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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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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清代科举制度改革与废除的研究，学术界宏论迭出，硕果累累。但国内外研究者对停罢科举的历史作用及影响依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4]对一种制度的评价与分歧如此之大，虽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但却是由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诸多功能与重要地位所决定。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清末为了效法泰西、追求富强，引进西方国家新式教育和文官制度取代科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科举制对于西方文官制度曾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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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举历史漫长，研究历朝历代科举制的学人众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清代科举研究往往只是通论的部分内容。1934年邓嗣禹所撰《中国考试制度》，开拓性地将科举的整个历史作为专题，清代科举为其中组成部分；其后又编辑了考试制度资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1946年日本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扼要地全面介绍了科举制度的基本结构及运作程序，涉及科举改革与停止的叙述虽较简略，却有筚路蓝缕之功。此后，关于科举停废的研究多见于一些教育史的论著，或相关研究作为叙事背景而略有提及。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前，科举停废的专题性讨论尚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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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相关研究的进展，对于科举停废问题的探讨有着更具实质性的推动。1955年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研究的名篇，对于认识绅士阶层的不同构成，太平天国前后绅士的变动，以及科举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大量使用了各省方志，细致观察分析了5473个案例后，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9世纪中叶以后，绅士阶层的成分有较大变化，新进者多是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且自嘉庆朝以后比例大大增加，已严重影响了绅士阶层的总体素质。这一趋势意味着在科举停罢前很长的一个时期，由于捐纳制度的冲击，科举作为正途的作用已大幅度减小。对绅士阶层在科举停废前如此重要的变化，此前学术界甚少关注。对于张仲礼根据大量案例分析而得出“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的重要结论，[5]后来的研究者也缺乏应有的重视。结果必然导致研究前提的偏差，即将实际已变之科举，当作未变之科举来研究，其结论自然难以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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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5岁高龄的末代探花商衍鎏以亲历者的身份发表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对清代科举考试的源流、类别、规制、程序、实施情况叙述甚详，文武科举均有涉及，作者搜集考订了零落散失的资料，提供了各种考试时间及相关文献，其对八股文程式的考辨和科场案及其逸闻等的记载，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信息，其中包括50多幅珍贵的图片和照片，成为清代科举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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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海外学者对清代科举及其改革有了相对集中的关注，最显著的成果为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的傅吾康《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6]尽管今天看来该书的内容略显简略，可是将科举改革和停废作为专门问题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而且将戊戌时期改科举与新政时期的废科举前后联系考察，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给予后继研究者以积极启示。此后，1971年出版的威廉·艾尔斯的《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以及同年玛丽安·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都涉及科举改革及停废的人物和史实，指出这一事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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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港台学界对于清代科举史事的兴趣浓厚，先是台南成功大学年已81岁高龄的刘兆璸于1975年出版了《清代科举》一书，其中第十六章“停科举后之各种考试”，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停科举后的考试优拔贡、举贡会考、留学生考试的概况；[7]继之黄光亮的博士论文《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于1976年问世，以清代科举为专门研究对象，重点在清代科举的程序，其在叙述清代科举渊源沿革方面，用力颇深。第十章第三节“科举废止后之措施”，注意到中国古代旧制学校与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认为这是通才教育与“专门实用之学”的差别。尽管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然对后来的研究者仍不无启发作用。该书还依据政务处《奏定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文本的内容，述及科举停止后清廷对于举贡生员安置的相关规定。[8]1979年，珠海书院黄景声的硕士论文《清代考试制度》，第六章为“考试制度之废除及停科后之考试”，依据相关章程文本对科举停止后的旧学与新学考试，进行了基本史实的梳理与概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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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王德昭遗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是较为全面论述清代科举发展变化线索的一部力作。作者运用包括清人文集和笔记小说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相互参证，对明清科举制的递嬗，科举与学校、书院的关系，清代科举制度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及其原因，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将改革科举的议论上溯至康熙与乾隆时期，并对道咸同光四朝议改科举的奏章建议及相关史实进行认真梳理，在厘清线索的同时，力求揭示清季朝野有关科举存废之争背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根源，显示了作者在史实考证方面的深厚功力，也表明其对于科举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有着敏锐的触觉和关怀。