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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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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存在着“品级、等级、阶级的更大一致性”。行政级别与社会等级、阶级具有更大对应性。无疑，各朝的品级都区分尊卑贵贱。但其间还是有性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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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代某些品位序列的高下安排，具有区分身份与阶层的意义，它表明另一些社会阶层处于高贵地位，另一些社会阶层处于卑贱地位。在“贵贱”概念之下，我们将观察如下现象：王朝品位是否与某个阶层存在特殊关系，体现其特殊利益，而那个阶层是一个身份高贵的凝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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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还要提问：是国家品级塑造着社会等级、阶级，还是社会的等级、阶级塑造王朝品级？专制官僚体制有一个内在要求，即按组织内部需要，去改造外部环境，是为“外向性的内向化”。然而在事实上，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社会等级与阶级，对政治体制也有其反作用。在面对社会之时，王朝可能用品级去改造社会等级，也可能用品级去适应社会等级。改造是“主动”的，适应是“被动”的。总之，品级可以塑造社会等级与阶级，社会等级与阶级也可以塑造王朝品级。在这时候，是“由贵而官”还是“由官而贵”，不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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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为分析品位提供了这样一组指标：品位获得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品位占有的变动或稳定程度。若某种品位、或某时代的品位秩序是开放而流动的，在本章意义上，我们就认为它没有“贵—贱”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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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拥有爵级者，构成了一个高贵的阶层。公、卿、大夫、士等爵号，是贵族权势的等级符号。卿大夫拥有的采邑和人民，最初在形式上来自封赏，但“王分封赏赐给大贵族的土地田邑，一经成为固有领地，就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5)。西周朝廷之上，有些世卿大族掌权达十几代，他们在王畿内占有采邑达数百年之久(6)。贵族的采邑数量，并不总与爵级、官职严格对应；采邑除了任职时国君所授予的，还有家族继承的，随机赏赐的，甚至巧取豪夺而来的(7)。不能认为贵族的土地、人民全部来自爵位，在得爵之前贵族两手空空。相反，在相当程度上，爵位倒是对贵族传统权势的一种“追认”(8)。而且周朝的爵列产生，远远晚于贵族世袭权势的形成。段志洪先生认为，周初无大夫之称，“西周晚期出现了大夫这一等级称谓”，“周初之‘士’作为贵族称呼没有等级意义”(9)。周朝的爵列出现较晚，而周代贵族权势却形成较早；可见即使没有爵号，大小贵族的地位与权势依然存在。那么第一，周爵严格区分“贵—贱”，面向贵族阶层，其爵号的获得方式是封闭的，其占有是稳定的；第二，周爵属于国家用爵号去适应社会等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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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反差的是秦汉。此期平民能够以军功得爵。二十等军功爵在秦与汉初造就了一个军功地主阶层，进而被用作整个社会的身份体系。西汉社会的“平民性”极其显眼。周朝延续数百年的贵族，至此彻底衰落，历史出现了一个“世家”的断层；除军功受益阶层外，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能使朝廷感到必须照顾其特殊利益。禄秩是一种“吏禄”，是新兴文吏的等级管理手段；而秦与汉初的新兴文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存在特殊关系。无论爵级还是秩级，都呈现出了相当之大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代品位结构无“贵—贱”之别；在世家“断层”之中崛起的秦汉帝国，展示了用官爵手段主动塑造社会等级的强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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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保障了士族门阀的身份特权。南朝沈约云：“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10)晚周至汉实行“以智役愚”，即选贤任能，士人可以凭借才智沿等级阶梯爬上去；而魏晋以来变为“以贵役贱”，品位制度维护了士族的高贵身份。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东晋以下更是依门第而定品，“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11)。南朝选官特别重视官职的“清浊”，而“社会阶级上士庶之别与官位清浊之别甚有关系”(12)。官职的“清浊”与社会阶级是对应的。士族的家谱，如侨姓士族的《十八州士族谱》，吴姓士族的《东南谱集抄》之类，居然成了吏部的选官依据：“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13)北魏有一种选官文件《方司格》，也是类似的东西(14)。南朝有“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说法。“士大夫”的本意是官僚，谁都知道，官僚都是天子所命的；而江左所谓的“士人”、“士大夫”却特指士族门阀，士族门阀的身份与门第一旦形成，那就不是哪一位天子能轻易改变的了。这有点像西欧中世纪的观念：国王无法制造高贵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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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看待门阀现象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看法认为，门阀的权势根据在于大地产和依附民，或其作为“地方名望家”的“自律性”，或“豪族共同体”的领袖身份；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士族是“寄生官僚”，其社会权势仍是以“官位”为中介而获得的。如依前一看法，王朝品位在更大程度上是由门阀塑造的；如依后一看法，门阀之形成与维系，仍以长久地占有官位与品位为必要条件。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看法。与周朝贵族相比，中古门阀“由官而贵”的分量较大，“由贵而官”的分量较小。换句话说，中古门阀对“官本位”即行政本位，比周朝贵族有更大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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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荫叙仍然比较发达。但也如学者所论，唐代荫叙是以当代官爵为主，而不是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以传统门第为主的。官僚的“贵族化”程度下降了，“因官而贵”进一步强化。随科举繁荣，品位结构中的“贵—贱”限制大为淡化。大多数中国男性被给予了这样一个机会：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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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子来自国家学校，功名来自国家考试，官爵由国家授予。国家品级对社会等级与阶级的改造能力，在唐宋回升，并在明清继续上升。此期的主干性位阶——科举功名，与“士”或“绅士”阶层显示了直接的联系。“士”的特征是“学而居位”；“绅士”之名，则突出了其地方精英和地主身份。吴晗先生说：“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16)学界大致形成共识：“以士大夫（＝是受儒家教育的知识人，大体上是地主）为支配阶层的社会结构，是从宋代确立以来，本质上没有改变地持续到将近一千年的清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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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阶层”并不完全“因官而贵”，他们仍有其独立身份。