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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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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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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士人与专业行政吏员的关系，构成了影响品位结构的又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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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官与知识分子是不同职业，分属不同社会领域，中国传统士大夫却兼有“文人”和“官僚”二重角色，同时承担行政和文化，一身二任。外国文学，例如日本文学，有一种“超政治性”(19)；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诗文，大抵是帝国官僚的作品，中国文学以至中国学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文章有所谓的“台阁体”，官僚们“讴歌升平”的文笔居然形成一种体裁(20)。很多被当成文学作品来研究的文字，其实是行政文书，从而让文体的研究者陷入困惑(21)。福尔索姆看到：“在整个中华帝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吏’和‘士’之间在如何正确培养国家公职人员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争斗。‘吏’在行政管理上是行家……‘士’所关心的并不是官僚政治的细枝末节，而是与生活本身相关的宏观问题。”(22)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看，用诗赋八股选拔兵刑钱谷的承担者，并不合乎专业化原则。所以，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韦伯认为中国缺少专家政治(23)，列文森甚至说中国士大夫是“业余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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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大夫“一身二任”，也有其特殊功能、存在根据和社会基础。第一，士大夫承担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其纲常名教、忠孝仁义之说，发挥着社会调节和社会整合的功能。第二，士大夫承载的“道统”相对独立于“政统”，二者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制衡，是中国政治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士大夫通过“规谏”纠矫帝王对“道统”的偏离。第三，士大夫文化本身有很强的实用性，儒学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经史中包含着历代统治经验，文书法典的制作也需要读写能力。第四，经史诗文知识是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认同、内部凝聚和交流沟通的手段。第五，一般说来，受过系统文化训练者总具有较高智力，兵刑钱谷事务，并不是士人在任职之后不能兼习兼通的。第六，在士大夫之外，还有专业化的胥吏承担具体事务，从而弥补了士大夫不通吏事的缺陷。第七，中国古文明的发达造成了一个士阶层，那么这个阶层就注定要在政治上表现自己，包括以其文化理念与知识结构影响帝国政治制度，例如科举制度以诗赋八股取士，就是适应了这个阶层的知识结构。质言之，“士大夫政治”也有其自己的逻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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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揭举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问题时，首先必须厘清“士”、“吏”概念。对这两个概念，应从资格与职位两方面综合理解。有资格意义上的士、吏之别，也有官职意义上的士、吏之别。从资格意义上说，二者分别是人文教养的拥有者与专业行政技能的拥有者；但从官职意义上说，在儒生士人担任吏职之后，就也是“吏”了，当然是所谓的“儒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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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吏”关系对王朝品位结构的影响，其要有二：第一，科举功名最终变成了主干性位阶；第二，在官品上造成了流内流外体制，流内以士大夫为主体，流外是胥吏，属专业吏员。由此“官—吏”之别，变成了“士—吏”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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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的政治体制之中，已蕴涵着士、吏两分的格局了。当时的政务承担者分两大层次：有爵的贵族卿大夫士和无爵的胥吏，即府史胥徒之流。“爵禄”的内容是采邑、禄田，胥吏则以“稍食”为生，以“稍食”定等。卿、大夫、士又可以统称为“士”，“士”也是贵族通称。贵族既是任事者，又是一个文化教养阶层，自幼接受教育，拥有“六艺”、“九能”(26)。所以“士”或“士大夫”的称谓，有浓厚的文化意味。士大夫是道德与礼乐的代表，是“君子”；府史胥徒承担各种细小的职役，属“庶人在官者”，属“小人”。“君子勤礼，小人尽力。”故马一浮先生云：“先儒释君子小人有二义：一为成德之称，一为在位之称。”(27)质言之，从制度与文化看，周朝已有后世“士—吏”两分的轮廓了。在制度上，就是“爵禄—稍食”体制，前者属品位分等，后者则是职位分等的最初形态；在文化上，就是士大夫承担道德礼乐，而胥吏等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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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周代“士、吏有别”，秦汉的品位结构就是“士、吏无别”的。战国变法带来了文法吏的崛起，他们是受过法律、文书和财会训练的专业吏员。秦汉帝国的基本政治精神，就是“以刀笔吏治天下”。传承古典文化的士人，在秦遭遇“焚书坑儒”。刀笔吏既不承担古典文化，与各个社会阶层也很少特殊联系，他们的崛起与扩张，一度弥平了士大夫与胥吏之间的鸿沟。秦汉“百官皆吏”，从低级吏员直到宰相，都没有身份性限制。如祝总斌先生所言：“后代吏胥身份卑贱，备受歧视，特别是仕进升迁前途有限；而汉代的‘令史’、‘掾史’、‘少吏’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吏、官身份无别，这是两汉吏胥制度的最大特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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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官、吏有别”制度，与士阶层的发展密切相关。随汉武帝独尊儒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生士人加入政权，与文吏并立朝廷。这随即就影响到了王朝品位结构。汉代选官，以德行、明经、明法、治剧“四科”取士。前两科向儒生倾斜，后两科向文吏倾斜。某些职位要求用“明经”，另一些职位则是“明法补”。汉代孝廉察举，也以儒生、文吏分科。东汉顺帝时的孝廉考试，就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分途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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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士—吏”区别，主要表现为横向的资格分类，而不是纵向的高低分等。在制度上，明经不比明法高一头，儒生也不比文吏高一头，只是资格类别不同而已。沈约这样评价汉朝选官：“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29)就是说，即便是士人出身，也得从“小吏干佐”干起。从资格分类说，儒生、文吏有别；就资格分等说，儒生、文吏无别。东汉还规定，察举孝廉者，必须先任郡国吏职若干年，才能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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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儒生士人经几百年发展，已成为一个文化雄厚、影响巨大的社会阶层。汉末的士林品题，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选官，一旦在士林获得好评、赢得“士名”，则州郡公府辟命交至。所以时人感叹着“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30)。“士”高于“吏”的品位安排，逐渐萌生了。