尽管科举停废的部分着墨不多，主要是基本史实的铺陈，但全书研究方法的严谨，爬梳史料的细致，尤其是对各种不同类型史料的比勘，于后学者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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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科举停废问题的关注，多从宏观角度立论，试图把握或揭示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最为值得注意之处，是将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专题研究，试图借此拓展研究空间并深入分析相关事件之间的关联。1995年，罗志田在台湾《清华学报》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文，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论据，用社会科学的眼光观察分析科举废除的影响，认为废科举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四民社会的解体，科举废除之后，以刘大鹏为代表的旧式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每况愈下”。“四民之首的士（而且是那些主观上希望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者）自己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也就随之解体，不复存在了”。[11]此后，罗教授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论点，认为“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原处于边缘的新兴社群逐渐进据政统，形成了近代中国“正统衰落，异军突起”的显著特征。科举废除后的近代教育，其“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12]上述两文相继发表后，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其研究提示，由于科举本身是具有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于认识和理解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至于废科举导致知识分子边缘化以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似与既往一些先行研究及近年研究者关注到的史实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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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萧功秦撰文，强调科举制同时具有特殊的社会整合与凝聚功能，并使社会文化价值高度统一，废科举则导致了近代以来文化的断裂。[13]1998年，何怀宏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思想与选举制度发展的历史重新审视，提出了“选举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废除科举是一个渐进的、相互联系和衔接的过程，其结果是“原先的渐废派在内外形势的冲击下自己主动转成了立废派，从而亲手结束了这一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他们自己大多也是从中出来的科举制度”，[14]并强调日俄战争对于废除科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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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何怀宏并不急于提供某种范式和结论，而是认识到科举及其废除，“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许多疑云需要继续澄清”。作者注意到社会对科举废除一事反应相当平静，并就原因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鉴于废除科举后绅权反而上升，在观察与评论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作者认为与“边缘化”相比，社会的平等化也许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为确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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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98年，周振鹤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由于奖励学堂出身的制度衔接，“废科举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消除了士绅阶层的疑虑，成为官绅之间新的一种默契”，“清末的废科举与兴学堂的实现，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15]换言之，科举革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士绅阶层并非被动地参与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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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千年，关于清代科举的研究渐入高潮。显著的特点是国内外多学科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清代科举重新审视，并重点考察革废的过程、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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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新作，是美国学者艾尔曼的《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文化史》。作者曾在经学及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下过功夫，可以驾驭一般外国学人难以掌握的研究对象，他对宋以后的科举制度进行全方位考察，不仅关注那些参加科考后落第的人，且在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开放性，以及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与既有成说不同的看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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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方面，王先明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晚清绅士阶层的流动和变迁，认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功名与出身仍然是个人或社会集团获得社会地位的起点，但在科举停废前，实际就已打破了传统以功名实现社会流动的单一取向。[17]这一结论可与前述张仲礼的研究相互印证。汪小洋、孔庆茂则爬梳了科举文体的历时变化；[18]章清对议改科举时期改试“策问”的情况做了考察，认为凸显策问的作用，“实际与对新知的接引联系在一起”，可通过具体问题，测试士子掌握新知的程度。[19]台湾学者刘龙心则通过对这一时期各类策问汇编出版物的研究，以及对闱墨中策问考题与答卷的分析，揭示了策论的困境，即“阻挠了中学在致用的意义上与西学接引的可能性”。[20]章、刘所持观点虽有不同，但两人的研究均深入到科举改革的具体内容，对后来者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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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先后撰文考察了最后一届乡试与会试的情况，肯定“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并提出一些传教士热衷批评科举的动机，似与其传教活动相关，因为科举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而八国联军烧毁京师贡院更是蓄意行为，此举与《辛丑条约》一道，造成强烈的冲击效应，可能影响到四年后科举的废除。