只要社会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文教活动，就会有“士”存在。不务科名而只以经史诗文为乐者，只要达到了一定造诣，在人群中就同样被视之为“士”，进而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中，拥有了某种高于平民的尊贵地位。进而考虑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就不能不承认，地主阶级在进入士阶层时占有优势。东汉就有这种情形了。侯外庐先生指出：“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如果没有豪族地主作为背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盛况。”(18)当然，豪族地主必须首先“士人化”，并通过功名与官位才能成为“绅士”，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比起周朝贵族与中古士族，历史后期“绅士”具有大得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王朝官位优先向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开放，王朝品位——主要是科举功名——以这个阶层的“文化资本”为尺度，这又与秦汉不同。秦汉二十等爵级的背后，是一个军功受益阶层；但秦汉秩级的拥有者文法吏，就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来。大致说来，科举时代的王朝位阶，仍有一定程度的“贵—贱”之分。这个“贵”，就是“士”作为“四民之首”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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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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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贵贱有别”，有爵者属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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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等级秩序“贵贱无别”，爵级与秩级都是开放性的。但在秦与汉初，爵级曾与军功地主阶层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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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以贵役贱”，九品官人法与五等爵维护了士族门阀阶级的高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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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明清进入科举时代，在考试面前“贵贱无别”，但科举功名与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或“绅士”阶层，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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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贵—贱”问题还涉及了更多政治势力，如皇亲国戚，如部落贵族等等。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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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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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士人与专业行政吏员的关系，构成了影响品位结构的又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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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官与知识分子是不同职业，分属不同社会领域，中国传统士大夫却兼有“文人”和“官僚”二重角色，同时承担行政和文化，一身二任。外国文学，例如日本文学，有一种“超政治性”(19)；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诗文，大抵是帝国官僚的作品，中国文学以至中国学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文章有所谓的“台阁体”，官僚们“讴歌升平”的文笔居然形成一种体裁(20)。很多被当成文学作品来研究的文字，其实是行政文书，从而让文体的研究者陷入困惑(21)。福尔索姆看到：“在整个中华帝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吏’和‘士’之间在如何正确培养国家公职人员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争斗。‘吏’在行政管理上是行家……‘士’所关心的并不是官僚政治的细枝末节，而是与生活本身相关的宏观问题。”(22)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看，用诗赋八股选拔兵刑钱谷的承担者，并不合乎专业化原则。所以，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韦伯认为中国缺少专家政治(23)，列文森甚至说中国士大夫是“业余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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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大夫“一身二任”，也有其特殊功能、存在根据和社会基础。第一，士大夫承担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其纲常名教、忠孝仁义之说，发挥着社会调节和社会整合的功能。第二，士大夫承载的“道统”相对独立于“政统”，二者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制衡，是中国政治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士大夫通过“规谏”纠矫帝王对“道统”的偏离。第三，士大夫文化本身有很强的实用性，儒学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经史中包含着历代统治经验，文书法典的制作也需要读写能力。第四，经史诗文知识是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认同、内部凝聚和交流沟通的手段。第五，一般说来，受过系统文化训练者总具有较高智力，兵刑钱谷事务，并不是士人在任职之后不能兼习兼通的。第六，在士大夫之外，还有专业化的胥吏承担具体事务，从而弥补了士大夫不通吏事的缺陷。第七，中国古文明的发达造成了一个士阶层，那么这个阶层就注定要在政治上表现自己，包括以其文化理念与知识结构影响帝国政治制度，例如科举制度以诗赋八股取士，就是适应了这个阶层的知识结构。质言之，“士大夫政治”也有其自己的逻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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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揭举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问题时，首先必须厘清“士”、“吏”概念。对这两个概念，应从资格与职位两方面综合理解。有资格意义上的士、吏之别，也有官职意义上的士、吏之别。从资格意义上说，二者分别是人文教养的拥有者与专业行政技能的拥有者；但从官职意义上说，在儒生士人担任吏职之后，就也是“吏”了，当然是所谓的“儒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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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吏”关系对王朝品位结构的影响，其要有二：第一，科举功名最终变成了主干性位阶；第二，在官品上造成了流内流外体制，流内以士大夫为主体，流外是胥吏，属专业吏员。由此“官—吏”之别，变成了“士—吏”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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