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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径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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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人论著可见，停废科举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列举改废科举的各种议论、章程，以及废科举对于中国社会的宏阔影响等方面。尤其谈到影响，某些意见似有凭借一般性知识或个别史事做大胆悬想与普遍推论之嫌，时间与空间的界定不严谨，未能全面综合地证实相关各方情况，论点与论据似乎难以相互照应。改科举如何进行，虽然有所探究，观念还是新旧两分，对于文体、场次顺序等科举内在本意的变化，缺乏了解之同情。至于决策过程，则大都限于依据议改科举的奏章及谕旨的文本，勾勒推进的时间简表，未及背后的人事及曲折；而各自的理据，不出与新式学堂教育抵触、培养不出有用于时的人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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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一项影响千年的制度，虽然看似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改与彷徨犹豫，既往鲜少关注，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戊戌至新政的几年，对改科举的过程及实施效果、学堂与科举进退胶着方面涉及较少，相关史事还有大量可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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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于所论涉及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对史实的把握，以及局部与整体的观照，难免存在差异。恰当的研究态度，应是首先弄清楚事实及前人本意，而非发表看似义理虚悬的认识。例如，科举究竟是取士抑或选官制度，相关论著往往混淆不清，实则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已经考证，举士选官在三代本为一事，“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50]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于厘清源流时强调：“举士举官本合为一，自唐以试士属吏部，试吏属吏部，而其事始分”。[51]科举停罢，清廷拟合并科举于学堂，导致取士举官再度合二为一，后科举社会出现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情形较为复杂，迄今未能厘清。诸如此类的问题，倘若不细致爬梳以重现史事，极易陷入无休止的争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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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于科举停废研究的诸多歧异，除观察角度和研究重心不同，涉及问题的方面与参照标准有别外，主要还是与科举停废密切联系的许多重要事实的发生演化依然笼统模糊，未能具体厘清相关。例如，关于科举由渐改到立停的过程、原因，许多著作依据相关奏折文本加以阐述，并未追根寻源，揭示这些奏章提出的具体时空条件等相关语境，及其意涵变化的内在联系；或虽有分析，亦主要就是否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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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举兴革及其实际影响，不能不了解其基本思路与决策、实施情况。尽管谕令与奏章，确为宣布决定的凭借，但不少真实原因和过程，矛盾冲突与人事纠结，恰好隐伏在章程文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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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伦理社会，重视人伦、讲究人情之外，人治为专制之凭借，统治者的意志之于制度兴革具有重要作用，而统治集团的成员力求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使其意见与主张或多或少地参与决策过程，只有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的人事纠结与矛盾冲突，才能具体认识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决策内容和结果。至于社会舆论的影响，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或渠道影响决策，也要落实到具体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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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将废科举作为历史事实予以深究详解，则尚嫌粗疏、可以深入扩展的方面比比皆是，除了由改科举转变为废科举之外，诸如戊戌时期的诸多科举改革举措，具体落实情况及成效如何？科举是否在所必废，清廷为何在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的决定颁布后，不到一年时间便推翻前议而遽然宣布直接废除？这一重大决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具体由何人动议、运作并最终做出的？科举停废后，对旧学士子有无善后措施以及如何实行？颁布的相关章程和施行的效果是否一致？不同年龄的旧学士子对于科举停废的感受和态度怎样？面对后科举时代，他们如何进行抉择，其命运有何变化？科举停废究竟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造成怎样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凡此种种，均有待于在爬梳材料、厘清史事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的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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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形式，绝非孤立存在。一方面，设制与施行是社会秩序稳定需求的产物；另一方面，制度的推行贯彻，需要相应条件的支持，尤其是一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衔接与配合。由时代变动所引发的社会需求变化，必然导致与现行制度的不适应，必须及时进行相应的改变调整，又因此引起一制度与相关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周详的通盘规划和适当的调整步骤，必然造成相互制约，甚至引发体制崩盘。孤立地就科举而论科举，势必将多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归结为单一因素，人为割裂制度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破坏其原有生存与作用的环境，不能将制度归位于应有的社会联系之中，史事的复杂多样消解于简单化的理解之中，则所谓见解，非但不能近真，反而离事实更远，甚至混淆事实，妨碍他人的解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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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停废的作用与影响，评价最为分歧多样。对历史多样性的认识，本是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旨，就是尽量避免片面化和绝对化。用单一观念观察解读历史，其实是相当危险而且有害无益的事。这绝不等于说历史真相不可求因而不必求，求真当为史学的重要功能，也是衡量史学研究有无贡献的准则，无益于近真的所谓历史研究，非妄即伪。