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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第十一章 品位结构变迁的五线索：贵贱、士吏、文武、宫朝、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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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阶的功能，被我们确定为“为官员分等与分类，为官职分等分类”。在技术层面上，官员的分类首先是一般职类问题；而在政治层面说，帝国之中的官僚贵族也呈现为不同类型，分等分类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与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形态、特点及其变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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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专制主义时，有人过多着眼于皇权是否受监督，是否独揽决策之权，却忽略了人身支配或身份安排(1)。从政治学上说，专制主义还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2)。“臣”这个称呼，本来就是家奴的意思。进一步说，在实施人身支配、决定身份安排时，皇权面对着各个阶层、各种势力。在讨论皇权、官僚与贵族的“三角恋”时我们已指出，皇权与官僚结合，或与贵族结合，将影响专制的强度。贵族势力强大了，专制的强度就将下降，因为皇帝与贵族的关系不是、至少不全是“主奴”关系。又如士人，他们与皇权的关系很特别，也不完全是“主奴”关系。中国士人怀有一种屈原式的“妾妇”心态，以妾、夫关系视君臣关系(3)；但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展现出孟子式的“大丈夫”风貌来，伸张政治理想、行使政治批评。假如这成了士大夫的常态，那么皇帝的专制气焰就会相对低落一些。所以专制皇权将借助其他势力来对付他们。进一步说，传统中国官贵还有更多的类型与身份，如文官、武官、士人、文吏、士族、寒门、宗室、外戚、宦官、胥吏、伎术官等，异族政权下还有部族显贵。各类官贵身份与皇权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都将影响专制主义的形态与官僚政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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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卢梭所说：“一种制度，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所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4)官阶制是一种权势与利益的分配制度，而且这种分配经常是一种“零和游戏”：在特定等级安排下，某种势力得到的权势与利益多了，其他势力得到的就少了。官贵的身份类型，经常影响到品位结构之上：不同样式的位阶，赋予不同类型的官贵以不同身份，使之处于不同地位，享受不同待遇，并按不同标准和路线迁升。不同身份的政治势力在“物竞天择”的政治角逐之中，无不在全力争夺地位与待遇，争取适合于一己特点的优越升迁机会及位阶标志。总之，传统官阶不仅为官员做技术分类，还以不同方式为官贵做政治分类，从而使“分等分类”具有了政治意义、身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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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这类问题，主要有哪些呢？我们选择其五，即“贵—贱”、“士—吏”、“文—武”、“宫—朝”与“胡—汉”问题，分节阐述之。阐述将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五条线索的政治社会意义；第二，五条线索在品位结构上的表现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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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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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存在着“品级、等级、阶级的更大一致性”。行政级别与社会等级、阶级具有更大对应性。无疑，各朝的品级都区分尊卑贵贱。但其间还是有性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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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代某些品位序列的高下安排，具有区分身份与阶层的意义，它表明另一些社会阶层处于高贵地位，另一些社会阶层处于卑贱地位。在“贵贱”概念之下，我们将观察如下现象：王朝品位是否与某个阶层存在特殊关系，体现其特殊利益，而那个阶层是一个身份高贵的凝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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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还要提问：是国家品级塑造着社会等级、阶级，还是社会的等级、阶级塑造王朝品级？专制官僚体制有一个内在要求，即按组织内部需要，去改造外部环境，是为“外向性的内向化”。然而在事实上，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社会等级与阶级，对政治体制也有其反作用。在面对社会之时，王朝可能用品级去改造社会等级，也可能用品级去适应社会等级。改造是“主动”的，适应是“被动”的。总之，品级可以塑造社会等级与阶级，社会等级与阶级也可以塑造王朝品级。在这时候，是“由贵而官”还是“由官而贵”，不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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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为分析品位提供了这样一组指标：品位获得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品位占有的变动或稳定程度。若某种品位、或某时代的品位秩序是开放而流动的，在本章意义上，我们就认为它没有“贵—贱”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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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拥有爵级者，构成了一个高贵的阶层。公、卿、大夫、士等爵号，是贵族权势的等级符号。卿大夫拥有的采邑和人民，最初在形式上来自封赏，但“王分封赏赐给大贵族的土地田邑，一经成为固有领地，就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5)。西周朝廷之上，有些世卿大族掌权达十几代，他们在王畿内占有采邑达数百年之久(6)。贵族的采邑数量，并不总与爵级、官职严格对应；采邑除了任职时国君所授予的，还有家族继承的，随机赏赐的，甚至巧取豪夺而来的(7)。不能认为贵族的土地、人民全部来自爵位，在得爵之前贵族两手空空。相反，在相当程度上，爵位倒是对贵族传统权势的一种“追认”(8)。而且周朝的爵列产生，远远晚于贵族世袭权势的形成。段志洪先生认为，周初无大夫之称，“西周晚期出现了大夫这一等级称谓”，“周初之‘士’作为贵族称呼没有等级意义”(9)。周朝的爵列出现较晚，而周代贵族权势却形成较早；可见即使没有爵号，大小贵族的地位与权势依然存在。那么第一，周爵严格区分“贵—贱”，面向贵族阶层，其爵号的获得方式是封闭的，其占有是稳定的；第二，周爵属于国家用爵号去适应社会等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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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反差的是秦汉。此期平民能够以军功得爵。二十等军功爵在秦与汉初造就了一个军功地主阶层，进而被用作整个社会的身份体系。西汉社会的“平民性”极其显眼。周朝延续数百年的贵族，至此彻底衰落，历史出现了一个“世家”的断层；除军功受益阶层外，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能使朝廷感到必须照顾其特殊利益。禄秩是一种“吏禄”，是新兴文吏的等级管理手段；而秦与汉初的新兴文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存在特殊关系。