东汉孝廉察举与公府征辟，原是“小吏干佐”晋升为朝官的两大途径，而此两途，逐渐被儒生名士所充斥，单纯的文吏难以晋身了，只能长居下僚。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有别”以及“流外”制度，由此发端。王朝的品位安排，在“分等”上开始向“士”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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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下，“士、吏有别”就充分制度化了。东汉官僚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吏员的“官僚化”，单纯的职业吏员群体，演化为一个“官僚阶级”；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断的“世家”传统，开始再度积累出来，出现了世代做官的“官族”；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这些变化的叠加，使士阶层在魏晋间发展为士族阶层。其对王朝品位结构的影响，至少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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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察举制的变迁。魏文帝时的孝廉察举，是“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仍然因袭了东汉的儒生、文吏分科察举的办法；而魏明帝“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31)，以经学为标准，等于取消了文吏的察举资格。西晋秀才科又实行了对策，对策变成了一种文学考试。由此，孝廉和秀才这两种品位，都面向儒生文人了，成了“士”的身份标志，“吏”被排斥在外。唐代进士试诗赋、明经试经学的两科并立体制，由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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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中正的人选，通常应由名士担任；中正的品评标准是德才，这显然是“士人化”的标准；中正品评被称为“清议”，表明它在形式上继承了汉末士林品题。所以中正品是一种面向士人的品位，非士人者难以获得中正品，只好屈就官品九品以下的吏职了。南朝选官，恰好就有“二品士门”和“吏门”的概念。“吏门”就是中正品较低、只能充任低级吏职者。中正制推动了“士、吏有别”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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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选官论“清浊”的惯例。魏晋以下的官场，把官职分“清官”与“浊官”。“清官”被文化士族独占，寒庶之人不能染指，只能任“浊官”。“清”这个字眼，在汉末以来，就被用来描述与士人相关之事象了，如士人的节操称“清节”，士人的才华称“清才”(32)。中古时代，“清族”、“清华”又用于称呼士族门第。而所谓“清官”，大多是文翰性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适应了士族的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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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南北朝诞生的“流外”制度。流内外制度的产生，与中正品有直接关系。本来，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中正三品以下是吏员。而北魏孝文帝把中正品三至九品这7个等级转化为流外官资，并把相应的官职从官品九品中分出来，另设流外七品；此前中正二品者所任之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北齐把流外七品，增为流外九品，为隋唐所沿用。这样，官品九品面向士人，流外品面向吏员的体制，就正式出现了。流外品的出现与中正品的关系，参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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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官阶的流外制度，是以中正品为中介、因中正品的推动而产生的，是九品官品与中正品的互动结果。对这一点，魏孝文帝非常清楚，他宣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33)也就是说，流内流外之别，来自“君子”、“小人”之别，就是“士—吏”之别。梁武帝所设十八班制，也是以中正二品为界限的，“位不登二品者”另为七班，或者列入三品勋位、三品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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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官14品之下，也有一个办事员层次，很像中国的“流外”(34)。现代文官也有高级文官与低级行政人员之别。近年有人主张，把中国公务员分成文官与文员两类，分别实施管理(35)。但这些规划，都不是以高级文官是“君子”、低级文员是“小人”为前提的。这是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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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中古士族的衰落，唐代取消了中正制，科举制取而代之。对科举制取代中正制的变革意义，学者给予了充分强调。但人们忽略了这样一点：就面向士人而言，科举功名与中正品，其实又是一脉相承的。从汉代士阶层、中古士族到唐宋文人，是一个连续的变迁，只不过士族的贵族化程度较高而已；从察举科目到中正品、进而到科举功名的变化，其背后就是士阶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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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袭用了南北朝的“清官”的概念。在官品之外，“清”构成了对职位的附加评价，与官品并不完全重合。以卫官、斋郎起家时，对“清官”给予优待：“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斋郎“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36)。“清官”、“清资常参官”子孙的起家特权，因“清”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当三品，六品者相当五品。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不得任清要官(37)。为何优待清官呢？正如章如愚所说：“唐之制虽不纯于周，而其亲近儒士之意，则犹古意也。何也？有常参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38)可见“清”仍与“儒士”相关。当然，魏晋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习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唐朝则“人因官而清”，居“清官”则“清”，不居“清官”则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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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说，流内品官都是士人。清朝的2万多名文官中，功名拥有者约近半数。不过那些“异途”出身者，大抵要先捐监生，然后才能捐官职(39)，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把科举官僚看成品官的主体，应该问题不大。近代文官的高级、低级之分，往往也跟学历有关(40)。在文官等级和教育等级相对应一点上，传统中国是很“超前”的。只是在中国，“流外”的产生与中古士族有关，其身份意味特别强。叶炜君的考察显示，到了唐朝，流外品就摆脱了士族偏好，“职位分层”的意义浓厚起来了(41)。然而身份性还是有的，在整个科举时代，流内与流外都是一道鸿沟。在身份特权、文化教养和社会特征上，士大夫与流外吏员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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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关系，就经历了如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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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朝“士、吏有别”，爵在士以上的贵族，是一个拥有雄厚文化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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