只是历史本相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近真的取径做法和程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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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家柯文阐述其对于历史学的见解：“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52]在他看来，尽管学者的最初愿望是忠实于事实，但所有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的主观成分，因为在对众多事实选择并加以解读和分析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在提出问题和进行假设的同时，反映了自己实际关心的主观意向。因此，如何约束主观而接近客观，是历史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直接影响其研究近真的程度以及效率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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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初，各种东西方学说制度竞相传播实践，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新旧制度的因革兴替和新旧观念的交融转换混合交织，不仅使当事人的思维行为陷入困惑，也给后来者的认识理解造成困扰。如何约束主观，避免成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理解各种历史意见，进而以其总合为时代意见，是接近历史本相和了解前人本意的必由之路。以往废科举研究存在的普遍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看待科举及废科举，大体是依据近代废科举人士的意见和历史叙述，等于预设反科举的立场，在以废科举作为研究对象之前，先以废科举正确作为研究的态度，对于科举的设置立意及其运作程序，缺少从设置者和调整者立场看的了解之同情，对于改废科举的作用影响，也未能超越废科举的当事人那种时不我待的快速求富求强心理和以西为公的认识局限。在这样的语境下，并非废科举的积极主张者，也都相继接受了废科举中国才能富强的说法，并且逐渐失去话语权，甚至消失于后来历史叙述的视野中，在学人视而不见之下，被动地成为失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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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和视角，似为老生常谈的废科举，可以探讨的问题量多而宏大。仅就以往研究的偏向而论，打破就科举论科举的局限，不能不关注道咸以降相关制度变动的事实联系及影响，力避预设以废科举为进步的立场以致看朱成碧，更须把握议改科举的立意、作用、实效，并体察清季国人希望根本解决一切问题以及一切以西为优的心态，分别了解朝野上下对于变革科举方式做法的各种意见考虑，在东流到海不复还之下看出此前江流曲似九回肠，必须依照时空顺序详尽展现史事进程，包括废科举之后的科举制余绪；要避免将各种社会变动都直接归结于科举存废的笼统宽泛，更须注意社会整体变动中各种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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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物研究容易陷入以研究对象为中心，难以避免以其亲疏为取舍，甚至以其好恶为是非，不自觉地放大个人的作用，弱化甚至忽视相关因素（譬如地域、年龄、阅历等）的影响，以偏概全的怪圈；而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又常常可能忽略领袖与权势之外，一般人物的言行及其交往所反映的真实社会生活场景，以及普通民众在社会制度变动中命运的跌宕起伏。制度研究，既要以整体驾驭具体，又要尽可能由碎立通，将人物、事件与制度等诸多因素按照史事变化发展的本来顺序加以呈现，逐渐接近历史丰富复杂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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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新旧对立、传统与现代的范式来诠释后科举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似乎过于简单，这些含有先入为主的褒贬之意的架构，难以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缠绕纠结下的社会变动，也难以表达不同人群面对巨变两难抉择的复杂心态，[53]解读其看似矛盾的种种言行。而这些恰是历史本身最为复杂丰富的面相与厚重且耐人寻味的内容。凡此种种，均须对科举改革与社会互动的联系，具体、深入、尽可能贯通地全面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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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广泛搜求与利用各种官私文献资料，努力超越既往思维定式，多视角观察科举制直接、间接关联的各层面，尽可能全面、具体地了解晚清科举不同阶段的变化和特点，把握其历时变化与共时特征，认识与科举相关的各种制度变革纷繁复杂的动态变化，以求深入理解科举停废的决策过程及其后的连锁反应、实际遗留问题和错综复杂影响，正是本书努力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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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科举制始于何时，史学界并无定论，但近年来，以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为进士科创设、唐朝武德年间国家以科举贡士之始的观点，则为较多学者所采用。张希清著、吴宗国审定《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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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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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册，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4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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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不少论文只是若干理论概念的演绎及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承前启后的学术研究，此类文章恕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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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34—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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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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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兆璸：《清代科举》，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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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版，第344、345—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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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景声：《清代考试制度》，香港珠海书院硕士学位论文，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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