这一论点颇具开阔视野的新意，揭示了外来势力对科举的冲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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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齐福则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分别考察了当时社会对科举改革的认识和主张及其付诸实行的情况，着重研究近代社会变迁及其价值观念变化对科举制度改革产生的影响。该书在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及其与科举变革的关系、近代诸多新观念的生成对科举制度的冲击等方面，论述相当深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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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改革的阶段变化方面，李绮注意到科举改革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对清廷决策的影响；[23]刘绍春则认为科举的渐变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急迫情形下，无法满足时势需要，科举与学堂并存成为新教育推广的障碍，故最终采取矫枉过正的过激手段停科举是历史必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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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废科举的社会后果与影响方面，刘佰合、蒋保认为停废科举导致社会整合的弱化，具体表现于信仰的崩溃与权威的丧失。[25]徐辉强调这一举措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产生重要作用；[26]沈洁通过对废科举前后江苏等地乡村学务情况的考察，注意到“新旧之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与冲突……除乡村社会未能登进，老苦无依的弱势群体外，还有变迁之际成功完成身份转型的原科举功名拥有者……他们继续在上升性流动中占据较为主动的位置”。[27]张亚群则认为废科举是近代高等教育转型的突破口，但因“未能吸取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对普及乡村教育，维护城乡、区域间的教育公平产生了负面影响”。[28]杨齐福注意到新式教育虽然在废科举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却出现了办学敷衍、各地发展不均衡、学生成分贵族化、人文精神失落、未能脱离科举陋习、官学特征制约自身发展等偏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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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章制度研究见长的李世愉从清代科举史料考辩入手，揭示了制度建立过程及相关事件与清朝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书中关于雍正年间河南封丘生童罢考事件的剖析，表明朝廷所给予生员的优待，已养成士子的特权意识，并借以挟持官府。而咸同时期大规模增广学额，成为清政府敛财以充军费的手段，直接导致了士风的败坏。[30]这一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表明，搜集、挖掘和梳理众多史料，通过资料呈现历史事件或人物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活动，实为史学的深厚根基和史家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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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学者尝试进一步重建改废科举的相关史实。马勇就1898年康、梁等维新派围绕废八股问题连续出奏，以及朝廷内部的不同反应，澄清了军机大臣刚毅和礼部尚书许应骙多方责难与阻挠的事实，以及光绪与慈禧对新旧党争在八股存废问题上的态度，展示了戊戌变法期间复杂的矛盾纠葛与政局变化的关系。[31]其研究提示，决策者的认识对于制度兴革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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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后，旧学士子的出路如何，一直是科举制研究的薄弱环节。2005年皮德涛、肖宗志分别从《江楚会奏三折》及其后科举改革的章程入手，依据相关文本规定，描述了清廷对旧学举贡生员出路安排的思路和决策、实施的部分情况，认为既往“无策善后”说与实不符，且注意到“许多得到出路”的举贡生员，最终成为“清廷的异己力量”。[32]在相近时间，赵利栋通过若干统计分析，指出科举改制、推广学堂乃至停罢科举之后，下层士绅获得晋升的机会，并借与官方的合作机会，大量介入了地方公共事务，扩展其权力，使下层士绅的角色合法化，成为推广与创办新式学堂的主体。[33]2007年蒋纯焦考察了晚清以降的塾师状况，认为清末私塾改良并没有造成塾师生存状况的恶化，“直到清廷垮台，私塾相对于学堂，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塾师地位与生计的真正衰落，是在民国时期。[34]王跃进也指出，废科举使醉心于八股的应试文人走出象牙塔，关心国计民生，清政府因此成为最大的输家。[35]这些研究不仅较多注意并利用了前人的相关研究，且将官方文献与报刊报道进行对比，所得结论与学界既往认识，似有较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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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学人在从不同视角研究清代科举制的同时，对科举停废的意义和作用影响的评价差异，呈现日趋扩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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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除科举的直接结果，不少人主张科举废除导致清朝灭亡说，进一步考究，又有被动与主动之分。以被动说为例，田澍提出：清政府“仓促废除科举而无相应的替代制度，对准备科举者的出路没有做出妥善的安排，导致人心的急速流失、政局的更加混乱和政权顷刻间的土崩瓦解”。[36]杨天宏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传统的重文轻武价值观念的变化，知识阶层地位下降，军人地位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科举这一维系文官政治的制度的废弃，为军人秉政打开了方便之门。民初延续几乎一代人的军阀统治，成因固然十分复杂，但科举废除而又无术以善其后，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37]萧功秦注意到绅士阶层的消失，以及科举废除后新旧学的断裂，认为其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结构性的破坏，造成了知识精英的“游离”与农村文化的“无根化”。[38]有人主张，科举的废除标志着传统的甚至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被堵塞，“于是统治阶层中昏庸无能分子激增而社会中精英分子却游离于政权之外，从而造成强大的社会参政压力，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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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论点截然相反，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指出，科举的废止使得士绅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权利，扩展了其影响。[40]何怀宏也认为社会精英并非因为没有出路而抛弃清朝，恰恰相反，在科举废除后的几年间，通过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的选举，“绅士权力至此达到了一个扩张的顶点”。随着辛亥革命进程中绅权对王权的主动抛弃，绅权“很快被一种新起的、它更难于抗衡的权力所取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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