的大小简繁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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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人员的录用、薪俸、待遇、激励和奖惩提供等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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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与官署的不同等级，应体现其间的行政统属、协作与监管关系；不同职类的划分，应适应于事务性质和人员条件；通过级别高下，授予官吏应得报酬；通过级别升降、位阶予夺，实施激励和惩处；针对不同事项，如功绩、资历、能力和技能，设定灵活精致的等级管理办法；层级和品秩的形式，既要具有覆盖效力，又要简练整齐，以便于操作、降低管理成本，等等。官僚政治的基本结构就是集权，即通过各官署的单一首长制，最终组成金字塔式的指挥体制，并把最高决策者的意志范围扩张到最大限度。那么等级安排，就必须确保上级对下级的权威地位，中心对边缘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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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运作考虑”而言，中国官阶与现代文官制有很多相通之处，遵循着若干类似的规律。当然，不同之处也随处可见。帝国体制下并无三权分立，立法人员、司法人员是被当做“文官”来管理的，使用同样的官阶。现代政府职能复杂，官员分类也复杂；传统农业社会分工简单，政府为社会提供管理与服务的机构少得多。但传统体制也有其复杂之处，存在扈卫皇帝、供养皇室的特殊官署，及侍从、宦官、女官等特殊职类，这是现代文官制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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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考虑”则是以“人”为本的。其目的也可归纳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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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官爵来安排地位与身份，首先是安排体制内的地位与身份，进而去调整或适应社会等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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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配权势利益，首先是在体制内分配，进而是调整整个社会的再分配。在这时候，官爵是作为一种“权益”甚至“福利”而被授予和赐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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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持政治效忠，比如通过特定衔号或身份安排，来维系“拥戴群体”，构建“效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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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阶是一种安排社会身份的手段，是一种分配权势利益的手段，是一种维系政治效忠的手段。身份考虑虽然也将体现于职位结构，例如为安排人员而设置特殊职位；但主要体现在人员结构方面，体现在品位安排之上。因为身份是人的身份，而“品位”是个人的位阶。从“身份考虑”看，传统王朝与现代法治政府呈现出了最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用于安排身份的品阶勋爵，其繁复精巧，在前现代社会中少有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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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戴群体与效忠机制 对上文所揭“拥戴群体”与“效忠机制”，这里做一个简略陈述。统治者在安排品阶时，不是“无私”的，必然考虑强化臣民政治效忠的问题。现代文官被要求政治中立，对政治效忠的过度考虑，被认为会带来各种弊端(2)。然而也如斯考切波所论：“在任何情况下，最为重要的都不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与默认，而是在政治上最有权力而且是被动员起来的集团、而且常常是特定政权自己的干部的支持与默认。”领导人若在这些集团中丧失了合法性，动乱就会发生(3)。钱穆亦云：“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4)等级、名位，就是维系拥戴群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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