无论爵级还是秩级，都呈现出了相当之大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代品位结构无“贵—贱”之别；在世家“断层”之中崛起的秦汉帝国，展示了用官爵手段主动塑造社会等级的强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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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保障了士族门阀的身份特权。南朝沈约云：“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10)晚周至汉实行“以智役愚”，即选贤任能，士人可以凭借才智沿等级阶梯爬上去；而魏晋以来变为“以贵役贱”，品位制度维护了士族的高贵身份。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东晋以下更是依门第而定品，“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11)。南朝选官特别重视官职的“清浊”，而“社会阶级上士庶之别与官位清浊之别甚有关系”(12)。官职的“清浊”与社会阶级是对应的。士族的家谱，如侨姓士族的《十八州士族谱》，吴姓士族的《东南谱集抄》之类，居然成了吏部的选官依据：“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13)北魏有一种选官文件《方司格》，也是类似的东西(14)。南朝有“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说法。“士大夫”的本意是官僚，谁都知道，官僚都是天子所命的；而江左所谓的“士人”、“士大夫”却特指士族门阀，士族门阀的身份与门第一旦形成，那就不是哪一位天子能轻易改变的了。这有点像西欧中世纪的观念：国王无法制造高贵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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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看待门阀现象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看法认为，门阀的权势根据在于大地产和依附民，或其作为“地方名望家”的“自律性”，或“豪族共同体”的领袖身份；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士族是“寄生官僚”，其社会权势仍是以“官位”为中介而获得的。如依前一看法，王朝品位在更大程度上是由门阀塑造的；如依后一看法，门阀之形成与维系，仍以长久地占有官位与品位为必要条件。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看法。与周朝贵族相比，中古门阀“由官而贵”的分量较大，“由贵而官”的分量较小。换句话说，中古门阀对“官本位”即行政本位，比周朝贵族有更大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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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荫叙仍然比较发达。但也如学者所论，唐代荫叙是以当代官爵为主，而不是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以传统门第为主的。官僚的“贵族化”程度下降了，“因官而贵”进一步强化。随科举繁荣，品位结构中的“贵—贱”限制大为淡化。大多数中国男性被给予了这样一个机会：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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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子来自国家学校，功名来自国家考试，官爵由国家授予。国家品级对社会等级与阶级的改造能力，在唐宋回升，并在明清继续上升。此期的主干性位阶——科举功名，与“士”或“绅士”阶层显示了直接的联系。“士”的特征是“学而居位”；“绅士”之名，则突出了其地方精英和地主身份。吴晗先生说：“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16)学界大致形成共识：“以士大夫（＝是受儒家教育的知识人，大体上是地主）为支配阶层的社会结构，是从宋代确立以来，本质上没有改变地持续到将近一千年的清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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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阶层”并不完全“因官而贵”，他们仍有其独立身份。只要社会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文教活动，就会有“士”存在。不务科名而只以经史诗文为乐者，只要达到了一定造诣，在人群中就同样被视之为“士”，进而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中，拥有了某种高于平民的尊贵地位。进而考虑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就不能不承认，地主阶级在进入士阶层时占有优势。东汉就有这种情形了。侯外庐先生指出：“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如果没有豪族地主作为背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盛况。”(18)当然，豪族地主必须首先“士人化”，并通过功名与官位才能成为“绅士”，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比起周朝贵族与中古士族，历史后期“绅士”具有大得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王朝官位优先向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开放，王朝品位——主要是科举功名——以这个阶层的“文化资本”为尺度，这又与秦汉不同。秦汉二十等爵级的背后，是一个军功受益阶层；但秦汉秩级的拥有者文法吏，就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来。大致说来，科举时代的王朝位阶，仍有一定程度的“贵—贱”之分。这个“贵”，就是“士”作为“四民之首”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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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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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贵贱有别”，有爵者属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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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等级秩序“贵贱无别”，爵级与秩级都是开放性的。但在秦与汉初，爵级曾与军功地主阶层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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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以贵役贱”，九品官人法与五等爵维护了士族门阀阶级的高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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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明清进入科举时代，在考试面前“贵贱无别”，但科举功名与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或“绅士”阶层，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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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贵—贱”问题还涉及了更多政治势力，如皇亲国戚，如部落贵族等等。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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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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